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我心-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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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的是，这回上帝站到了我这一边，我还是分配到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同时，分配到剧团的有十个同学，五男五女。五个女生就是后来被人们热称的“五朵金花”，男同学当时虽然没有显山露水，但现在，他们都是黄梅戏界的顶梁柱。当然也有彻底改行做别的去了。　
我以总分第一的毕业成绩离开了安徽省艺术学校，走进安徽省黄梅戏剧院。　　　
三年日月浓如酒（1）　　　
1980年我如愿分配到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八十年代，还不叫黄梅戏剧院）有一天，我拎着两壶开水路过剧团资料室，这时，只听见一阵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音质穿透心坎，“三年日月浓如酒，乡中人好水也甜……”那如泣如诉、真挚淳朴的演唱催人泪下，我不禁驻脚，泪流满面……“三年日月浓如酒”，《牛郎织女》中织女这样唱的。我想，我在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十二年的日日月月也该是“浓如酒”甚至是“浓如血”的吧？　
第一次听到严凤英先生唱《牛郎织女》，她的声音震撼了我，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深深地镶嵌在我的脑海里。从那时起，我决定开始学习“严”派，那年我十八岁，正值豆蔻年华，定下这一目标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要到处寻找严凤英老师的资料，可找到了录音资料又没有录音机（那个时候还是大开盘放音机），只有到处蹭着听，只要听到哪儿放严凤英的录音或者是电影，都要跑去。后来，我省吃俭用攒了点儿钱，终于抱了一台大开盘放音机回来，那个美啊！没有一天不听不练的，说“着了迷”是轻的，简直就是“着了魔”。由于我的自身嗓音条件与严派有着较大的差别，严派嗓音属于中、低音非常出色，而我却是高音部分比较好，这样，在学习的过程中难度就很大。好在周围的老同志见我这么痴迷于严派，都主动地指导我，渐渐地我掌握了严派的特点，想想真不容易，用剧团同事“取笑”我的话说，吴琼每天练唱面对的那一棵梨树，比别的树都早开花、早结果（哈哈，那时他们就发现音乐对树木有催长作用）。　
1981年我在合肥著名的江淮大戏院演出严凤英的代表作《女驸马》，这是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第一次赴香港前的练习。当我演出结束后，观众席一片寂静，我想，一定是演砸了！许久，观众席才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议论纷纷。当时，我什么也听不见，我看见剧院的一些老同志，当年和严凤英老师共事的老演员，默默地不言不语。我心里特别纳闷、不解，后来他们告诉我说，这么多年，他们是第一次看到真正的严派味道，听到严派的声音。他们没有来祝贺你，是因为一些老同志都悄悄地哭了，他们在想念严凤英。这一场《女驸马》的演出，勾起了大家对严凤英老师的深切怀念。从此“小严凤英”之称也就自然而然地叫开了。首先，安徽省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做了长篇报导，录制了由我演唱的大量严派作品，各大报纸也陆续做了介绍，那一年我二十岁。　
这以后，许多荣誉随之而来，尤其是观众对我宠爱有加，我想，这些都缘于大家对严派的热爱。他们把对严凤英的那份情感和喜爱都给了我。这期间我演出的剧目大多是严派的代表作品，并进行了长时期的巡回演出，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和锻炼。但是赴港演出却没有轮上我，这个后面再谈。　
