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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黑皮自白-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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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成荣并不是我的勤务兵。他是锦州人,伪满国高毕业,1946年,他加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办的情报训练班,毕业后,在该部第二处当谍报员,少尉军衔。1947年9月15日,陈诚命令成立各兵团谍报组,我当时被派为第七兵团谍报组组长,他是我的组员。1947年11月24日我从沈阳到长春,他随我一路到长春,1948年1月,他被派为新七军谍报组组长,在长春卡哨处收集解放军的情报。搞了一些钱,他与一个女人姘居。把钱花光了,女人与他分开,他病了。1948年8月,他到我这儿,我看他有病无钱没处去,就叫他在我的住处养病,代管我的日常家务,扫地、做菜、侍候我,成了家人一样。我逃到吉林,他也不离我,别人问,我就说他是我的勤务兵,其实他与苗可成、李继先、陈震寰等人一样是谍报队的组长。他一定要与我一起自首,我同意了。杨成荣拿起两个灰色军毯,一个粗布饭包。他每天不离身背这个饭包。那里面装着鸦片烟药、药针。挎着饭包,背上两条军毯,他跟我到了干部的屋子。干部不在。我俩便找了一处矮墙跳了出去,到了大街上,雇了一辆马车,直奔公安处。

公安处是红油大门,人们说这是伪满大汉奸熙洽的住宅。门口没有卫兵,看不出来这是个机关。

一个年轻的战士问我:“同志,你有什么事?”

我庄重地说:“我是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的特务,叫关梦龄,到这自首的。”

“他是督察处的督察长,到你们这自首报到的。”杨成荣从旁加以强调。

这个年轻战士显然对督察处这个机关还不明了,他看了看我,说:“同志们,先等一下。”转身就往院子跑,不一会,出来一个30来岁的人,很稳重地问了我的姓名及职务,然后说:“请到里边吧。”

他把我领到一个空屋子。不一会儿一个背手枪的战士进来说:“饭好了。”

这个战士引我到了一个饭厅,屋内有几条长桌和条凳,桌子上摆了两碗炖豆腐,苞米饭。我吃了一碗,挺好吃。杨成荣吃了两碗,他也吃得很香。正吃饭间,进来一个矮个,穿一件黑旧呢子上衣,敞着怀,里面一件黑制服,脸上还有几个麻子,他问那个炊事员:“没炒菜吗?”“没有,来不及了。”炊事员回答。

我看他一眼,他看我一眼。饭吃完了,那个背枪的战士把我领到一个屋子,把杨成荣引到另一个屋子。我进了一间小屋,屋内放着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年轻女人穿着黑棉制服在床边给很小的孩子喂乳。方才在饭厅的那个人站在屋内,笑着伸出手来与我握手,我很不自然的与他握了握。他让我坐在把门口的凳子上,他坐在床边的凳子上,他很随便地问我:“到吉林几天了?”

“唉哟,21日晚上下火车,有六天了。”

“在哪儿住了这么些日子?”

“在解放团。”

“那里人那么多,怎么挤得下,怎么不到我们这来呢?”

“不知道你们在什么地方住?”

“你们会不知道?”

我笑了:“不客气说,我害怕。”

“对,这是老实话。”他也笑了。

他给我纸烟,我说:“我这里有,从长春带来的,比你这烟好。”

“好,吸你根好的。”

他是江苏口音,说话很痛快。他与我谈到,长春解放前的各种情况,谈到内地——我到过的地方。他谈到反动派把共产党宣传为杀人放火的毒蛇猛兽时,说:“你们宣传,到头来自己也中了毒,所以你害怕了。你看,我们这里有什么可怕的?昨天是敌人,今天你过来就成了朋友。”

我想知道他是什么职务,但不好开口,想用一点技术,又考虑不该对这个直爽人耍手腕,慢慢就会晓得了。我说:“到这之后,对你们的政策完全不了解,希望能不客气的指教。我知道我应当做些什么。”

他接过我的后一句话说:“那是以后的事情,不忙,先安下心来。”

天黑了,我们又随着那个年轻战士出了大门,走了两个胡同一道街,到了一个院子。门口有战士守卫,院里有老百姓。迎面是一个木制的楼房,墙是青砖砌的,不怎么好看。我被领进楼下一间屋子。(小说下载网|。)不一会儿来了一位穿黑呢大衣,戴八角帽的人,进了屋子,样子很严肃地问我:“你知道项迺光跑哪去了?”

