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皮自白-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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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利用机会打听香港，上海等地的生活。他谈了许多，嫖女人，吸鸦片，上海仍有卖淫贩毒的。他领了几两黄金的路费，一路上花天酒地，认为此去，生死未卜，得乐且乐，和我谈起在香港找舞女，到上海嫖妓女，眉飞色舞，仿佛身在当时境地。一举手，手上戴着铐子，他才意识到现在已经被捕了。
这个特务的名字叫梁金剑。
梁金剑的事情结束的当天，郭科长对我说：“回去把行李搬回你们小组，明天拂晓，要把你们16个人送到伊通县去暂住。这是为了防空，政府考虑你们的安全，才有这样的措施。你有没有顾虑？”
“我有顾虑，真的美蒋打到东北，我就危险，共产党不会把我放了，非把我杀了不可。我不希望到伊通，送到佳木斯或者满洲里那里还比较安全。伊通距长春才90里，没有什么安全可言。”
“这是你的错误想法，政府不会因为蒋美来了把你放掉，但也不会像你所想的那样把你杀了。到伊通是暂时的，比较在长春好一些。”
“科长去不去？处长去不去？”
“我送你们到那儿就回来。”
“局内的处长、科长都留在长春，我们这些犯人怕什么？”
“这是政府对你们的关怀，不要有错误想法。在去伊通的路上和到那以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反映，不要马马虎虎。你先回去，待一会儿我集合你们16个人讲话。”临走，郭科长还给了我一盒纸烟。
约莫有半小时，郭科长在后小院召集我们16个人讲话。这16个人有尚传道、李寓春、杨文昌、徐克成、崔毓琛、张致文、王鼎百、张伯桥、谷口（日特），另外还有几个蒙古王子和特务。郭科长叫大家不要有顾虑，并且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过了鸭绿江，美国鬼子来不了，不要恐美，我们有力量打败敌人！”
解散之后，大家收拾东西，有一些东西可以不带。我把东西整理了一下，又给北京胞弟写了一封信。我在10月中旬接到姐夫从北京来的信，他告诉我父亲在1949年夏天故去，我的老婆回了徐州，在我岳父那里。家中一切东西皆由我弟弟掌管。他对我置之不理，老婆回徐州，他一个铜板也没给。老婆只身抱着孩子走了。弟弟这样做太不应该，我要写信说说。
大概3点钟的样子我们出发了。马路旁的住户还在熟睡中，有一家挂着红窗帘，从里面射出光亮，似乎妈妈在给婴儿喂乳，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我是不会有的。我自己反动，结果把一个家庭搞得生离死别。父亲死了，我没有尽忠尽孝。老婆回徐州怎么过呢？自己今天押到这儿，明天押到那儿，到哪去都要夜间行进，见不得人。也难怪，我这种人叫人看见是颇不相当的。
早晨5点钟左右天亮了，看到伊通的房子，家家户户燃起了炊烟，有几个老头在马路边上拾粪，有的赶车往城里运柴草……我真羡慕他们的自由。坐了牢知道自由的乐趣，患了病晓得健康的可贵。
进了伊通县城。我知道这地方不会有人认识我，我便大胆地东张西望。总也没看到社会上的事物，感到一切都很新鲜；街旁有许多卖小吃的摊子，我发现有卖切糕的，我幼年就喜欢吃切糕。有卖花生米的，有卖油炸果的，这些东西我都想吃。有机会买一点，我还有几十万元钱呢。
车拐了几个弯，在一家大门前停下，像是一个大粮栈的后门。大门打开，车开了进去。这是什么地方？我们下了车，把东西往里搬。搬到里面才看见有木栅栏。这是一个五间房的看守所。左两间，右两间，中间一间是走人的。屋内是对面土炕。出来进去必须弯腰。我一看这地方太差了。没办法，进也得进，不进也得进，进去吧。我们住两间，分四个炕，用木栅栏隔成四个监号，我们16个人，5个人一个监号，尚传道单独一个监号。各监距离很近，彼此能看见，随便说话。我与徐克成、张伯桥、谷口、崔毓琛五人住里边一个监号。
