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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6章

百工匠心-第1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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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捕鱼图。我刚才讲了,这种捕鱼算是出击,跟钓鱼完全不一样,钓鱼的乐趣没办法享受。今天的人都愿意钓鱼,谁也不愿意拿一个没底的筐在水里咣当咣当地抓,那叫减肥。每个人的知识都有局限,比如我,就不知道南方的事,所以要抓紧一切机会去学习。你看不懂的时候,就要想办法查,问问别人。也许你的邻居就是一个南方人,张嘴就说:“这个东西叫罩筌,在我们老家到处都可以见到。“我估计今天南方也不使那玩艺儿逮鱼了,所以每一个人的知识都需要一点一滴积累。

    再看动物纹,康熙时期画的动物纹都非常凶猛。比如当时最愿意画的就是一种瑞兽,以麒麟为蓝本。为什么爱画这种瑞兽呢?为的是祈福,祈求天下太平。当时大部分人是从动乱中过来的,都希望社会安定。那么,乾隆时期画的动物都是什么呢?狮子绣球,百子龙灯,动物的形象都是非常喜庆的。

    社会形态的改变,迫使艺术形态的改变。同样是狮子,康熙时候画的狮子都张牙舞爪、具有杀伤力;乾隆时候画的狮子,都像哈巴狗,完全不一样。康熙时期的瑞兽,表明了社会的一种担心;而乾隆时期的瑞兽,表明了社会的一种放心,形态上不一样,内心世界也不一样。乾隆时期的心态跟今天的社会非常接近,大家心态都比较放松,早晨、傍晚,街头净有载歌载舞的人,有踢毽子的人,整个社会形态都非常喜庆。而在二三十年前,我们看不到这种社会形态。

    乾隆时期的瓷器烧造,达到了一个工艺上的高峰。唐英在《陶成纪事碑记》上记载了在其督陶期间,共仿古、创新五十七种。过去的不说,唐英上任以来,有五十七个品种出现,今天全部都能够得以印证。尽管唐英尽心尽力,但他还是不能完全满足皇上的要求。比如乾隆十三年,《记事档》有这么一档:“十一月二十八日,太监胡世杰传旨与怡亲王、德保:此次唐英呈进瓷器仍系旧样,为何不照所发新样烧造进呈?将这次呈进瓷器钱粮不准报销,着伊赔补。“皇上说,你送来的东西怎么还是跟上回一样,都是旧样子,我给你的新样子,你为什么不烧造呢?这次的钱你自己出。处罚非常严厉。史书上能查到处罚唐英至少有三次,就是让他个人掏腰包。你想,统治一个国家的皇帝,对烧瓷的事还这么费心费力。皇帝什么权力啊?唐英什么权力啊?他只是一个管烧瓷的小官,虽是一个小官,但皇帝给的权力非常大。对于唐英来说,就是“伴君如伴虎“,恐惧啊,生怕什么事情做得让皇上不高兴。

    唐英从47岁到景德镇,一直干到75岁。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乾隆召见唐英,把老爷子接到了北京圆明园。乾隆非常高兴,当着面就赏赐了,说:“你儿子唐寅保学习瓷务,接你的班吧。“唐英肯定是诚惶诚恐啊!乾隆皇帝当时是46岁,唐英75岁,大乾隆一辈人。唐英知道自己老了,但让儿子接班,他也害怕。他心说:我都干了好几十年了,兢兢业业,胆战心惊。你还让我儿子接班,我儿子能不能像我这样扛住了,很难说。当年夏天,七月二十七日,唐英就奏请退职,他写了一个奏本给皇上:“奴才犬马,年齿七十有五,气血日衰,医药不能速效。伏念榷务窑工关系重大,现在虽有奴才儿子寅保随任帮办,唯是寅保究系少年,诸事阅历未久,奴才自顾病事,淹缠一时,猝难痊愈。若不及早奏明,设有贻误,则奴才负罪益深。为此据实奏闻,恭请皇上另择贤员,到关接办。“

    他就说,我都75岁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吃药也没什么效果了。我知道我的责任重大,虽然儿子能帮着我,但我觉得他还年轻,阅历不高,我恐怕不能很快痊愈,所以只好及早告诉皇上,我不行了,你另选择别人来接替我的工作吧。八月二十一日,不足一个月,皇上隆恩批准。离职几个月以后,唐英去世。当时退休制度不健全,唐英干到75岁。我们今天有多好的退休制度,60岁就退休了。当时是君臣关系,一个督陶官直接跟皇上对话,得有多大的心理压力啊,但也表明了君王对陶瓷生产的重视。