1983年左右，我们刚从香港及全国各大城市巡回演出回来，领导就把我一个人调离当时的二团（也就是赴香港的那个团），分派到以中年演员为主的一团，从此，我和小姐妹们就分开了。在二团，走的都是省会城市，到一团，跑的都是乡镇，条件反差巨大，一开始很难适应。还好，我的极端任性让我坚持并扎根在一团。记得，首次随一团下乡演出，是到江苏一个叫吴桥的镇子。所有的女人都睡一个屋子，地上铺的是稻草，我们就睡在上面，很多小跳蚤与我们同眠，它“亲”得我们身上一个一个的大包，疼痒难忍。那时候晚上演出，白天放电影，一天下午，当地的农民和剧团的人不知什么原因发生了冲突，引起了“战争”，剧场内一阵骚动，只听的座椅乒乓作响。当时我正在小树旁练唱，突然“飕”的一声，团里一个同事从身边飞过，跨过几道木墩，冲进售票房。那速度和动作估计不比世界跨栏冠军刘翔差多少。接着一大批农民兄弟，手拿铁杈镰刀，肩扛锄头扁担紧跟其后。我想，完了，人肯定要被他们打死了，怎么办？我不能袖手旁观呀，急中生智我想起电影里很多漂亮的女演员引诱敌人注意力的镜头，便高歌唱起了《刘三姐》，“哎，唱山歌哎……”还真有人楞住了，他们停下了脚步，不过只一小会儿，便头也不会的继续他们的战斗去了。我很沮丧，以为朋友的性命肯定完了。结果，却看见那些扛锄头的人垂头丧气的出来了，并没有我想象的血肉模糊的场景，叫人纳闷。后来才听说，他竟然翻过快到屋顶的墙，而且屋里并没有梯子或可做搭脚用的工具，这是什么力量？求生的力量。可见人的潜力是无限的。　
当时那些农民兄弟就是要找和他们打架的人，那阵势仿佛象周星弛的电影《功夫》：手拿铁具的人在院子里发威，院子里的人却很平静，有的人装做练习写毛笔字，有的人捧一本书，有人弹琵琶，有的拉二胡，有人打太极拳，有的人急中生智把大幕裹在身上，变成一根幕柱，我们女孩子对镜化妆，洗衣服……一片太平景象，好象都与这场打斗不相干，搞的农民朋友丈二摸不着头脑，在院子里转了数圈，扬言明早再来。吴桥是演不下去了。连夜，全团悄悄的装上道具行李，乘着月光逃离了镇子。后来还听说，那些农民天一亮真的又来了……幸亏我们走得快。　
江苏与安徽挨的很近，对黄梅戏一直情有独钟。过去走很多城市，观众都很热情，但由于黄梅戏演唱风格比较柔软，所以人们爱听，但不一定鼓掌叫好。江苏不同，可能受地域的影响，淮剧和扬剧中的清板（无伴奏演唱）在当地比较流行，观众也得到熏染。记得在江苏宝应演出《女驸马》，当我唱到那段脍炙人口的“驸马原来是女人”时，突然，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我懵了，唱错了词？还是裤子炸了线？这样一担心，后面的唱词竟想不起来，急得汗也出来了，幸亏乐队有经验，反复演奏过门帮我解了围。第二天，剧场门口排起了长队，我莫名其妙的正要出去买吃的，被剧团管盔头兼安排伙食的谷老师一把拦住，他哑着嗓子说：“别瞎跑了，今天加演《女驸马》一会儿就开演了。”　　　
三年日月浓如酒（2）　　　
“加演？谁演呀？”我问。当时女驸马角色是由A、B组轮换演的。　
“当然是你演咯，人家都冲你买票的。”　
“我演？我还没吃饭呢？”　
“早给你准备了，领导安排的，排骨炖藕呢。”让我加演还给我加餐？心里美滋滋的，有一点得意，还有些虚荣。　
自从江苏省巡回演出，我开始明白什么叫“人气”。人气热了，自信心也强很多，学生气逐渐减少，演唱慢慢走向成熟。那时，每天可以主演《女驸马》还有《五女拜寿》，甚至一天演出三场，内心是满足的。　
一个演员，从龙套晋升为台柱，需要凭实力说话。特别是那些能够长期站在舞台中间的人，不是凭一时的侥幸或投机就可以占领舞台。所谓舞台就是演员现身的地方，演员的一招一式、行腔韵白是逃不过观众的眼睛的，更重要的是演员全面的综合素质是决定他能否成为一个“角”的关键。所以，做一个优秀的演员，乃至荣升为“角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由此，我想，虽然我在舞台上有一些成绩，也受到全国一些观众的青睐，但我始终认为，距离一个“角”的风范，还是需要更加努力。　
