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海临风 作者:杨澜-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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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的客人，纽约人不感激它的美丽，它的湿润，它的去病杀菌，他们只是抱
怨它。是因为美国人从来就没有“瑞雪兆丰年”的期望，还是他们无暇体会
上帝赐予冬季城市生活的这一份浪漫。
雪，你何不到中国去？那里有为你欢呼的人们。
在纽约，路面街口多，车辆挤，所以大多数上班的人都坐地铁。下雪天，
乘地铁的人就更多了。地铁站就像一个真空管道一样，把路上的人往里面吸。
躲开了大雪，人人都松了一口气。一边抖落身上的雪花，一边自言自语地咒
骂着环天气。纽约地铁的脏是有名的，不时会有小老鼠在轨道间窜来窜去。
此时车站里热乎乎的、湿乎乎的，香水混合着角落里垃圾的异味，几乎让人
恶心。人越聚越多，而行乞的人们也多起来。他们大多是青壮年，穿着脏棉
衣，外面裹着塑料布，手里拿个铁皮罐，把仅有的几个硬币摇得哗哗直响。
他们大声诉说无家可归的苦楚，重复着“又下雪了，我冷，我饿，给我帮助
吧，谁也难说没有这么一天。”绝大多数人都不理睬，继续看他们的报纸。
而乞丐们也知趣地走开，并不纠缠。地铁车厢里常贴着这样的宣传品：“地
铁中行乞是非法的。你有理由拒绝。这是你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怎么知道他
们会拿这些钱做什么？把钱捐给慈善机构，而不是给乞丐。”而行乞的人却
说：“别相信这些鬼话，我们从慈善机构那儿根本得不到食物。”真不知该
相信谁。这时一只脏手和一只铁罐伸到我面前。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冲他摇
了摇头。心想：“昨天已经给过一次了，如果天天如此，这岂不成为一个固
定开支项目了？”他走开了。我心里希望他从别处能要到一点钱。相比之下，
地铁里的街头音乐家们倒比较容易得到同情。他们并不开口要，只是卖力地
唱呀，弹呀，吹呀，有些人的水平还真不错，中间有不少像东欧来的。他们
的收入大概够上温饱了。
今年，纽约的雪格外多，天气已成为新闻中的一条。最近电视新闻刚刚
炒完了南希和托尼娅的奥运之争，又传来犹太青年被枪击，世界贸易中心爆
炸案定罪的消息。主播们个个神态严肃。这时只有雪是个轻松的话题，一个
没有阴谋，没有暴力，不用担心伤害任何人的话题。当预报最近还有可能下
雪时，主播们都苦笑着摇着头，说他们的车可能又要再擦洗一遍了——他们
似乎都不喜欢雪。
我从地铁站出来，雪还在下，但小一点儿了。整个纽约在一片洁白中显
得漂亮可爱。但雪会化的，那时这个藏污纳垢的城市又要原形毕露了。街头
到处会出现动物的粪便，散落的垃圾，无家可归的人又会卧在人行道的暖气
口上呼呼大睡。当然，霓虹灯会一如既往地闪烁，人们还是那样地忙碌。
重返校园
我的同学
一九九四年一月至五月，我在纽约大学电影进修班学习。班上的同学真
可谓是来自五湖四海了，有美国人、瑞士人、日本人、墨西哥人、意大利人、
巴西人、法国人。。当然还有我——中国人。纽约是个国际大都会，见到这
么多国家的人并不稀奇，但当这一群人聚在一个教室里，操着五花八门的口
音，睁着或大或小的眼睛，讨论同一主题：电影，也就真够热闹的了。
来自波多黎哥的胡里奥是个高个儿的小伙子，总带着热带海岛般灿烂透
明的笑容。他酷爱舞会，狂跳一通宵是常事。即使走在街上，路边的小咖啡
馆隐约传出的音乐也能让他手舞足蹈起来。班上一宣布周末有聚会，他就会
马上问：“跳舞吗？”他的英语不流利，急了会把西班牙语说出来。一旦意
识到这丝毫不能帮助我们理解他的意图时，他就开始做手势。每个手势都富
有节奏感，好像在舞蹈，以至于大家对这些手势大感兴趣，却依旧不明白他
要说什么，他只好又说英语，每句话都带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以确
保我们跟上他的思路。有一次拍片，他做制片人，任务之一是负责买午饭。