    今天能看到唐英生产的瓷器都有什么呢?比如上海博物馆里有一个“乾隆五年“的大花觚,落款就是“沈阳唐英“。国家博物馆里有“乾隆六年“的大花觚,落款也是“沈阳唐英“。那都是唐英监造的优良瓷器,今天看都是国宝。

    瓷器到了乾隆时期,尤其青花,都变成一种熟练制作,工艺上没有难度了,不需要创新了,所谓创新都是在原有框架之内。工艺越娴熟,态度就越中庸,颜色也越中庸。

    比如乾隆的六方大瓶,是生产得很多的一种官窑。我们都知道,瓷器是圆器,非常容易生产,能拉坯,在转盘上一转,就拉圆了。但任何一个不是圆的东西,制作起来都比较麻烦,像六方大瓶,就一定要有模具。有一对青花六方大瓶,66公分高,是德国人瓦德西从中国带走的,在他们家搁了一百多年。瓦德西,大家都清楚,就是八国联军总司令,跟赛金花有点儿关系,或者说赛金花跟他有点儿关系。这个瓦德西当年能挑中这样的东西带走,可见它在当时也非常重要。2006年7月12日,这对大瓶在英国伦敦拍卖,拍了70多万英镑,合人民币1000多万元。

    这种官窑是有定式的,有很多一模一样的,国内也卖过很多。前几年,北京翰海拍过一个,结果在展览期间,被一个愣头愣脑的人打碎了。那天是展览快结束的时候,事后查看录像,看到那个人急匆匆地进来了,一看这东西,很高兴,大官窑摆在眼前,迫不及待地把脑袋往前一伸,想看仔细点儿。没想到这瓶子放在玻璃柜里,中间还有一层玻璃呢,结果一脑袋把玻璃撞碎了,玻璃又把瓶子切碎了。

    我们总结教训:见到好东西的时候,要抑制内心的激动,一定要谨慎小心。你想,这个瓶子都二百五十多年了,您这一脑袋还没直接撞上,要是直接一脑袋把它撞碎了,也算光荣,是吧?可你撞到玻璃上,玻璃把它切碎了,就不怎么光荣。如果不小心,有时一失足成千古恨。

    我们所说的清中期,一般是指康熙的晚期一直到乾隆去世,按照西方人的观点,就是整个18世纪,史称“康乾盛世“,也叫“乾隆盛世“。这是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个盛世,长达一百年。中国历史上多次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仁宣盛世等等,都不足百年,六七十年就算长的了。仅从青花瓷器上看,这个时期的特点就是由摹古、创新,逐渐演化到形制规范,中规中矩,工艺熟练。最后变成熟能生巧,后来能做到生产任何东西都游刃有余,非常容易。

    清中期的官窑,是明清官窑中最规范的时代,所有式样、品种都由宫廷直接把握,直接出样,由督陶官亲自管理。很多艺术瓷都是皇上直接过问,因而质量非常高。今天拍卖场上很多高价位的瓷器,都是这个时期创造的,为什么?工艺水准高。至于民窑,烧造量非常大。我从喜欢瓷器的那天起,就接触到大量这个时期的民窑。这一点跟该时期的社会繁荣有直接关系。如果18世纪不是一个繁荣的社会,就不可能有那么多优良的收藏品存世。我们历经后来的战争,历经“文革“这样惨痛的教训,依然有那么多瓷器存世,可见当时社会的繁荣。这个时期的民窑瓷器的质量也普遍很高,有非常精美的,甚至不亚于官窑。民间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东西“气死官窑“,就是说民窑比官窑还精美。

    对大众而言,今天收藏市场中大部分官窑的优良品种,老百姓买不起,太贵了。但我们可以考虑当时的民窑瓷器,民窑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生活的乐趣以及收藏的可能。

    历史很多时候是轮回的,凡事不能永远在一个高点上,就跟股市一样。到了乾隆后期,陶瓷生产由于宫廷的满足而逐渐僵化。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就完全程式化。下一讲就讲清晚期青花。