每到夜晚，看着自己的双脚在舞台上跑得象煤矿工人一样从袜子黑到脚丫，也从未想到“累”这个字，还是十分的乐意打着背包，提着暖壶水桶脸盆什么的快活的从一个县城转到另一个县城。偶尔赶上梅雨天，看着那个雨点儿大的恨不得把地砸个坑，我们只能望雨叹息，心情自然象这个天气一样潮呼呼的，逢到这时转点，剧团里的男人冒着雨把音响道具还有背包一趟趟的搬上车，我们女孩会主动的打着伞为他们遮雨，那场面是至今动人。　
剧团以演出为生存。八十年代剧团的演出真叫一个频繁，我们象赶着大篷车到处游荡的吉普塞人，好象总也没有个头。由于演出劳务费的提高，大家的激情也随之高涨。我刚进黄梅戏剧团的时候，演出一场2毛钱、4毛钱，一块钱已经是比较好的了，大约从83年开始，有了承包制，演出费一下子涨到十快钱，实在是非常诱人。第一次巡回演出回来，竟然发现自己成了有钱人，钱夹里有五百元，这数字太惊人了。清楚的记得这五百元分别寄给了我妈和初恋男友的母亲，并特别在汇款单上注明是请她们买洗衣机（那时有半自动的）。　
随着演出越来越多，内心逐渐躁动不安。我由刚开始的兴奋、满足慢慢觉得平淡无趣，不断的重复，使我感到有些许疲倦。那时候，好象没有你想演或不想演这一说，只有让你演和不让你演的限制。我想歇歇，没有借口，更没有理由，内心随着演出的疲倦逐渐转为厌倦，一心想离开演出团体。为了达到目的，我干了两件荒唐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我把自己“失踪”了。借着我嗓子有点问题，便申请留在南京治疗，当时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段军医很有名，一个疗程结束后，我没有回队，而是跑到上海疯玩。那时没有手机，团里自然不知我的去向，我便塌实的呆在上海看越剧看沪剧看昆曲看电影，发现沪剧的现代戏总是排得很好，也非常欣赏茅善玉这个演员，还学会了沪剧《雷雨》中繁漪的几段唱腔。在上海看得最多的竟然是电影《天仙配》，严凤英先生的演唱一次次令我着迷，我也有最初的看热闹慢慢的体会到严凤英先生的表演唱腔的神韵。就这么逍遥着，终于，弄堂里喊有电话找，说心里话，我还是吓着了，害怕被团里开除。乖乖的，我又回到剧团所在的演出地。还好，领导见我安全回来，脸上已经没有了严厉而是笑呵呵的叫我晚上就演出，对我“失踪”二十多天只字不提，令我感动。戴罪立功，这一演便没完没了。　
第二件事就更离谱了，为了逃避从早到晚的演出，我和朋友说，真不想一直这么下去，无法继续演了。他说，不想演可以呀，除非你躺着不能动，仅仅感冒什么的是不行的，或者你瘸了，那你可以休息了。我一想，那就瘸吧，当天晚上，我洗脚的时候，一瓶开水浇到了脚上……瞬间红肿起泡。　
多狠哪，这不是自虐吗？难道我有自虐症？还好这样的事件仅此一次，够了。　
领导同事很心疼，给我买了很多消炎药，我得到应有的亲切关心，这场看似无心却是有意的表演并达到任何目的。我还得继续穿上驸马爷的靴子，神采奕奕的登上舞台。水疱烂在靴子里，沾着袜子揭不开……台上，我装摸作样，观众看不出一点痕迹，台下，我一瘸一簸，朋友背我回宿舍。这件事让我明白自己是多么愚蠢。如果说第一件事纯属年轻好玩的话，那第二件事，也让“那时我年轻”这个词来替代我无知极端的行为吧。　
冒充伤残的小插曲，给我带来了大痛苦，没几天人真病了。这就是老人们常说的惩罚。对我无知的惩罚也是对“冲动的惩罚”。记不清具体年月日，我们在湖北黄皮县演出。晚上，演出完《五女拜寿》，大家高兴的吃了夜宵便睡了。半夜，腹部隐隐作痛，一阵强似一阵，折腾到天亮。实在忍不住的爬起来，同室的人说：你脸色很难看。我说，我的肚子很难受。我坚持着去茅房，却发现小便解不出，疼痛让我站不起来，我想我病了。　
送进医院，我没有了任何矜持，大呼小叫，翻身打滚，汗，已经湿透内衣。所有的人被我痛苦的呐喊吸引，围了过来，医生护士病人家属，都可怜兮兮的看着我，不知所措，为了缓解我的疼痛，医生决定给我打一针，后来我才知道那让我慢慢平静的针叫“杜冷丁”。昏昏迷迷感觉领导同事不停的穿越我的病房，我无力睁开眼睛。傍晚，领导问我晚上能否坚持演出？我说：试试吧。就这样，又坚持了几场演出，领导决定送我回合肥检查治疗。　　　
三年日月浓如酒（3）　　　
从黄皮到武汉是要坐船的，船行至江中，我的病又犯了，小腹开始隐痛起来，汗珠一滴滴滚落，我也由轻轻呻吟变成不顾一切的大声呼喊，我不想活了。我只有这一个想法。在护送我的朋友怀里，我挣扎要跳江。那一刻，我真的想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