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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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双方僵持，我们就平安无事。如果双方厮杀，我们就声称要派兵去援助。他们根本没工夫来侵犯我们，我们也就可以休生养息了。
要是按照旧例，把降人安置在海滨，俺答就会日日南侵不止。如果分配给诸将，让他随营立功，他一个少爷，受不了约束，日久必然生怨，早晚是要跑回去，说不定会惹出祸事来，得不偿失。这是下策。
——王崇古出身于山西巨商家庭，的确是精于算计。他和方逢时都是嘉靖二十年进士，两人从政后都一直负责军事，一脑袋都是在想怎么不战而屈人之兵。
与此同时，与俺答接洽的事情也开始部署。方逢时准备派百户鲍崇德去和俺答谈。
张居正在事发不久就听到风声，连忙写信去询问。他问：“昨天有人自云中来，言虏酋有孙，率十余骑来降，不知的否。……若果有此，于边事大有关系，公宜审处之。”
接着，王崇古的上疏就到了，高拱和张居正看后，不约而同拍案叫绝！他们都看出了解决问题的契机。高拱在回信时，说这是“盖数百年所无者”。张居正回信说：“顾此事关系至重，制虏之机，实在于此。”
王崇古在奏疏上提到的“板升”，是指一伙汉奸。这伙人以赵全、李自馨（原明朝的生员）为首，投了鞑靼以后，在边境以外诱聚明朝的逃民、降人、乱兵、秘密教众等，渐渐聚起了几万人。又在丰州筑了城堡，开水田，过起日子来了。“板升”是蒙古语“房子”的意思，当时就特指这些住房子而不住蒙古包的汉人。
“板升”的成分很复杂，叛逃的原因也不一，有的甚至颇令人同情。但是他们投降敌人后，出于对明朝的忿恨，常常鼓动和诱使鞑靼杀掠明朝边镇，他们自己也参与其中，这就无可原谅了。
赵全是个极聪明的人，对明虏双方形势力洞若观火。俺答视其为心腹，每次出征，都要先到赵全家里喝酒议事，商量完了再依赵全的谋划行动，无不中者。有了“板升”们的介入，俺答的战略更加高明，明朝边境的形势也就更加严峻。甚至赵全还在谋划称王，准备尊俺答为帝，要学千古逆贼石敬塘了。如其所谋，大明的半壁江山就要危矣！
因此这次解决“三娘子危机”，大明的上下，都把解决板升的问题一并考虑在内。
明朝处理边境危机不当，以往是有惨痛教训的。
早在嘉靖三十六年，俺答的儿子辛爱有个小老婆桃松寨，不知何事与辛爱闹翻，率部前来降明。辛爱大怒，兴兵来讨。其时的兵部和宣大总督惊慌失措，毫无章法。竟然诱骗桃松寨及其部将出塞往西跑，然后密告辛爱将其追上捕杀。此事丢透了大明的国格，不仅令降人寒心，鞑靼方面也瞧明朝不起，气焰更为嚣张。
张居正经过思考，立刻给王崇古写信，详授机宜。
他说：往年桃松寨的事情，中央处置失当，人皆嘲笑，至今齿冷。今日之事，又非昔比，所以决不能草率。刚才我接到情报，说俺答来到边境来要人了。我方就怕他不来要，白白扣了人质，反而结下怨仇。“今来索要，我之利也”。
张居正随后把策略详细道来，他说：王公您首先要坚壁清野，守险以待之。然后好言对俺答说，不是我们诱使你孙子来降，是他羡慕我们先进文化、厌弃了你们的落后文化才来的。按“中国之法”（原文如此），凡是拿下虏酋及其子孙的首级者，赏万金，封侯爵。但我不能这么做，因为那吉是慕我教化而来，我不忍心杀掉，而且给他的待遇相当不低。您要是想要人，就端正态度来谈判，如果您斩了叛徒赵全等人之首，与天盟誓，数年内一骑不得入我边关，则我可以礼送您孙子返回。您现在提大兵来要人，难道我怕你吗？如今的宣大人马，又不同于往年了。你要来就来，我伺候着！
张居正又指示，一定要将把汉那吉看好，不能让他与外面通声气，以免他私自跑回去。对于陆续来降的人，如果是“真虏”的话，就分配给将士：“华人”（原文如此）则让他们各回老家，不宜让他们聚在一起，以免生事……
此后，高拱与张居正的应对策略，可说是有板有眼。俺答这个盖世英雄，完全被他俩的策略牵着鼻子走了。
