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盛开-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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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红霞转过脸去。
她转过脸去，望向窗外，外面，是平坦的、洒满阳光的操场，体育系的学生们正在训练。一个年轻的女人，她认出那是胸部高耸的女体育老师，人家都叫她“挺拔”，二十年后人们会称这样的女人“大波”。“挺拔”或者“大波”穿一身红运动衣，正在舞剑，潇洒极了。她手中的长剑被阳光照透了，雪亮的剑光，嗖嗖嗖地，在空中搅起美丽的杀气。对了，潘红霞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从昨晚，到今天，她看见了刀光剑影。
可怕的小玲珑。
她感到心惊。
在最炎热的日子里，一个学期临近尾声。复习，然后是期终考试，左一门，右一门，一门一门考下来，就是幸福的假期。多少年来第一个暑假来到了。外地的同学纷纷离校，刘思扬和陈果也要回北京了。他们当然是乘同一列火车。临行前，刘思扬到寝室来帮陈果拎旅行袋，那旅行袋很沉重，里面装了十几瓶“老陈醋”，是这城市最著名的土特产。除了潘红霞，寝室里其他人都走光了，刘思扬快活地向潘红霞告别，
“潘红霞，祝假期愉快！”
她送他们到楼门口，老余和班里另外两个男生，准备骑自行车带他们去火车站。他们一大群闹闹吵吵咣咣当当出发了，一点儿也没有离别的伤感。他们归心似箭地朝他们亲爱的北京飞奔而去，朝他们愉快的假期飞奔而去。“潘红霞祝假期愉快！”那是他们对自己的祝愿，与潘红霞无关。
她不愉快。
一天一天地，在家里，无所事事。她好像不习惯“在家”了，弟弟也放了假，从酷热的火炉武汉回到了家里。弟弟和她同一年考取了大学——长江边上的武汉大学，别提母亲有多骄傲了。这清贫的家里一下子出了两个大学生啊。就连结了婚的姐姐随后也考取了“电大”。她发现她母亲说话的嗓门一下子变高了，又高又尖，似乎，回到了少女时代，让她感到陌生。
家里很喧哗。搬了新房，是两居半的那种单元房，狭长的过道，小小的门厅。永远有人来找弟弟，都是他高中的同学，如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大学校园，假期聚在一起，高谈阔论。她常常下厨为他们做饭，那是她愿意做的事。她愿意用一块肉一条鱼一堆青菜还有酱油味精花椒大料生葱熟蒜这些五花八门的东西把她的一天填满。她不快乐，谁都看出了这一点，一天晚上，弟弟送走了他的朋友，推门走进了她小小的那间蜗居。
水声浩大的夜晚（5）
“二姐，”弟弟很亲热很体贴地叫她，他很少叫她姐姐，总是直呼其名，“二姐，你是不是失恋了？”
她大吃一惊。
她否认，说，瞎说，没有的事。可是弟弟不相信。弟弟说，二姐你是最让人不放心的人，你最可能干傻事，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他说到“遍体鳞伤”，声音忽然沙哑了一下。这让她非常感动。她忽然温柔地伸手摸了摸他的脸，无声笑了。
“你放心，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她说。
她没有失恋，她是在爱，爱得又坚贞又绝望。她绝望地、奋不顾身地爱着一个不可能。不是说过了吗？从小，她身上就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东西，有一种坚贞的狂热，那是圣徒的品质，这使她的爱，随时可蜕变为献身与牺牲的激情：她爱的不再是一个尘世间的人，而是一个信仰。
她想念他，想念真是折磨人啊。在和弟弟谈话之后的这一晚，她彻夜难眠。她几乎是在一秒钟之内就做了一个决定，第二天一早，她跑到火车站，排队买了一张当晚赴北京的硬座火车票。她属于带薪上学的大学生，因为她刚好有八年的工龄，所以，在同学中，她属于“有钱阶级”，每月，有38元5角钱，一个二级车工的收入。平时，她省吃俭用，有时会给弟弟寄点零花钱去，剩余的，就存起来。现在，这钱终于派上了用场。
