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之门-第3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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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益波兄教导。”徐浩东抬头看钟，笑着问道：“下班时间到了，我请你到我家吃饭，如何？”
陈益波也笑了，“听说小嫂子有喜，我去了不打扰吗？”
徐浩东站起身来道：“你不是希望认识我岳父岳母吗，两位老人都在，我正好正式给你们介绍一下。”
说走就走。
徐浩东打电话告诉家里，有贵客上门，多准备几个菜。
陈益波建议步行，“我听说你们的南城街道是老城区，大部分建筑都有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以上的历史，保护得很好，我正好参观一下。”
徐浩东陪着陈益波下楼，来到市政广场上。
正是黄昏前的时候，市政广场上不仅有散步的市民，还有不少跳广场舞的大妈大爷，更有不少摆地摊的人。
陈益波道：“真行，市政广场还允许摆地摊，真够开放的。”
徐浩东道：“这是他们的生活，也是他们的权利，全市以摆地摊为生的至少有三万人，其背后应该还有五万以上的家属，他们以此为生，我们必须尊重和保护他们。”
陈益波道：“我们省城难以做到啊。”
徐浩东道：“要是我是省城一把手，我一定开辟十万个地摊摊位，与百姓的生活比，城市的脸面算个屁。”
陈益波道：“好啊，你这是在骂我。”
徐浩东道：“就事论事，绝无他意，我是有感而发。我当年在省城读大学，勤工俭学的主要方式就是摆地摊，那是我人生道路上最美好最难忘的记忆。”
陈益波道：“行，你再说，我就向省委建议，调你去当滨州市长，天天给我擦屁股去。”
徐浩东道：“免了免了，我是宁当鸡头，不当凤尾。益波兄，咱俩做朋友比较好，真要是搭班子，非天天吵架不可。”
陈益波道：“也是，我自认我是开拓型的，恰好你也是，两个有自己想法的人碰在一起，吵架打架的概率很大。”
徐浩东道：“一山难容二虎，这句老话还是有科学道理的。”
陈益波道：“不讨论了，咱们走吧。”
徐浩东道：“你的秘书司机警卫呢？”
陈益波道：“我和你一样，不喜欢前呼后拥。”
徐浩东道：“安全问题呢？”
陈益波道：“去，有你这个带枪的市委书记保护，我的安全还有问题吗？”
二人边走边聊，从中城街道来到了南城街道。
果然都是旧式建筑，古今中外，各具风格。街上行人如织，地摊密集，叫卖声此起彼伏。
陈益波感慨万分，“浩东，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啊。”
徐浩东告诉陈益波，“我们做过统计，这里共有十五条老街，店铺一千家，地摊三千个，每天至少有三十万人光临，营业额在一亿元以上。”
陈益波点着头道：“听说这是你的杰作，是你竭力主张，才把老城区保存了下来。”
徐浩东心里骄傲，但嘴上谦道：“那是广大干部群众的功劳，我只是推动了市委市政府对保护老城区工作的重视。”
沿着百货街，转入食品街，陈益波买了几十元钱的水果，说是家有老人和孩子，不能空着手，这是礼节。
徐浩东也不阻拦，陪着陈益波来到服装街，再来到小吃街，走几百米，再穿过一条十多米长的弄堂，就是徐浩东家所在的八一路。
与隔壁小吃街的热闹喧哗不同，八一路很是安宁，两边都是民舍，街上有的只是纳凉聊天的居民。
徐浩东一边应着街坊邻居的招呼，一边陪着陈益波，走过石子和石板铺成的街道。
全家人都在门口恭候，见了面也不用介绍，因为陈益波那张脸，徐浩东的岳父岳母当然认得。
知道陈益波和徐浩东关系不错，许教授和云教授很是热情，相谈甚欢。两位教授答应，在有时间的前提下，免费给滨州市的干部们上经济课。
饭后，客厅喝茶，陈益波虚心请教，“两位教授，你们都是经济学方面的教育家，我仰慕已久。我想请教几个问题，云岭市的经济为什么如此繁荣？云岭市的幸福指数为什么远高于滨州市？如何才能繁荣滨州市的经济？如何才能提高滨州市的幸福指数？”
许教授和云教授互视一眼，双双看向徐浩东，因为虽然陈益波和徐浩东关系不错，但陈益波毕竟是省委常委，二老不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徐浩东笑道：“爸，妈，我私下里叫陈书记为益波兄，所以，你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必顾忌。”
二老同时点点，许教授道：“女士优先，老伴，你先说。”
云教授道：“陈书记，我这人说话不客气，我只说经济繁荣度，我认为省城滨州再怎么努力，也是很难赶上云岭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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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482章 经济繁荣度（）
陈益波不解地问：“云教授，滨州市为什么很难赶上云岭市？”
云教授说：“对不起，这里我单指经济的繁荣度。滨州是省会，副省长城市，有政策优势，作为全省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和交通中心。云岭是刚升格的地级市，无论从哪方面比较，都比不过滨州市。但是经济增长率，滨州市今年是百分之七点三，云岭市是百分之十七点一，如果考虑到几个大项目的实施，以及升格为地级市的政策效应，云岭市的经济增长率肯定会超过百分之二十。”
陈益波点着头说：“我承认，从现在开始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云岭市的经济增长率，将大大超过我们滨州市。”
云教授说：“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我说的经济繁荣度，通俗讲就是经济活力。作为省会城市，是全省的第一窗口，要承担更多的政治功能、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这就决定了滨州市有很多限制，特别是经济发展方面的束缚。而云岭市不一样，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得天独厚，又没有额外的约束，可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
陈益波问：“就经济环节论，云岭市强在哪里？”
云教授说：“我是学教微观经济的，看经济问题从小到大，从低到高，我个人发明了一个词，基础经济，就是所有经济环节的第一个节点。在计划经济时代，有小集镇的集市存在，在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共存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有小集镇的集市和农贸市场存在，小集镇的集市和农贸市场，就是经济环节的第一个节点，也就是我说的基础经济。”