“我不知道。”

“你是督察处督察长,少将?”

“上校。”

“老兄,你没想到会有今天吧?”

“没想到有今天,也没想到到这儿来。”

“你把项迺光的下落写一下。”他右脚踏着土炕,左手拿着纸烟,歪着脑袋,很随便的样子。

“好吧。”

他走了,一会儿来人给我送来几张纸,在一盏不亮的电灯下,我写了两页与项迺光突围未果的经过。

躲在炕上我心里很难过,这么几个钟头接触了这么多的人,先一个说话那样和蔼,后一个简直是对我侮辱,两个人很不一样。我睡不着,一支接一支地吸烟。那个战士来了,我问他有什么书看没有?他问要看什么书?我说:“共产主义常识的书。”他转身给我拿来一本《共产主义常识》,我打开一看,第一篇是列宁著的《论国家》,看不懂,看了两页放下了。

这时,楼上地板不住的响,是脚在地板上跺的声音,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叫唤,是给女人用刑吗?共产党“不打人不骂人”,半夜上刑别人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听到这些声音,想到我的将来,不禁毛骨悚然。翻来覆去,到天亮才睡去。早饭后昨天晚上穿大衣那个人又来了。他叫我写一份自传。我把8岁至今的经历写了十多页,交给了他。

午后1点,那个年轻战士来了,大家叫他小王。小王长得很老实,有20岁,腮帮上的肉很厚,眼睛不大,说话先笑。这样的人一望就不叫人担心。

他说:“请你去谈话。”

我跟他出了大门,在道上问他:“昨天跟我谈话的那位是不是科长?”

“那是朱副处长,今天还是他找你谈话。”

他是副处长呵,我对朱副处长的印象很好,我的思想是“可杀不可辱”,只要客客气气,不打不骂,枪毙了也没关系,千万别另遭罪,给我精神痛苦。

到了公安处,见了朱副处长。他问我昨天睡得好不好?我说没有睡好,心中有事。他说:“新到一个环境,再过几天就好了。”

“昨天晚上,那位穿黑大衣的干部叫我写项迺光的材料,我对他的下落实在不知道。今天早上叫我写自传,我倒写得比较完全。关于我应该做的,我一定自觉去做。因为我是自己来的,又不是你们抓来的,我何不争取主动呢?敬酒不喝,喝罚酒?那样的人,说句上海话,叫不识相。”

“你能这样做,我们欢迎。这样做对你自己有利,对人民有好处。你的问题,我们是了解的,你自己来了,那是最好的表现。”

“你们的工作我也了解,你们现在需要什么我也知道。我先坦白:在特务机关长春督察处当督察长时,由我指挥杀死的地工人员及进步人士四十多人,这是一个极大的罪恶。”

“这是一个很大的罪恶,应该坦白。不过这些人已经死了,以后再写材料不迟,当前……”

“关于军统在长春潜伏的组织,埋在地下的电台,布置在哈尔滨的潜伏组,藏在督察处楼梯下的黄色炸药,以及从长春到吉林的许多特务……这是当务之急。是不是?”

“对!应当马上检举。这些潜伏组织不挖出来,会出事情。你在这马上写!”

他叫人给我拿来几张纸,我检举如下:

一、长春站哈尔滨潜伏组,自1946年建立以来,直到长春解放的早上还通报。这个组组长姓蔡,是哈尔滨报话局的一个报务员,特务电台设在他朋友处,他朋友住在道外一个破烂市;

二、军统局北满电务支台,两部大型电台及几部十五瓦手摇机,埋在督察处院内东南角墙下;

三、长春站潜伏组长吴殷强,以粮米加工厂做掩护,该工厂设在长春市七马路路北,离韩国侨民会很近;

四、东北剿总第二处设在长春的潜伏组组长徐克成,该组设在长春市长江路水楼子隔壁;

五、督察处办公大楼的楼梯下,藏有一箱黄色炸药;

六、随新七军到吉林的特务有:安震东(长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以及张致温、孙国、王士廷、李雄飞等人,均在尉官解放团。

这个检举写完之后,按上指印,交给了那个战士。不一会儿朱副处长又来了,他说:“你们的人,有不少在这里,你大概还没见到,你回去就能见到了。”

“报告副处长,他们吃什么灶?”

