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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黑皮自白-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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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利用机会打听香港,上海等地的生活。他谈了许多,嫖女人,吸鸦片,上海仍有卖淫贩毒的。他领了几两黄金的路费,一路上花天酒地,认为此去,生死未卜,得乐且乐,和我谈起在香港找舞女,到上海嫖妓女,眉飞色舞,仿佛身在当时境地。一举手,手上戴着铐子,他才意识到现在已经被捕了。

这个特务的名字叫梁金剑。

梁金剑的事情结束的当天,郭科长对我说:“回去把行李搬回你们小组,明天拂晓,要把你们16个人送到伊通县去暂住。这是为了防空,政府考虑你们的安全,才有这样的措施。你有没有顾虑?”

“我有顾虑,真的美蒋打到东北,我就危险,共产党不会把我放了,非把我杀了不可。我不希望到伊通,送到佳木斯或者满洲里那里还比较安全。伊通距长春才90里,没有什么安全可言。”

“这是你的错误想法,政府不会因为蒋美来了把你放掉,但也不会像你所想的那样把你杀了。到伊通是暂时的,比较在长春好一些。”

“科长去不去?处长去不去?”

“我送你们到那儿就回来。”

“局内的处长、科长都留在长春,我们这些犯人怕什么?”

“这是政府对你们的关怀,不要有错误想法。在去伊通的路上和到那以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反映,不要马马虎虎。你先回去,待一会儿我集合你们16个人讲话。”临走,郭科长还给了我一盒纸烟。

约莫有半小时,郭科长在后小院召集我们16个人讲话。这16个人有尚传道、李寓春、杨文昌、徐克成、崔毓琛、张致文、王鼎百、张伯桥、谷口(日特),另外还有几个蒙古王子和特务。郭科长叫大家不要有顾虑,并且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过了鸭绿江,美国鬼子来不了,不要恐美,我们有力量打败敌人!”

解散之后,大家收拾东西,有一些东西可以不带。我把东西整理了一下,又给北京胞弟写了一封信。我在10月中旬接到姐夫从北京来的信,他告诉我父亲在1949年夏天故去,我的老婆回了徐州,在我岳父那里。家中一切东西皆由我弟弟掌管。他对我置之不理,老婆回徐州,他一个铜板也没给。老婆只身抱着孩子走了。弟弟这样做太不应该,我要写信说说。

大概3点钟的样子我们出发了。马路旁的住户还在熟睡中,有一家挂着红窗帘,从里面射出光亮,似乎妈妈在给婴儿喂乳,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我是不会有的。我自己反动,结果把一个家庭搞得生离死别。父亲死了,我没有尽忠尽孝。老婆回徐州怎么过呢?自己今天押到这儿,明天押到那儿,到哪去都要夜间行进,见不得人。也难怪,我这种人叫人看见是颇不相当的。

早晨5点钟左右天亮了,看到伊通的房子,家家户户燃起了炊烟,有几个老头在马路边上拾粪,有的赶车往城里运柴草……我真羡慕他们的自由。坐了牢知道自由的乐趣,患了病晓得健康的可贵。

进了伊通县城。我知道这地方不会有人认识我,我便大胆地东张西望。总也没看到社会上的事物,感到一切都很新鲜;街旁有许多卖小吃的摊子,我发现有卖切糕的,我幼年就喜欢吃切糕。有卖花生米的,有卖油炸果的,这些东西我都想吃。有机会买一点,我还有几十万元钱呢。

车拐了几个弯,在一家大门前停下,像是一个大粮栈的后门。大门打开,车开了进去。这是什么地方?我们下了车,把东西往里搬。搬到里面才看见有木栅栏。这是一个五间房的看守所。左两间,右两间,中间一间是走人的。屋内是对面土炕。出来进去必须弯腰。我一看这地方太差了。没办法,进也得进,不进也得进,进去吧。我们住两间,分四个炕,用木栅栏隔成四个监号,我们16个人,5个人一个监号,尚传道单独一个监号。各监距离很近,彼此能看见,随便说话。我与徐克成、张伯桥、谷口、崔毓琛五人住里边一个监号。

