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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黑皮自白-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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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你们的出路问题,应该靠拢人民,与反动派一刀两断。这个决心要下,要用行动表现出来,要老老实实地向人民低头认罪,诚诚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就有你们的出路。在我们队伍里也有从反动派来的人,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的起义,就受到了人民的欢迎。你们应当选择自己的出路,那就是靠拢人民……”

讲到11时,讲完了。我对宽大政策与出路这两项很注意,我心里明白,现在要检举特务立功赎罪。没有这个行动,不足以表达向人民靠拢。

晚上,我们这几个人在一起研究如何检举,他们说:“北满支台在督察处埋了两部大电台,埋在什么地方了?”

我留了一个心眼,没有告诉他们我已经交待了。

关于检举,这些人都是很积极的,谁也不会不关心。我为前天检举了一些潜伏组织,内心感到很踏实。

长春解放那天早上,督察处把在押人犯都处理了。我只是在电话中听督察处处长张国卿说过此事,详细情况,我不了解。翟丕翕是当时的侦审室主任(即司法科长),我问他是怎么处理的?翟丕翕说:“10月17日那天,天刚亮,就知道六十军起义了。张国卿从家来到督察处,把陈牧(当时督察长)找来,命令先把文卷档案焚毁。侦审室与秘书室的电文档案多得很,烧得满院子是烟。烧完了这些东西,张国卿把陈牧、印匡时(主任秘书)、陈寿岚(督察主任)、我,一齐找到他的办公室,研究如何处理在押人犯。

“‘一不做,二不休,杀呀!’陈牧抢先说。

“‘杀就杀,杀完了看守所的秘密不会泄漏。’

“‘都是些什么案件?’印匡时明知故问,他的意思不同意把这些刑事犯都杀了。

“‘都是些刑事犯,内中还有三名同志。一个是绥靖大队谍报十七组的组长张政,还有两个长春站的同志,因为工作情绪不好,临时送到咱们这禁闭的。’我这样说明,也不同意乱杀。

“‘一律杀!’张国卿火了,喊了起来。

“两个斗殴的,昨天叫他们打保,没有打好,这两个人也处理?”我又补充了这么几句。

“都杀,只把张政一个人释放,其余48个人全部杀掉,一个不留,开始行动!”

“于是由陈牧、陈寿岚集合督察室的人,开始从看守所提人。我在看守所门口,拿着人犯名册,喊一个提一个,由我过目,当时也不验明正身,不问三七二十一,反正都杀。人犯到了看守所门口,由督察室的督察把人犯架到后院土山下,一枪一个,不一会儿,把四十八个人都枪毙了。完结之后,用土掩埋在山下。这就是解放那天早上的大屠杀。当时,张国卿与陈牧杀人都红了眼,自己的那两个小同志年纪不大,因为请假到沈阳,他们组长呈报上来说他们情绪不安,就把他们送到督察处禁闭起来,以为押几天就可以释放,想不到把他们二人也一齐杀死了。真是不分青红皂白呀!我也是杀人者之一,从良心上说,如果杀共产党的人,我还没有意见,可是这些是刑事案件,不是打架斗殴,就是买卖银圆的,根本不应当押,更不该处死。”

翟丕翕把上边这段话说完,我又问他:“张国卿怎么跑的?”

“他把人杀完了之后,在督察处办公室坐了一会儿,就回到西四马路他的住处。他把呢子制服穿好,把少将领章肩章戴上,在家等着解放军进城,等了两个小时解放军没有来。他一想当俘虏不是好办法,于是又换上便衣,出了大门往对面的小胡同溜了。”

我又问陈牧、陈寿岚、印匡时他们都到哪去了?翟丕翕说:“有路条,都换上便衣逃走了。”

10月30日夜里陈处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今晚找你来,研究项迺光的下落问题,如何能把项迺光找着,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这么些天没有一点线索。你们那晚上突围的情况,你写了两页,从那上面也找不到什么线索。”