“他们可能吃大灶。”

“他们既然吃大灶,我也不应该特殊,我请求吃大灶!”

“这是对你的照顾,你先回去吧。有什么事,可以找曹同志。”

从公安处回我住的地方,我留意街的名字。我看见了牌子,我住的是通天街平安胡同,楼房是原来的新新旅馆。我对这些名字感到愉快,象征着我这个案子是通天的,上边知道;平安胡同预示我会平安无事,没有危险。我这是迷信吗?是迷信,但是有许多事应了验。

1946年2月14日在北平招考北平特警班学生。考完试出来,我走到一个死胡同,这个胡同叫“鬼门关”,我心里很不痛快。没有几天,特务头子戴笠下了个条子,把我关起来,过了一次鬼门关。在无可奈何的时候,最容易迷信,并以此来安慰自己。

我回到住处,昨天那位穿大衣的干部,见了我说:“你上楼住吧,你们的人也知道你来了。”他引我上了楼,在门外他就喊:“陈哲,你看看谁来了?”

呵,陈哲、杨绍林、邱明瑞、翟丕翕、杨钧,都来了!

“督察处来了几个科长了?”曹科长问。

“我是总务科科长,杨绍林是情报科科长,这回又来了督察长,越来人越多。”

“早晚都跑不了,早来好。”曹科长接着又说,“你们谈谈吧,看看吉林市还有谁?找找他们。”

曹科长走了,我们扯起来。自从突围失败便各自分散了,只十天的功夫,经过了各自不同的奔波又在这会面了。他们说陈哲是自己到吉林警备司令部报到的,别的人都是一个找一个找来的,这叫连环套。

大家谈了一下项迺光的下落,谁也说不清楚。吃完晚饭,陈哲自己拉胡琴,唱青衣,大家还买了一些花生米、茶叶,等于开了一个小型茶会。十来天的改名换姓的生活结束了。这么一唱,精神轻松了许多。

第二天早晨起床,陈哲到我这个屋子与我谈了多时,他说:“这里是公安处的招待所,这里住的人,有公安处的干部和他们内部犯了错误的同志;还有捕来的几个可疑的人;剩下的十多个人都是军统,这里顶数你的官大。”

我问他曹科长在什么科?他说:“公安处处长叫陈波,副处长姓朱,治安科科长吕浩,是陈处长的爱人,曹科长是治安科副科长,在招待所负责。陈处长一定要找你谈话的。”

这一天7点钟刚过,曹科长叫我们几个人跟他到公安处去。还是我来那天的院子,不过进的屋子是西式的,屋子里有沙发,写字台,一个穿着古铜色旧呢上衣,背头,戴着近视镜,一只胳膊的干部站了起来,他笑着与我们打招呼。陈哲对我说:“这是陈处长!”

我给陈处长鞠了一躬,他叫坐下。我们八个人都坐在大沙发上,我坐的位置与陈处长的写字台很近。在陈处长旁边坐着一个女人,穿黑制服,可能她就是吕科长。桌上放着纸烟,战士给每人倒上茶,曹科长把烟递给大家吸,陈处长先对我说:“过去没到过吉林吗?”

“没有到过。”

“吉林不如长春热闹。”

“长春是伪满的首都,人口多一些。”

陈处长转而对大家说:“你们来了不少天了,早就想和你们谈谈,一直没有功夫,今天咱们好好谈几个问题。我说话,大家能听懂吧?”

他的广东话接近北方话。我们回答:“能听懂!”

桌上放着一个本子,陈处长把本子打开,说:“今天我们讲四个问题,第一、是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现在的形势;第三、宽大政策;第四、义气问题与你们的出路。”从7点半讲到11点,问题讲得很透彻,关于宽大政策讲得更清楚,这个问题,我听得非常仔细,对宽大政策有了初步了解。谈到义气问题,他说:“义气是反动派很讲究的东西,对蒋介石应当讲义气吗?不论是朋友或同事,只要他反人民就与他一刀两断,不要因为义气而不肯与他划清界限。对人民要有义气,对反动派不应有义气……”

“关于你们的出路问题,应该靠拢人民,与反动派一刀两断。这个决心要下,要用行动表现出来,要老老实实地向人民低头认罪,诚诚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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