她来到了北京，他的城市，他的家。那是她平生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也是平生第一次看见这个伟大的都城。她不辨东西，毫无方向感，晕头晕脑，可她很高兴。她终于和他在一个城市了，感受着同样的气温，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她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来，四个人一间房，其他三人都是来上访落实政策的。只有她，是个闲人，没有光明正大的理由。人家问她来干什么，她支支吾吾，答不上来，她来干什么？那是一个秘密啊。
她买了一张北京市交通图，第二天一早，按图索骥，坐车、倒车、再倒车，终于，来到了西郊。她找清华园，找到了。她远远地站着，看了又看。这赫赫有名的名校，是他的母校啊（准确地说，他其实仅仅属于附中。）她不知道他的家，从来没问过，可这又有什么关系？这城市是他的，到处都有他存在过的痕迹，他的气息。她绕着清华园外走啊走，不停地走，感觉到，整个“水木清华”都是他的，连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也是他的呢。她触及着属于他的点点碎屑，是那么快乐。
她在那城市待了十天，并不想碰到他，她只是想离他近一些，离他的现在，还有，过去。她一个人，去了长城，爬了香山，游了颐和园。在那些地方，到处都有人涂写着：某某某到此一游。她冒出一个傻念头，无论走到哪里她都要细心寻找，想找到一个他来过此处的证据，她寄希望于他，哪怕只有一次淘气和忘乎所以，哪个小男孩没有淘气的时候呢？她大海捞针一样地在这巨大的城市寻找着一个凭据，某某某到此一游。可是，她找不到，他真是太乖了，或者，他隐藏得太深了。
她一个人，在这城市，四处游荡。有一天她甚至一个人来到了“老莫”，莫斯科餐厅。那时他们，他和陈果，常常说起的一个地方。她被它俄罗斯式的庞大、高耸和辽阔惊呆了，许久缓不过神来。她也不会点菜，因为她从没有吃过西餐，也不会使用刀叉。她要了一份沙拉、一个烤鱼和一份奶油蘑菇汤，并不好吃，特别是那鱼，是用黄油烤出来的，有一种怪味，这让她被北方内陆小城培养出的简单的味觉很不习惯。她坐在一个冬宫式的地方，沉默地、别扭地吃完了这陌生异域的菜肴，心里想，潘红霞到此一游。她用指头在桌子上慢慢写下了这看不见的一行字迹，忽然间，无声无息地哭了。
第二天她就回家了，回自己的家。她平静了许多，她甚至还给家人都买了小礼物。然后，她就着手做一件事情，开始忙碌起来。她顶着八月的骄阳，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跑遍了这城中的大街小巷，她还跑图书馆，查资料，在里面一呆就是一整天。日子在忙碌中总是容易过去的，终于，开学了，终于，她看到他了。在见到他的当天，她交给他一摞稿纸，那是她忙碌了整整一个炎夏的证据。
“这是什么？你也写小说了吗？”他高兴地问，“街名考？这是小说的名字吗？”
那当然不是一篇小说，那是一份答卷，一个回答，回答他在五月的某个晚上，向她随口提出的问题，关于这城市，关于那些街名：东营盘、辑虎营、付家巷……他说：“哦我忘了，你们女的都不关心这些。”不错她那时是不关心，可现在她关心了，那个水声浩大的夜晚之后，她“关心”了。
他有些惊愕。
小玲珑讲的故事（1）
他是我的老师。教过我不长时间。我没必要说他的名字，说了你也记不住。我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幸福”，因为他总爱把“幸福”这两个字挂在嘴上，口渴了，舀一瓢水，咕嘟咕嘟喝了，一抹嘴，说：“真幸福啊。”憋一泡尿，憋急了，终于撒出来，也是这么一句：“真幸福啊。”特别书生。
他不是正式老师，是代教，民办教师。和你们差不过，也是老三届的，不过他没你们“幸福”，他不是插队知青，是“回乡知青”，农民的儿子，是我们县中的学生，据说他曾经是我们的骄傲，高一的时候就在省报副刊上发表过一篇小文章，写春耕的吧？要不就是夏种什么的，“牛铃像音符一样欢快地撒在田垄上，”反正就是这一类玩意儿，才子啊！后来就让他回来当代教了，缺老师嘛。不知道是不是走了谁的后门，反正他回来了。特别瘦，挽着袖口，领口上别着假领子，白棉线勾的那种，我也会勾，有一段特别时兴这个，有用线勾的，也有用毛线打的，阿尔巴尼亚花边，那是往大衣领子上别的。他就戴着那种领子，他们说是高二的一个女学生给他勾的。叫什么娟，这个什么娟我一直不认识，有人说她挺漂亮，有人说她一点不漂亮，很丑，不过挺风骚。他们说看一个女人风骚不风骚从她走路怎么甩手就能看出来，特别灵验。我小的时候，我们县城里有一个女人，在医院里当护士，长得特老实，人笨笨的，穿一条打补丁的裤子，很朴素啊。可是她从街上甩着手一走过去，那些婆姨们就撇嘴，说，“骚货！”她们一看她走路就识破她了！后来果然她男人死了，她们就说是让她折腾死的，“无底洞啊！”这女人没多久就改嫁了，没几年，嘿，她男人又死了！真厉害呀。