这是伊通公安局看守所。五间监房,我们占了一半,那一半伊通公安局用。这儿的犯人说话我们能够听见。这儿看守所的制度与我们不一样,他们的犯人一动就要报告,“报告,我咳嗽!”“报告,我小便!”“报告,我换一换腿!”“报告,我擦鼻涕!”“报告,我找虱子!”“报告,我扣裤钩!”……一天的“报告”,彼落此起。看样子都是乡下人,或者是地主恶霸之流,长得土头土脑。王所长对我们说:“你们彼此之间不要叫名字,叫号,叫人知道你们是谁不好。”

我叫尚传道为希贤,他叫我梦龄。

我们来一班战士,看守所只有王所长一人,我们一切活动与伊通公安局的犯人隔开,只有吃饭在一个锅里煮。高粱米饭,白菜汤。千篇一律。

有一天,我对王所长说:“这菜里的盐太少,咱们自己买点盐,再买一点辣椒末。”

我们自己刷碗,扫地,晚饭后烧炕,各组轮班摊勤务。白天看书,晚上下象棋。坐在土炕上开“口头宴会”:这个饭馆子有什么名菜?那个地方出产什么好吃的?糖醋鱼怎么样做?锅贴鸡怎么做?你一句我一句,很有意思,津津乐道,臭味相同——对于旧的东西都那样留恋,对于吃喝玩乐的生活都不愿放弃。没有人反对开“口头宴会”。

到这之后没有材料可写,也没有人找我。我利用这个机会跟崔毓琛学俄文。我们学习政治、经济、学毛主席的《实践论》,由杨文昌负责领导。杨文昌是大学副教授,后来参加了军统,他是北平组的组员。解放后自首于北京,后来到了长春,在东北大学任副教授。他到长春报告过公安机关,因此他被捕后,公安局对他予以优待。他的理论知识很丰富,马列主义也有所体会。他领导我们学习,大家很有心得。

到这里没几天发生一件意外的事情。张伯桥是中统局长春区的总务科科长,北平大学毕业,英文很好,国文也不错。他参加中统日期并不多,后来兼“长春特秘处”的调查组组长,由他收集情报杀害了一些地工人员。被捕后他始终认为自己必然被处死。每天老是摇头叹息,1949年在公安局把他案子结束了,1950年春把他解到长春监狱。大概考虑他是个危险人物,于是又把他解回公安局看守所。

早在1935年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反动派要抓一个共产党的地工人员,这个地工人员是张伯桥的朋友,他把他掩护起来,救了他。解放以后,这位地工人员在察哈尔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充主任委员,知道张伯桥在长春被捕,便给长春公安局来了一封信,证明“一二?九”运动张伯桥有功,并给张伯桥汇来一百万元钱。这样一来公安局给他宣判有期徒刑10年。可是他心眼小,到了伊通,天天两眼望着屋顶乱想。我也想不到他会肇生意外。人人都不能设想的事情,在一个晚饭后发生了。

有人对王所长说:“我们手指甲、脚趾甲都长了,请借把剪子,剪一下。”

这个要求不成问题,王所长向马伕借了一把剪马鬃的剪刀。这个剪子比较大,王所长叫大家传着使用。轮到我们小组,先由徐克成用,然后张伯桥接了过去,他拿着剪子往脑盖上乱戳!不一会儿血流了下来……当时我在看报,他戳了几下我才发现,我上去把他的剪子抢了下来,我气得打了他两个耳光,骂了他两句。这时大家都过来了,一看,他要自杀,赶紧报告王所长。王所长把他叫出去并没有责怪他,就领他去了医院。从医院回来,张伯桥头上扎了雪白的大绷带。我们大家把他恨死了。特别是我,郭科长分派我当组长,嘱咐我“绝对不要出事”,将来郭科长问我,如何回答?

王所长批评张伯桥:“你这样胡搞与你有什么好处?你这样做,自己受痛苦,对大家也不好。”

“请求所长给我戴铐子,给我严厉处分。”张伯桥站起来说。

“戴铐子就能解决你的思想问题?真的戴上铐子,不知你又怎么想了。什么也不用戴,你冷静地想一想,想通了再谈。”

王所长把我找到他的小屋子,开始就问:“前天晚上,张伯桥出事时,你打他耳光了吗?”

“我没打。”我笑了。

“你当个小组长,就有打人的权利吗?你再打人,可要犯错误。这件事不发生别的组,偏偏发生你这小组。你还笑呢?”