这是伊通公安局看守所。五间监房，我们占了一半，那一半伊通公安局用。这儿的犯人说话我们能够听见。这儿看守所的制度与我们不一样，他们的犯人一动就要报告，“报告，我咳嗽！”“报告，我小便！”“报告，我换一换腿！”“报告，我擦鼻涕！”“报告，我找虱子！”“报告，我扣裤钩！”……一天的“报告”，彼落此起。看样子都是乡下人，或者是地主恶霸之流，长得土头土脑。王所长对我们说：“你们彼此之间不要叫名字，叫号，叫人知道你们是谁不好。”
我叫尚传道为希贤，他叫我梦龄。
我们来一班战士，看守所只有王所长一人，我们一切活动与伊通公安局的犯人隔开，只有吃饭在一个锅里煮。高粱米饭，白菜汤。千篇一律。
有一天，我对王所长说：“这菜里的盐太少，咱们自己买点盐，再买一点辣椒末。”
我们自己刷碗，扫地，晚饭后烧炕，各组轮班摊勤务。白天看书，晚上下象棋。坐在土炕上开“口头宴会”：这个饭馆子有什么名菜？那个地方出产什么好吃的？糖醋鱼怎么样做？锅贴鸡怎么做？你一句我一句，很有意思，津津乐道，臭味相同——对于旧的东西都那样留恋，对于吃喝玩乐的生活都不愿放弃。没有人反对开“口头宴会”。
到这之后没有材料可写，也没有人找我。我利用这个机会跟崔毓琛学俄文。我们学习政治、经济、学毛主席的《实践论》，由杨文昌负责领导。杨文昌是大学副教授，后来参加了军统，他是北平组的组员。解放后自首于北京，后来到了长春，在东北大学任副教授。他到长春报告过公安机关，因此他被捕后，公安局对他予以优待。他的理论知识很丰富，马列主义也有所体会。他领导我们学习，大家很有心得。
到这里没几天发生一件意外的事情。张伯桥是中统局长春区的总务科科长，北平大学毕业，英文很好，国文也不错。他参加中统日期并不多，后来兼“长春特秘处”的调查组组长，由他收集情报杀害了一些地工人员。被捕后他始终认为自己必然被处死。每天老是摇头叹息，1949年在公安局把他案子结束了，1950年春把他解到长春监狱。大概考虑他是个危险人物，于是又把他解回公安局看守所。
早在1935年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反动派要抓一个共产党的地工人员，这个地工人员是张伯桥的朋友，他把他掩护起来，救了他。解放以后，这位地工人员在察哈尔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充主任委员，知道张伯桥在长春被捕，便给长春公安局来了一封信，证明“一二？九”运动张伯桥有功，并给张伯桥汇来一百万元钱。这样一来公安局给他宣判有期徒刑10年。可是他心眼小，到了伊通，天天两眼望着屋顶乱想。我也想不到他会肇生意外。人人都不能设想的事情，在一个晚饭后发生了。
有人对王所长说：“我们手指甲、脚趾甲都长了，请借把剪子，剪一下。”
这个要求不成问题，王所长向马伕借了一把剪马鬃的剪刀。这个剪子比较大，王所长叫大家传着使用。轮到我们小组，先由徐克成用，然后张伯桥接了过去，他拿着剪子往脑盖上乱戳！不一会儿血流了下来……当时我在看报，他戳了几下我才发现，我上去把他的剪子抢了下来，我气得打了他两个耳光，骂了他两句。这时大家都过来了，一看，他要自杀，赶紧报告王所长。王所长把他叫出去并没有责怪他，就领他去了医院。从医院回来，张伯桥头上扎了雪白的大绷带。我们大家把他恨死了。特别是我，郭科长分派我当组长，嘱咐我“绝对不要出事”，将来郭科长问我，如何回答？
王所长批评张伯桥：“你这样胡搞与你有什么好处？你这样做，自己受痛苦，对大家也不好。”
“请求所长给我戴铐子，给我严厉处分。”张伯桥站起来说。
“戴铐子就能解决你的思想问题？真的戴上铐子，不知你又怎么想了。什么也不用戴，你冷静地想一想，想通了再谈。”
王所长把我找到他的小屋子，开始就问：“前天晚上，张伯桥出事时，你打他耳光了吗？”
“我没打。”我笑了。