把汉那吉究竟是不是“奇货可居”？这是处理事件的关键，高拱立刻做了调查。得到情报反馈说，俺答原来是个极怕老婆的人（不过又何以能娶了三娘子？），他老婆就是把汉那吉的奶奶。不仅俺答爱这个孙子，奶奶更是爱。老太太得知那吉是因为老爷子的缘故降了明，气晕了，拿起柴火棒子敲俺答的头说：“即中国要汝头，吾当与之，吾只要吾孙也。”（高拱《伏戎即事》）
这个是没有问题了。高、张二人立即决定，建议授予把汉那吉“中国名号”（原文如此），并鼓励他吸纳过去的部众。因为凡是授予了中国名号的虏酋，威望都能凌驾于所有的大漠部落。这就构成了对俺答的巨大压力，迫使俺答同意我方开出的赎人条件。只要谈判达成协议，“吾中国乃得以日修战备，而享数十年之安”。
第三步，就是要坚守堡垒，“勿与轻战”。即使俺答示之以弱，也不要攻击。而是不断骚扰他的后方，让他来了也掠夺不到什么东西，只能徘徊在野外。
第四步，派人在阵前喊话，说：“那吉来降，我们厚待如此，你不感恩，还敢威胁？你要是有你孙子的远见，羡慕意义来降，待遇又岂止你孙子这样？你拥兵而来，不惭愧吗？”瓦解他的心理防线，促使他答应谈判。
第五步，对俺答的气焰，也要适度给予回击。俺答被老婆逼得急了，率最精锐的兵马，大破云中，直抵宣府，“索那吉甚急”。后王崇古派善战的总兵赵岢率兵袭击，趁着俺答在宣府一带往返交涉，心神不安，大败了俺答的前锋。俺答畏惧明军之盛，稍稍退兵，开始有了求和之意。
这个凶悍的蒙古汗王，在老妻的逼迫和大明两个书生宰相的策略面前，完全被搅昏了头，只有一步步就范。
担任此次谈判的明方主官，是一个小人物——鲍崇德。他以前曾被鞑靼掳去服过劳役，精通虏情，和鞑靼方面交情甚密，这次是自告奋勇前往做说客。
到得虏营，他按照既定方针鼓动了一番如簧之舌。俺答见明军不好欺负，又担心那吉的性命，本来就已乱了方寸，听了鲍崇德软硬兼施的说词，不禁心动。
有记载曾把他的表现描述得活灵活现。说是，俺答屏退左右，对鲍崇德说，我本意就是想进贡来的，都是赵全他们哄我，说我该坐天下，唆使我连年用兵，两下里不得安宁。
俺答说：“今天（这次老天爷）使我孙投顺南朝，乃不杀又加官，又赏衣服（可怜我还穿着破的呢），恩厚若此……（哽咽几声）若果肯与我孙，我愿执献（绑了他娘的）赵全等赎罪。我今年老，若天朝封我一王子，掌管北边，各酋长谁敢不服？再与我些锅、布等物为生（好多年都没喝汤了），我永不敢犯边抢杀，年年进贡。将来我的位儿，就是把汉那吉的。他受天朝恩厚，不敢不服。”（刘应箕《款塞始末》）
老汗王上了道了，从此放弃了成吉思汗的大梦。
朝中得报，高拱立即主持了汇报会，请隆庆批准同意放人。到十一月十三日，诏下，完全同意高拱、张居正的计谋，授予把汉那吉“指挥使”官爵，那吉奶**老公为正千户，其余人也有封赏。这下子，那吉穿上了正三品的大红袍了，煞是荣耀。
六天以后，十九日，俺答就把赵全、李自馨等八名“板升”头目一起绑了来。
二十一日，明朝隆重遣送把汉那吉返回家乡。
把汉那吉又回来了！再不复昨日的狼狈像，一彪人马在大明官兵的护送下，红袍金带，褐冠朱旗，吹吹打打出了关。
大明官员见到俺答，拔高了声音，正色告诫他：“那吉是我天朝官人，不比寻常，着俺答好生看待，不许作践他！”
俺答此时百感交集，连声承诺。一见到宝贝孙子那吉，连忙滚下马来，爷孙俩抱头大哭。
紧接着，高拱、张居正就把“封贡”和“开市”问题提到了日程上。封贡，就是要封给老俺答一个名号，俺答从此算是归附明朝，自认属国，每年进贡马匹。开市，就是在得胜堡开辟集贸市场，蒙古方卖马，明方卖布匹、丝绸、铁锅、茶叶，互通有无。
嘉靖初年以来蒙汉对峙几十年的阴霾，将就此消散。
但是，朝中反对势力很大，舆论一片哗然，其中以兵部反对最甚（估计是怕今后无油水可捞了）。
大明的官员，为什么对俺答的态度如此强硬呢？这里面有一些历史渊源。
宋时抗金名将岳飞遭冤杀，本朝民族英雄于谦也同样遭冤杀。这两位“少保”的命运，引起了后人强烈的同情。到了明中期以后，在士大夫中形成了一个情结，那就是对外只能开战，不能妥协。谁也不愿意被指为误国。