他选中了中餐，当我告诉他这些中式快餐根本不正宗时，他大为诧异地说：
“这已经够好吃的了，你们在北京天天都吃得到吗？”“比这个好吃多了！
如果你有机会到北京，我保证各种大菜小吃让你吃一个月不重样。”我谈起
中国菜从来是不遗余力的。他张大了嘴巴，先是兴奋地大呼小叫，然后不无
沮丧地说：“可惜我现在还没有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班上也有富家子弟。来自意大利的安德烈是个不足1。70
米的小个子，只
有二十一岁，一脸稚气，却时常要把手插在裤兜里装出老成持重的样子。可
是他咬起自己手指头来，简直是一副孩子模样。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外科
医生，在经济上支持他。果然是财大气粗，他租了世界贸易中心附近的一间
高级公寓，月租金逾两千美元，还说：“这个很便宜，而且我喜欢那个能看
海的窗户。”——谁不喜欢啊？！拍电影作业需要不少额外费用。虽说学校
免费提供设备，但胶片给得有限。遇到技术不熟练拍废了片子，学生们就要
自己掏钱。一般学生都要咬咬牙狠狠心才能拿出一二百美元，只有安德烈一
副无所谓的样子，“这个很便宜，你们如果有困难，我包了。”在美国，朋
友们在一起吃饭都是各人付各人的帐，只有安德烈常常主动为别人掏腰包。
如果别人谢他，他就摇着头，很真诚地安慰人家：“这算什么，很便宜。”
大伙儿对他有点看不惯，但觉得他年纪小，又无恶意，也就不去计较了。不
过全班一致认为，安德烈如果当制片人，非超支不可，不把他爸爸的钱全赔
进去才怪呢，谁叫他样样都嫌便宜呢。
班上还有一位同学从瑞士来，平日出手也很大方。一次坐地铁，却因不
买1。25
美元的票，被便衣检查人员发现，当场罚款六十美元。最糟的是在同
学面前大丢了面子，连地铁里的乞丐也不忘走过来挖苦一句：“兄弟，连我
都是买了票进来的！”
班上女孩子中跟我要好的是美国人克里斯蒂。她是公认的美人：模特的
身材，永远带着温柔甜美的笑容，漂亮的眼睛总蒙着一层羞色。在我看来，
她有着西方人的外貌，气质上却更接近东方，甚至是古典东方。她在一家剧
院里做了几年舞台设计，挣了一笔钱就全部拿出来上学，她说这是最好的投
资，再说年纪轻还不想攒钱，等钱用光了再挣也不迟。她的这种豁达自信的
态度在很多美国同学中都找得到。蒂姆就是其中之一。他放弃了收入颇丰的
华尔街会计师工作，明知电影是个竞争激烈、稳定性差的圈子，却偏偏闯进
来，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喜欢电影”。一次同学们在酒吧聚会，蒂姆坐在
我身边。几杯过后，他悄悄跟我说他爱上了克里斯蒂。“为什么不跟她说？”
我好奇地问。“我怕被拒绝。她那么迷人，一定有男朋友了。”我大为惊异：
原来还以为美国人在爱情上都是不顾一切的呢！现在看到蒂姆喝得脸红红
的，却在为不能启齿言爱而深深烦恼，倒让我觉得他更可爱了。
其实，热烈的情人也有。英国小伙子杰斯就遇上这么一位。杰斯金发碧
眼，气质出众，让班上的助教小姐动了芳心。每次遇到杰斯问问题，她总是
回答得详详细细，而且态度温柔谦和，连眼神都变了。据说后来她向杰斯表
示要做他的女朋友，却失望而归。但这并不减少她的热情。只要有机会，她
就去“辅导”杰斯，而且每次都靠杰斯很近，几乎把杰斯逼到一见她就想逃
的地步。
杰斯立志要当名导演。也许这个愿望太迫切了，所以工作起来，他总有
一股“得听我的！”气势。一次我与他，还有法国的玛丽亚，墨西哥的尤利，
瑞典的海娜分在一组，杰斯任导演，我担任摄像。在讨论分镜头剧本时，他
非常独断，别人的意见总是被他不礼貌地打断。玛丽亚首先忍不住了，这个
爱抽烟的女孩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感：“杰斯，我们为什么都要听你的？”
杰斯毫不示弱：“因为我是导演，而且我的意见是正确的。”
“你的一些意见明显有问题！”尤利是个大嗓门，然后转向我：“澜，
是不是这样？”我表示同意说：“杰斯，比如你为什么非要去拍火车站附近