“这样的人我没办法,以后再别借剪子了。”

“这是剪子的问题吗?是思想问题。你怎么学习了。”

我很佩服王所长,他只有20几岁,山东小伙子,一个文化不高的干部。这二年他进步很快,对待张伯桥这件事,我认为一定会砸上镣或戴上铐,可是他没有这样办,而是和风细雨的教育了几句。使大家对王所长深加敬服。我内心说,这样的处理比戴上铐更起作用。共产党教育出来的干部倒是不简单,我自愧不如。这一件事使我们16个人,进一步感到政府对我们的温暖与宽大。

收复平壤的消息传来,大家很高兴。我在监号对大家说:“咱们庆祝平壤解放,改善生活,自己拿钱买肉,大家赞成不?”

异口同声的赞成。于是我向王所长请示,并得到了王所长的同意。我们16个人,买了12斤肉。我和尚传道出的钱比较多。利用这个机会吃了一顿肉。由于肉少人多,感到还没解馋。

过了几天,于审讯员把高洁和胡泽雨接走了。又过了几天,宋所长把李寓春等8个人也接回了长春。最后只剩下尚传道、李中候、徐克成、崔毓琛、杨文昌和我6个人。

快过新年了,战士们要开新年晚会,叫我给编节目。我给他们编了一段快板,几个小调。每天晚上我到他们的屋子去教他们,他们那屋墙上挂着武器,从不防备我。有时他们买吃的也给我吃。王所长也在屋。大家说笑,也不回避。我感到政府对我很相信,思想上非常轻松。

我对尚传道说:“过新年,咱们再买几斤肉炖一炖。这回由我做,保险比上回炖得好。”

大家都同意,由尚传道、杨文昌和我出钱买了五斤肉,还打了半斤酒,二斤花生米。打酒是我向王所长请示的:“我不喝酒,他们要喝一点,就给他们买半斤吧?我保证不会出事,张伯桥那样人是少有的。过年了,半斤酒不多。”这样,我们便买了半斤酒。

12月31日下午,我到大厨房炖肉,杨文昌烧火。炒了两个菜,一锅大炖肉,吃的大米饭。这个新年我们过得很好。事后我才知道王所长没有过好,一个战士对我说:“你们吃得好,你可不知道老王生了多少气!你到厨房去切肉,手里拿着菜刀。这里的看守所所长给老王提了意见,人家说犯人怎么能到厨房拿刀?老王说这些犯人都是比较进步的。人家又说,无论怎么进步也是犯人。这么一说老王就生气了。”不是咱们那儿的看守所,只好听着。我们大伙也感到不痛快。这个年过的……

我感到很难过,觉得对不起王所长。一个犯人要求吃肉喝酒,太过分了。我回到屋一说,大家都感到怪我们自己。大家决定,今后除了买书,其他东西一律不买。

新年过后我们都回到了长春公安局。

一天,郭科长与大家谈了一会儿,又单独把我留下。他问我:“尚传道⑤写了三百页的材料,是谁叫写的?”

“是我启发他写的。我的意思是,他到了公安局就吃小灶,什么罪恶也没有交待,应该自动的写一些材料,争取进步。”

“难道我们没有图书目录吗?他写了一些图书目录!他读过这本书,读过那本书,这样体会,那样体会——卖弄自己的学问呢!一点罪他也没谈。这样的人给他机会反省,他也不认识自己。与你们差得很远。以后再不要启发他了,等他自己慢慢的认识吧。”

在伊通时,我对尚传道说:“政府人员对你一贯很客气,从不谈话,也不找你,可是你也不找政府,这样下去不好。应写材料,请求谈话,交待问题,坦白罪恶,不这样主动的争取是不行的。每天只看一些书,写些日记,那是消极的。应当积极。”

于是尚传道听了我的话写了一篇三百页的材料,名为“四十回忆”。主要是解放后,他读了一些经典著作的体会,摘引了许多毛主席的话,及马列主义的书名。写完给我看了一下,我感到他的认识太差,自以为是,但是毕竟是写出来了,我说可以,他就呈给了政府。结果受到了郭科长的批评。尚传道一直不知道这件事,还以为自己这份材料写得很好呢,其实不很好,或者很不好。

接着郭科长又布置我到圆楼楼上的四号监房去做工作。

有一天段克文⑥来了,他穿着一个黑布破棉袍,戴一个古铜色的旧毡帽,脚上戴一副镣子。我曾在长春见过他一面,那是1948年夏天,在长春督察处处长张国卿家中。我与他点了点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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