我沉思了一会儿说:“项迺光是共产党的叛徒,这就决定他不会自首投案。有一件事可以顺便谈一下,1947年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派袁晓轩为东北特技组少将组长,袁晓轩也是叛徒,曾给朱德总司令当过洛阳的办事处处长。派袁晓轩到吉林的目的是策反张学思、吕正操、万毅等人。解放区知道这件事,就由周保中将军给袁晓轩写了一封信,劝说他回到人民方面来,并且可以保证袁晓轩的生命安全并予以适当工作。这封信送到了袁晓轩手里,他找项迺光研究,结果两人把这个情况呈报给了南京保密局,并以袁晓轩个人名义给周保中将军回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很关心我,我很感激。但是我不能到你那里去,你如果能过来,我可以向中央保举,仍任吉林省主席并兼兵团司令等职。这件事可以证明,他们两人不会回心转意的。因此项迺光不会到吉林,他一定在长春,这是一;另,我要从长春到沈阳,化装通过解放区,项迺光不同意,他说中途有许多共军的卡哨在打听我。同时项迺光说:‘你与我不一样,认识我的人少。’那就是说他可以通过解放区了。所以我判断他必从长春经过公主岭和四平到沈阳;再有,解放前几天我给搞的路条,是从长春到沈阳的,如果拿这样的路条拐到吉林,就不合适了。因此现在叫四平卡哨特别注意项迺光还来得及。不过距长春解放已经有十多天了。”

“听说于浩在九台,这可靠吗?”

我说:“据翟丕翕说于浩是他的总务组组长,从不离项迺光的身旁,如果于浩真的在九台,那也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接着陈处长站起来,拿了一张地图铺在写字台上仔细地看着。这时吕科长问我:“项迺光在长春都有什么亲友?”

“他有一个表姐,表姐夫在督察处充上尉人事科员,叫刘继皋。住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别的关系我不清楚。”

陈处长又坐下,问了一些项迺光的化装情况,就叫我回来了。我心想突围那天早上在兴安桥卡哨分手,项迺光不先进城,就是防备别人检举他的。他这一手现在说是做对了,如果我真的知道他的下落,今天为了我自己的前途,我一定检举他了。

我的心情很焦躁,家中也不通信。造谣社说:郑洞国带领三百官兵,在长春殉国。北平家中知道这个消息,一定担心我也在长春牺牲了。造谣社无中生有,造这谣将来如何自圆其说?送来的报纸说,沈阳蒋军也惊慌失措。如果国民党能占领许多地盘,还有许多军队,我就可以像被俘的长春市长赵君迈那样,用一个共产党干部换一个国民党的干部,赵君迈就是用人民作家金人换回来的,回来之后仍任长春市长。如果国民党节节失败,就换不成了。

这里还有长春兴安中学校校长胡松岳一家。两口子都是大学毕业,北平人,在这反省不错。曹科长叫他管招待所账目。他认出我是督察处的督察长。

我来到这儿的头一晚上,楼上发生的女人叫唤始终困扰着我。这天我上了楼进了胡松岳的屋子,朝他对门一看,那屋坐着一个女人。那屋正是那晚我的楼上。于是我问胡松岳:“那个女人是谁?”

“我老婆的娘家嫂子。”

“我来的那天晚上,楼上有一个女人叫唤,还有两脚跺地板的声音是怎么回事?”

“那是我嫂子头痛,躺在床上叫唤,两个孩子在地板上乱蹦。”胡松岳的老婆这样解释。我笑了笑,看来我的神经太过敏了。

楼里那两个反省的干部举动很稳重,非常有修养。我们上街有人跟着,他们出入随便。我问胡松岳这两个干部犯了什么错误?他说:“大概是不服从领导。”

这两个干部有一个姓邹的三十七八岁。有一天我到邹同志那屋,他正在整理一张表,我一眼便看出是长春督察处的人事系统表。他还整理这个?我特别想看这张表,我掏出纸烟,给他一支,他不要,我强给他,他接过去,没有火柴,他便下楼去找火。我赶紧挨近桌子,一看真是督察处的人事表,有我的名字,旁边还有“又名关锡九”。别人的人名,职务有一些不对的地方,我的姓名、职务都对。另一页是长春站的人事表,只看见“项迺光”,邹同志就上楼了。我问他:“你还办公?”