但是，仅仅有义愤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必须活在地球上。睁眼看看，明朝的军队，实在是没法提了。明中期以后的军务，废驰得一塌糊涂。每镇的边兵里，不仅缺额，且有一半不过是民兵（土兵、募兵），不是正规军，战斗力很低，装装样子还行。
张居正所关注的军粮问题，也是个软肋。常常发放不及时、不足额。当朝的大官又喜欢经手银子，所以后来经常按粮食数额折价发银子，折算率又很低，以借此剋扣。发一斤粮食的钱，士兵在市场上根本买不到一斤粮食。饭都吃不饱，又如何打仗？
明初洪武和永乐年的军队，还叫个军队。而看当下军队装备和士气，只能说是乌合之众了。因为军费不足，士兵们军衣褴缕，形同乞丐。所谓铠甲，就是在衣服上缝点儿小铁片，跟唱戏差不多。甚至还有以纸麻塞在衣服里充数的，称之为“纸甲”。真真闻所未闻！
所以，以如此之军力，去挡俺答的十万雄兵，不是以卵击石？
人们习惯了，自成化年后，凡是能杀得三五个敌人的军队，那就是铁军了。武宗在正德十二年微服出塞游玩，与北元的军队遭遇，损失官兵几百名，杀死对方16名，竟宣布是获得大捷。弘治十五年，杀了达延汗80余人，竟然保举了1563个有功官员。即便在最近，由总兵赵岢打胜的一仗，也不过斩首对方6人！
面对这样的军队，任是什么样的“愤青”，也是没脾气了。因此，在处理“三娘子危机”的过程中，高拱和张居正的一系列策略，都是相当之高明的。
在目前，如何才能“不教胡马度阴山”？
硬打是不可能了，只能智取。张居正坚持“封贡”和“开市”的主张，你总要让人家有饭锅用嘛！他写信叮嘱王崇古和方逢时，在此问题上决不能退缩：“事机所在，间不容发，尊见既定，断而行之！”
朝中以内阁与边臣为一方，兵部与言官为一方，形成尖锐对立。反对派无非是认为，议和乃示弱，马市易启边衅。甚至有言官诬告方逢时等通敌，罪不容诛。言之凿凿，就像亲眼所见一样（言官的话，要到爪哇国去听）。
高拱、张居正抓住根本不动摇，命中书官翻出成祖时的老档案，上面载有成祖封北元归顺者“忠义王”、“忠顺王”的先例，堵住了反对派的嘴。
最后由隆庆亲自“上裁”。他说，“此事重大，边臣最明白底细，现在边臣说干得，你们几位爱卿也说有道理，那就干吧，多费点钱粮也罢。”
一锤定音！
隆庆四年十二月，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其子弟也各给封赏。同时宣布开市。
明廷对开市也做了一些限制，以防发生负作用。为了防止鞑靼把锅买回去后翻造兵器，特令边贸只能出口“广铁”铸的锅，据说广东的铁锅硬度不行（低档产品），造不了兵器。火药硝磺等严禁流出。至于棉花、衣服等蒙古人民急需之物，全部放开。
十二月二十二日，赵全等“诸逆”从边境押到。隆庆亲自主持受俘仪式。此项仪式之庄重，在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中有极为传神的描绘。而后千刀万剐，传首九边（头颅在九大镇巡回展览）。
祸首伏诛，天下太平。
这样做，其实哪里是多费钱粮？和谈以后，仅宣大三镇，每年就可省下边费60万两，等于明朝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赚大了。
关键是老百姓可以喘口气了。史书上关于休战后的描述，欢欣之辞令人动容。譬如“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明史稿》），譬如“由上谷至河湟万里，居如堵，行如家”（《国榷》），又譬如“九边生齿（人口）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方逢时语）。
可怜老百姓，“有生之乐”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