    我刚开始喜欢瓷器收藏的时候,特别鄙视这个时期。这鄙视怎么来的呢?都是老先生教给我的。我当时20多岁,跟老先生聊,一说到嘉庆以后,他就说:“那不能收藏,没用。我们家吃饭的碗就是道光的,谁留那东西呀。“他特别鄙视这个时期的收藏。他跟我说,这些东西在历史上都是搭售的,比如你在古玩店里,买了一个乾隆的瓶子。店主说:“得了,我这儿还有俩道光盘,您拿回去用吧。“或者说:“我这儿还有一个光绪的盖碗,拿回去喝茶,送给您的。“这些话,在我年轻的时候都有很深的印象。所以那会儿一听说是嘉庆以后的,就不要了,也不想买。

    但我现在不这么认为了。每个时期、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特征,不管这个时代离我们远近,它都要留下一个痕迹。这个痕迹对于我们不一定重要,但对于后人非常重要。今天要了解那个时期的青花,要用证据来说话,一个青花碗,就可以证明当时整体国力在衰竭。如果嘉庆以后所有的瓷器都荡然无存,今天就没有证据来说话。正因为嘉庆以后有很多东西留到今天,所以我们能用证据来告诉你:什么是国家强盛的时候,什么是国家衰败的时候。

    时代的烙印由政治及经济,由经济及文化,对后人都有教化作用。艺术品本身有高低之分,但从收藏角度上讲,很多东西并没有高低,它只代表一个文化符号。所有文化的形成,无可争议地跟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所有的东西都有所关联,它不能孤立存在。那么,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就一定导致文化的变化。文化的变化一定要有证据存在,这个证据的存在,正是它的价值所在,也就是收藏的意义。我们为什么要收藏呢?就是拿证据来说话。而博物馆就是用证据告诉你,我们历史上是怎样一个情况。用语言表述都很虚,我说当时的制瓷工艺有多高,那是虚的。只有你亲眼看见那个瓶子,那么精美,叹为观止,你才知道究竟有多高。

    先从嘉庆说起。有学者认为,清朝到了这个时期,根本就不需要嘉庆,应该需要另一个雍正出现。嘉庆是个和事佬,除了把和杀了,谁都舍不得杀。和是伤害了他,他多少也算一点儿公报私仇,把和杀了,未能利用和的能量,很可惜。嘉庆的才华显然比不上他的父亲乾隆,不论是政治才华,还是艺术才华,都比不上。他也没有很强的欣赏能力。他自己的个性比较懦弱,所以对臣下都非常宽松。不能说放任,但他确实比较宽容。中国历朝历代,封建社会的特征就是君王一个人说了算,君王的个性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朝代的个性。那么,嘉庆这种软弱的个性,体现到瓷器上是什么呢?也是软弱。

    过去的古董行里,瓷器在康雍乾三朝分得很清楚,就是康熙、雍正、乾隆。一到嘉庆、道光,习惯上就不分了,把俩搁一块儿,合称为“嘉道“。那么,“嘉道不分“包含着什么意思呢?第一,说明康乾盛世所代表的优秀陶瓷到此结束。“嘉道的“,听着就是一种轻蔑的口气。嘉道瓷代表着大众的、自由的、很随意的标准盛行。第二,嘉道瓷是陶瓷中因循守旧的产品,过去在古董行里被称为“大路货“。这种东西不是收藏用,是摆放装饰的。外国人喜欢中国文化,不懂,买两个大掸瓶,家里摆着,反正不太贵,摆着好看就行,碎了也不可惜,等级比较低。第三,嘉道的东西过去不作为收藏品,博物馆里也很少有。20世纪80年代编写《中国陶瓷史》的时候,瓷器写到乾隆为止,下面就说“嘉庆、道光以后,江河日下“,完了,连写都不写,比较蔑视。

    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局面呢?首先是国力衰竭。我们看那段历史,嘉庆的问题不是嘉庆时出现的,而是乾隆晚期就开始出现了,因为有和。有一句话叫“和跌倒,嘉庆吃饱“,但和真的跌倒以后,嘉庆并不能因此吃饱…和一个人的财产不能救整个国家。当你没有生产力的时候,和的财产只能解燃眉之急,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衰落的局面。当时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走下坡路,已经无力挽回。

    19世纪是中国不堪回首的一个世纪,很多优良的文化遗产都在这个时期毁之殆尽。比如“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比如永乐时期在南京修造的报恩寺塔,这些著名的中国景观,都在这个时期毁灭。19世纪这个不堪回首的世纪,又导致了20世纪上半叶,就是在1949年以前,中国处在一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很多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都能感受那个时代带来的痛苦。今天是一个安定的社会,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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