的纽约市景呢？这与故事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这样可以让人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在纽约。”
“可是通过其他镜头，观众已经知道这是纽约了。而且火车出现在镜头
里，容易让人以为主人公是不是出门了或是回来了。”
“澜，你的这些想法逻辑性太强。电影讲的是感觉，你大概只看过好莱
坞的情节片吧。你在中国看过欧洲的抽象电影吗？”杰斯几乎是在用居高临
下的语气对我说话了。
我压着的火腾地冒了上来：“可是这个镜头容易让人误解你的感觉。故
事本身是写实的。这样做是浪费胶片！”这时一直没吭气的海娜也冷冷地加
上一句：“再说，澜和我们都不需要接受你的抽象电影教育。”（瞧，我的
这些同学可没有一个是好惹的。）大家就这么不欢而散了。
晚上，我们几个都接到了杰斯的电话。他为白天的态度道歉，说离开了
大家，他什么也做不成，并建议第二天碰头再议剧本。他的道歉坦率而真诚，
我们也没有得理不让人。那次作业最后得到全班一致的赞赏。后来，我也没
忘了向他请教抽象电影。
我的这些同学，有什么说什么，不高兴就吵，吵得不留余地，和好了又
亲热得不得了，总之很少掩藏自己的情绪。也许是因为大家都是学生的缘故，
才会这样单纯而无所顾忌吧。这也是我工作几年来一直眷恋着学校生活的理
由之一。顺便提一句，我生日那天，收到同学们送的一束白玫瑰和一张写满
了各式文字的贺卡。两边的面颊都快被亲破了。胡里奥大声建议说：“今晚
为什么不开个舞会？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教授先生
理查德教授被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开除了。原因是有学生告他。罪名之一：
上课内容不充实；罪名之二：从不留课外作业。
带头写信的学生是一位名叫凯特的姑娘。她理直气壮地公开说：“我们
是付了哥伦比亚的高昂学费（每年两万美元）来听课的，学不到东西当然要
请他（指理查德）走路。”
理查德教的是电视新闻课。在此以前，他已经在CBS（哥伦比亚广播公
司）和ABC（美国广播公司）做了三十多年的新闻制片人，现任ABC
晚间新
闻部副主任，在美国电视圈里颇有声望。这一次被几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砸
了饭碗，心中一定不怎么好受。
学生炒老师鱿鱼的事，我这还是第一次碰到。在国内上学时只听到学生
们埋怨功课太多，从来没有因哪个老师留的作业少而发难的。看来自己掏钱
交学费感觉的确不一样。
美国学生的不依不饶让我领教了不止一次。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二个学
期，我选修了电视纪录片这门课。赫弗教授是我们的指导老师。他为人谦和，
有问必答，使我们觉得他很好说话。期末将至，每个学生都忙于完成一个二
十分钟的纪录片，在电视机房里通宵达旦地做后期编辑。正在此时，一个同
学跑进来说，他偶尔在学校的电脑系统里查询成绩，发现赫弗教授在没有看
过期末作品的情况下，已打了分数，输入了学校电脑系统，而且据他说，给
的分数很低。熬得两眼通红的同学们立刻群情激愤，纷纷查询自己的分数，
果真低于常规，竟有一些人得C（美国大学以A、B、C、D、E
排列分数等级）。
近年美国高校的成绩有“通货膨胀”的趋势，老师很少给B…以下的分数。对
于不少只有靠争取奖学金才能完成学业的学生们来说，得一个C
无异于前途
被断送。第二天，赫弗教授的日子可真不好过。学生们一个个走进他的办公
室，要求解释。可怜的教授只好承认他只根据平时印象打了分，而且对其他
教授的评分“行情”毫无所知。他答应在看过个人的纪录片作业后再酌情加
分，这场风波才算过去。
说起来，美国大学里的教授，日子过得也挺不容易的。除了个别知名学
者之外，大多数教授一年只挣四五万美金，在中产阶层中混个中下游。近年
来全美各高校经费紧张，很少给教师长工资，教授们的实际收入因此反而逐
年下降。眼见自己的学生毕业后即能找到差不多工资水平的工作，教授们颇
有怨言。若不是看在一年四个月假期的份儿上，真会有不少人辞职不干呢。
年轻的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