陈益波说：“这个经济环节的第一个节点，应该也包括象云岭市老城区那十几条老街的地摊吧。”
云教授说：“对，基础经济包括地摊经济，地摊经济就是基础经济，基础经济还包括背包经济、夜市经济和垃圾经济。背包经济指那些走街串巷的小贩，夜市经济当然指的是夜市，垃圾经济指的是垃圾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效益。云岭市在这四方面的数据是这样的，地摊经济，从业人员两万多，产值上百亿；背包经济，从业人员超过一万，产值五十亿以上；夜市经济，从业人员两万，产值八十亿多；垃圾经济，从业人员一万多，产值五十多亿。”
陈益波说：“还别说，地摊经济、背包经济、夜市经济和垃圾经济这四个方面，我们滨州市根本没法与云岭市比，因为我们有政策限制。”
云教授说：“问题就在这里，无论是数量上或是质量上，这些基础经济微不足道，不被人重视，在大城市还是限制甚至取缔的对象。但是，基础经济却最充满活力，是经济繁荣的基础，是就业的充分保障，是整个经济不必可少的第一环节，与农村集镇的集市和农贸市场同样重要。”
陈益波点着头问：“云教授，你说得很有道理，滨州是省会城市，能不能也把基础经济搞活呢？”
云教授摇着头说：“很难，我举个例子，在云岭市的每一个居民小区，在一定的时间在具体的地点，允许流动摊贩进入，滨州就很难做到。又比如，云岭市对垃圾处理实施严格的分类，其分类处理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就为垃圾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滨州市很难做到。还有更重要的，从事基础经济的人，在云岭市如同人才，住房、落户、老人、孩子教育等，都与公务员一样同等享受。可在滨州那样的大城市里，从事基础经济的人受到了限制，甚至有不少政策将其挡在了门外。”
陈益波又问：“还有吗？”
云教授说：“最致命的问题是，基础经济的自由度很大，要允许其随意发展，也就是随时随地的进行。你可以去云岭市的街上走一走，几乎每条街上都能见到基础经济的存在，滨州市能做到吗？可能根本做不到，可能会被城管赶走。你要是在滨州市搞基础经济，刻意地搞些地方，将基础经济固定在框子里，那就违背了基础经济的特点，就难以搞活基础经济。总而言之，经济繁荣度的首要指标就是基础经济的活跃度，基础经济充满活力，整个经济就是繁荣的，反之，整个经济就不是完整的，其活跃度肯定不高。”
陈益波感叹说：“省城就是省城，大街上随意撂地摊，确实是做不到啊。”
这时，云教授看向了许教授，“老许，该你说了。”
许教授微笑着说：“一个是省会城市，一个是新的地级市，其实没什么可比性。就拿所谓的幸福指数来说，一般人肯定会认为滨州市强于云岭市，因为大多数人愿意生活在滨州市。殊不知滨州市的生活压力远高于云岭市，就拿物价这一个指标，滨州市就比云岭市高百分之二点七。”
陈益波哦了一声，“就幸福指数来说，许教授也认为云岭市好于滨州市？”
许教授点了点头，“当然。”
陈益波说：“请许教授详细说说。”
许教授说：“幸福指数也叫幸福感指数，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而幸福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幸福指数这个概念起源于三十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二十多年来，在人均gdp仅为七百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顿了顿，许教授说：“生活质量可以用幸福指数来衡量，如果说gdp、gnp是衡量国富和民富的标准，那么，百姓幸福指数就可以成为一个衡量百姓幸福感的标准。百姓幸福指数与gdp一样重要，一方面，它可以监控经济社会的运行态势；另一方面，它可以了解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可以这样说，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它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
陈益波点着头说：“许教授，请你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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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483章 幸福指数（）
许教授说：“对幸福指数这个概念，我个人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实际上我们家两口子还有浩东，三个人就有三种不同的看法。所以首先要明确幸福指数的确切含义，在考察民众的幸福指数时，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便是让人们对自己的主观幸福状况做出直接的评价，这种思路和作法，对考察个体幸福体验可能有一定的意义，但对于揭示隐含在幸福感之中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心理现象则是没有多大帮助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幸福体验的个体特征，决定了不同个体的幸福感具有不同的含义，幸福体验的文化差异特征，则决定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群体的幸福感含义也不尽相同。在歧义丛生的幸福概念下考察幸福指数，也就失去了对幸福感进行描述和比较研究的基础，因而也就失去了研究的可操作性和现实价值。”
“现在的普遍看法是，幸福指数研究首先应当超越幸福这个概念，从研究渊源和研究目的出发，可以将幸福指数视为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在主观生活质量的层面上，我们对以往的幸福感研究并加以整合，提出了体验论幸福感的观点。根据这一观点，幸福感是由人们所具备的客观条件，以及人们的需求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
“不管怎么说，幸福指数有着实际意义，幸福体验能否成为一种切实的政策目标，关键在于政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民众的幸福体验。在以往的幸福感研究中，研究者们曾经提出了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