“他们忙不过来,求我帮忙,给他们整理一下。”

关锡九这个名字是我在中学用的,以后到社会干事我发现“锡九”有许多人用,我就不用了,用我的号“关梦龄”代名,名、号一致。在反动派里凡是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叫关梦龄,不知道叫关锡九。能知道我叫关锡九的,只有中学的同学。忽然我想起今年3月,一个叫陈尔立中学同学,从哈尔滨到长春,由在骑二旅当副团长的同学杨崇侠陪同到督察处去见我。他给我送了一条纸烟,说他由哈尔滨市来长春,计划到沈阳,求我给买一张飞机票。我给他办妥了。那时我很忙,也没顾得详细问他底细。可能他是共产党的地工人员,不然别人不会知道。这张表可以证明公安处知道我的情况不少。我回到房子里又生了疑问,这张表难道故意给我看的?表示公安处对于关梦龄什么都知道,连你的学名都知道,你要好好的交待问题!是这个意思吗?

11月2日的早晨,起床后在院中散步,朱副处长满面笑容地走到我的跟前,说:“老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沈阳解放了!”

“啊,沈阳解放了!”我重复着朱副处长的话。这与我有什么好处?沈阳解放能把我释放了吗?不见得。同时心里也很宽慰,幸亏我没往沈阳跑,否则还得往北平跑,万一跑不了被抓着更麻烦。沈阳解放,东北解放,华北早晚也得解放,这是兵败如山倒哇!卫立煌守不住东北,傅作义也难守得住华北。这样一来,东北、华北和西北完全解放,蒋家天下去了一半,再从共产党手里拿回来不容易了。在目前情况下争取活命就是我最大的幸运,蒋介石是指望不上了。我忙说:“好极了,早解放一天,沈阳老百姓少受一些痛苦。”马上我又对朱副处长说,“不是说‘找人’吗?怎么找?时间太长了,恐怕找不到,越快越好。”

“好,这件事,马上就办!”

第二天吃完早饭,曹科长对我们说:“今天都出去‘找人’!”

我问:“怎么个找法?”

曹科长说:“这种工作,你还不明白?”

我说:“当场逮捕是一种方法;另一种方法是把他的地点记下来以后再去捕;再一种是把他领到一个地方去捕;还有第四种方法……”

“咱们采用第二种方法,先把他的地点记下来再说。”

我们出去四个组。我一个人一组,由曹科长,还有一个郝同志跟着。杨绍林、翟丕翕、陈哲、邱明瑞、杨钧分了三个组。他们也由公安处的干部跟着。

我们徒步走在街上,往人多的地方去。表面上看我是一个人走路,曹科长走在我的前面,后面跟着郝同志。一到大马路就遇到了国防部新闻局长春通讯处的杜主任,他问我在哪住?我说在一个朋友家,他说:“少在大街上走啊,有人问你哪!”

“没关系,敢在大街上走的人没有问题,有问题的人不敢在大街上走,我这是利用这种心理兜兜风。你在哪儿住?”

“我在××胡同一个朋友家,预备三两天就走,此非久居之地。”

我把地点告诉了郝同志,他记了下来。拐一个弯又遇见一个穿灰呢大衣的人,见面就拉手,我不认识他,他小声说:“督察长,你还在这优哉游哉呢,有人说你被抓到公安处去了。”

“我怎么把你的台甫忘了?”

“我叫宋至诚,吉林铁路党部主任秘书,在长春,马绍周结婚时,咱们不是见过吗?”

“对,我想起来了!宋主任,您什么时候到了吉林?有什么消息没有?”

“没有消息。沈阳一解放立足之地都没有了。您住的地方方便吗?”

“那个地方不可靠,一两天我要迁移一下。”

“我在××胡同××号住,到我那住几天也可以,那是我的至好朋友。”

“看吧,如果实在没办法再去麻烦您。”

分手之后,郝同志又把地址记下,郝同志看着我发笑。

忽然迎头遇见柏经纬,他穿着一套黑棉袄裤,他是军统局北平特警班毕业学生。我在那个班当过总务科长,给他们讲过课,在长春一向叫我关老师。他是长春警察局保警大队长。他一看就我一个人,便马上走过来,又往前后看了一下,笑着对我说:“我以为您化装逃走了呢,怎么还没走?”

“我逛逛吉林,吉林的白肉血肠挺好吃,吃完了再走。这回不逛逛吉林,以后不一定有机会了。”

“老师,您的胆子真不小呀。”

“你一个人来的吗?你太太来了没有?”

“我的岳母也来了,三个人都来了,我岳母在那呢。”他往后一指,有一个不到4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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