“你当个小组长，就有打人的权利吗？你再打人，可要犯错误。这件事不发生别的组，偏偏发生你这小组。你还笑呢？”
“这样的人我没办法，以后再别借剪子了。”
“这是剪子的问题吗？是思想问题。你怎么学习了。”
我很佩服王所长，他只有20几岁，山东小伙子，一个文化不高的干部。这二年他进步很快，对待张伯桥这件事，我认为一定会砸上镣或戴上铐，可是他没有这样办，而是和风细雨的教育了几句。使大家对王所长深加敬服。我内心说，这样的处理比戴上铐更起作用。共产党教育出来的干部倒是不简单，我自愧不如。这一件事使我们16个人，进一步感到政府对我们的温暖与宽大。
收复平壤的消息传来，大家很高兴。我在监号对大家说：“咱们庆祝平壤解放，改善生活，自己拿钱买肉，大家赞成不？”
异口同声的赞成。于是我向王所长请示，并得到了王所长的同意。我们16个人，买了12斤肉。我和尚传道出的钱比较多。利用这个机会吃了一顿肉。由于肉少人多，感到还没解馋。
过了几天，于审讯员把高洁和胡泽雨接走了。又过了几天，宋所长把李寓春等8个人也接回了长春。最后只剩下尚传道、李中候、徐克成、崔毓琛、杨文昌和我6个人。
快过新年了，战士们要开新年晚会，叫我给编节目。我给他们编了一段快板，几个小调。每天晚上我到他们的屋子去教他们，他们那屋墙上挂着武器，从不防备我。有时他们买吃的也给我吃。王所长也在屋。大家说笑，也不回避。我感到政府对我很相信，思想上非常轻松。
我对尚传道说：“过新年，咱们再买几斤肉炖一炖。这回由我做，保险比上回炖得好。”
大家都同意，由尚传道、杨文昌和我出钱买了五斤肉，还打了半斤酒，二斤花生米。打酒是我向王所长请示的：“我不喝酒，他们要喝一点，就给他们买半斤吧？我保证不会出事，张伯桥那样人是少有的。过年了，半斤酒不多。”这样，我们便买了半斤酒。
12月31日下午，我到大厨房炖肉，杨文昌烧火。炒了两个菜，一锅大炖肉，吃的大米饭。这个新年我们过得很好。事后我才知道王所长没有过好，一个战士对我说：“你们吃得好，你可不知道老王生了多少气！你到厨房去切肉，手里拿着菜刀。这里的看守所所长给老王提了意见，人家说犯人怎么能到厨房拿刀？老王说这些犯人都是比较进步的。人家又说，无论怎么进步也是犯人。这么一说老王就生气了。”不是咱们那儿的看守所，只好听着。我们大伙也感到不痛快。这个年过的……
我感到很难过，觉得对不起王所长。一个犯人要求吃肉喝酒，太过分了。我回到屋一说，大家都感到怪我们自己。大家决定，今后除了买书，其他东西一律不买。
新年过后我们都回到了长春公安局。
一天，郭科长与大家谈了一会儿，又单独把我留下。他问我：“尚传道⑤写了三百页的材料，是谁叫写的？”
“是我启发他写的。我的意思是，他到了公安局就吃小灶，什么罪恶也没有交待，应该自动的写一些材料，争取进步。”
“难道我们没有图书目录吗？他写了一些图书目录！他读过这本书，读过那本书，这样体会，那样体会——卖弄自己的学问呢！一点罪他也没谈。这样的人给他机会反省，他也不认识自己。与你们差得很远。以后再不要启发他了，等他自己慢慢的认识吧。”
在伊通时，我对尚传道说：“政府人员对你一贯很客气，从不谈话，也不找你，可是你也不找政府，这样下去不好。应写材料，请求谈话，交待问题，坦白罪恶，不这样主动的争取是不行的。每天只看一些书，写些日记，那是消极的。应当积极。”
于是尚传道听了我的话写了一篇三百页的材料，名为“四十回忆”。主要是解放后，他读了一些经典著作的体会，摘引了许多毛主席的话，及马列主义的书名。写完给我看了一下，我感到他的认识太差，自以为是，但是毕竟是写出来了，我说可以，他就呈给了政府。结果受到了郭科长的批评。尚传道一直不知道这件事，还以为自己这份材料写得很好呢，其实不很好，或者很不好。
接着郭科长又布置我到圆楼楼上的四号监房去做工作。
有一天段克文⑥来了，他穿着一个黑布破棉袍，戴一个古铜色的旧毡帽，脚上戴一副镣子。我曾在长春见过他一面，那是1948年夏天，在长春督察处处长张国卿家中。我与他点了点头，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