一开始，“幸福”不教我们，教高二的那个什么娟，可后来我们的语文老师要生孩子了，就让他兼上了我们的课。这一下，他就教四个班的课了。他倒没有不高兴，年轻嘛，再说又是民办的。可是怪了，第一天，他来给我们上课，往讲台上一站，就喊了一声：
“呼延小玲！”
我挺纳闷，站了起来，不知道他叫我干什么？又不是全班点名，我也不是班长什么的，他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就说：“哦——坐下吧。”神经病不是？一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当初为什么要叫我站起来，对，不知道。可这一下就让我反感上他了，我心想，你以为你是谁？你不就是会写“牛铃像音符一样欢快地撒在田垄上”吗？这天他让我们写作文，《春天的脚步》，你听听这题目！我太知道他让我们写什么了，粉碎“四人帮”了，春天到来了，等等。可我装傻，我就写，春天是个巨人，它的脚步太大了，它从我们的头上，一步就跨了过去，所以，别的地方都绿了，可我们这里的山，还是光秃秃的，风，还是凛冽的。我说本来我们这里地处温带，四季分明，可由于春天的粗心大意和疏忽，结果，我们就只能从冬天直达夏天了，春天的脚步把我们遗弃了！我写的是我们那里真实的自然景观，可毕竟有些犯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批改这作文。没想到，他给了我一个“优”。大大的、红红的一个优，非常大，却没有一个字的评语。我有一点震惊，他还不算傻，对不对？总之我报复了他一下，一箭之仇。你别笑，我这人其实是很恶毒的呢，有仇必报，锱铢必较，连我妈都说我，这丫头记仇。真的你别笑了，这其实是一个很辛酸的故事，而且，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听的，他们听不懂。他们只配听莎士比亚，听哈姆雷特那个哲学家在那里念叨：“活着还是不活着，这是个问题。”这让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真深刻啊，真悲剧啊！那些贵族式的耳朵只配听听这些生活的装饰。你，其实也长着贵族式的耳朵，不过还有一点平民的心肠，这是你和他们的不同，咦？你怎么这么瞪着我看？
好了，扯远了，还是回来说“幸福”。我报复了他一下，他再没招惹过我。连课堂上也没叫我回答过问题，一次也没有。过了有两个月吧，我们的女老师休完产假回来上班了，又胖了一大圈，本来就够胖的了，胸前的衣服还总是湿漉漉的。他自然也就不再教我们。他一共做了我两个月的老师，交战过一回合，就这么一点点交道，再也没发生过任何事情，我也想不到我们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只是，到我们快毕业的时候，就听说他病了，是肺病，咳血，咳得很厉害，大概是结核吧，学校解聘了他，怕传染。一个民办教师，又不享受公费医疗，又没有任何保障，病了，不能干活了，当然不能白养着你呀。他就这么让人打发了。他走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也不在意。忽然间冒出了好几个新老师，是从前的右派，省城的、北京的，那些年下放到我们这儿的，现在情况不是变了吗？就从村子里把他们给挖掘了出来，我们学校开天辟地从来也没有过这么多大知识分子呀，真是不得了：北大的、南开的，甚至，还有一个中央戏剧学院的，戏文系！好家伙，让人眼花缭乱。这个“戏文系”，他后来辅导我们高考，我们毕业后不是很快就给招集了回来，成立了一个高考补习班吗？他给我们上课，穿得破破烂烂，一脸络腮胡子，深眼窝，鼻子又高又直，像个混血儿，特别会讲故事，动不动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还总是说，小品，小品！真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