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盛开-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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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个没出息断子绝孙的东西！”
我奶奶不是个等闲人物，我奶奶自然不能让杨家断子绝孙。你想啊，她年轻轻守寡，一个人，拉扯大了我爹和我姑，撑起了一个谁都不敢小瞧的家，能是个软柿子吗？我奶奶冷笑了，说，好，你不仁莫怪我不义！这一晚，刚刚掌灯不久，一群人呼啦啦闯进窑里，三四个男人，都是和老杨家沾亲带故的，手里拿着擀面杖，还有，洗衣服的棒槌，我奶奶跟在后面进来，喝了一声，“打！”三四个男人，一下子，把我妈掀翻在炕上，棒槌噗噗噗噗地落下来，活像捶衣裳。先开始我妈还挣扎、骂，后来就不动了，动不了了，血肉横飞，昏死过去了……男人们住了手，气咻咻出了窑，我奶奶走上去，拿剪刀，嚓嚓地挑开了缝的像铠甲一样结实的裤腰，褪下了那已经打飞的沾血粘肉的裤子，我奶奶吆喝我爹，说，“上！”——那一夜，我爹在我奶奶虎视眈眈的监督之下，要了我妈。我奶奶盘腿坐在炕上，活像看着两个牲口配种。
想知道我妈后来怎么样了吗？她当然是——想死。可我奶奶早料到了这一招，她把能致人死地的东西统统收走了，上吊的麻绳、裤带，抹脖子的刀子、剪子，还有最现成的农药，一样也没留下，她心里想，你不是会寻死觅活？我看你咋个死！可是她啥都想到了，还是忘了一样东西：镜子，一面圆镜子，挂在墙上，是我妈的陪嫁。这镜子救了我妈，我妈爬过去，把镜子够了下来。你猜她想干什么？割腕？不是，她那时候没想到割腕，她想的是——水银！她以为镜子后面的那一层银粉是水银呢，她听人说过水银吞下去是神仙也救不了的，她把那层银粉用指甲，一点一点一点刮了下来，刮了一小堆，用舌头一舐，吞吃了。
这是我最不能想的一件事，她用指甲，一点一点刮水银，一点一点地刮……我想起这个心就打颤。我很早就发现了一点，在我们农村，乡村，死，其实不需要多么充分的理由，活，才需要……她当然没死成，你想我奶奶是干什么的？能让她死吗？救活了，强灌下去满满一大瓢酸菜汁，都说酸菜汁是解毒的，还有人说应该灌大粪，不知道是酸菜汁真能解毒还是那银粉毒性不够，反正，我妈在鬼门关前转了一圈，回来了。
据说，她在炕上整整躺了一个月，养精蓄锐，等她能够下地行走之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梳洗打扮了，换上了一件红灯芯绒袄，又喝下去满满一海碗和子饭，然后，走到她婆婆面前，对她说了一句：
“我看看谁能挡住我！”
说完这句话，她就弓下腰，猛一头撞在了砖砌的炕沿上。
她婆婆害怕了，瘫软了，不是怕她血淋淋倒在地上的样子，是怕她这“狠”，怕她这不哭不闹清清醒醒的“狠”，怕她这豁命的决心！据说她婆婆吓得都站不起来了，只是哭。她婆婆以为这下她死了，鸡飞蛋打了，完了！可是我妈的命，真贱哪，死不了。一次两次三次，三次都死不了！你见过一种小草花没有？特别艳，特别俗，特别贱，栽到一个破脸盆里，烂瓦罐里，墙根下头，一蓬一蓬的，旱也能活，涝也能活，这花就叫做“死不了”！我妈就像这死不了的花……
知道我妈醒过来后对她婆婆说了句什么？她说，“天在上头，还有下一次呢！”听见了吧？她说，还有下一次！大概，是神灵是天听见她这话了吧？可怜她，发了慈悲，给了她一个孩子，没有“下一次”了。她很快发现自己有了身孕……这孩子是我哥。就这么我哥救了我妈，我妈活下来了，也救了我奶奶，我爹，我们这一家。
米小米讲的故事（2）
该说说原因了，你知道我妈为什么要这样一次一次寻死？太幽默了，说出来你恐怕不信，她说她要像安娜一样过“有爱情”的日子！对，就是那个俄国的安娜·卡列尼娜！幽默吧？她一个山里生山里长的农村姑娘，没上过学，连县城都没去过连火车都没见过的村姑，她要像安娜一样过有爱情的日子！可是是谁，把“安娜”这一类玩意儿灌进她脑子里去的，让她当作理想一样并为此舍生忘死？当然是你们城里人，一群知青，北京的。其中有一个人，叫卡佳，听听这酒足饭饱云里雾里的名字：卡佳！就是这些卡佳们，拿我妈当试验田种，教她读书识字，给她讲故事，讲人生的大道理，把浪漫的种子和生活格格不入的种子，种进了这可怜的村姑身上，在那里扎下了根。她们说：“向毛主席保证，我们要让你睁开眼睛，看见一个新世界！”她们还说要改变我妈的命运。她们还真做到了，我妈的命运真让她们给改变了：变得这么酷烈。
本来，她可以生活得很平静，嫁给我爹，一门心思过日子。我爹其实是个非常善良脾气和顺的人，比我妈大六七岁，除了瘦弱一些，个子低一些，没有任何缺陷。其实在农村人看来这是一桩不错的婚姻，没有什么不般配。假如当时她有一个要好的“王贵”什么的，这么闹这么折腾还情有可原，问题是，她这个“李香香”压根还不认识“王贵”呢。但是她铁了心的要爱情。我后来想“爱情”对她而言其实是一个象征，象征着，非现实的、浪漫的、美好的一切，和真实无关的一切——它毁了她的生活。
后来，我常常问，在我可怜的母亲孤身一人和命运作战的时候，她们在哪里？卡佳们在哪里？这些让她“睁开了眼睛”的人在哪里？不用说，她们早就撇下她跑了，回到她们熟悉的城市了，回到她们的人群和生活中了。她们在“老莫”吃酸黄瓜喝罗宋汤的时候，甚至，在她们自己也和生活同流合污的时候，我妈她一个人，孤零零一个人，壮烈地、没有任何声援任何救助的，用她唯一武器，她的血肉之躯，捍卫着她们让她睁开眼睛看到的东西，她只有一条命，可是她死了三次！
这就是我妈妈的故事，一个乡村浪漫主义者的故事，大姐，你们很相像。
好了，说说我吧。我是浪漫主义者的天敌。
我的家乡，核桃凹，是一个小山村，有一个小学校，只有初小，没有高小，念高小要到邻村去。我们村的女孩儿大多念完初小就不再上学了。到我该升高小那一年，我奶奶对我爹说，不要叫谷女子再念了，女子家，解得下个名字不当睁眼瞎就行了，又不考女秀才。我爹吞吞吐吐来找我妈商议，我妈只有两个字：不行。
该念初中了，初中要到镇里，离我们村有十几里路，我奶奶又对我爹说，快不要叫谷女子再念了。我爹又来找我妈，我妈还是两个字，说得更干脆：不行。
到考高中的时候，我考上了县中，我们村，那年考上县中的，只有我一个。那一年我奶奶过世了，是收麦子的季节死的，死那天，她还给一大家人做了晚饭。我爹我妈下地回来，看她躺在炕上，说是头疼，也没当回事，夜里就昏迷了，我爹背起她就往镇医院跑——这一背坏了事，半路上就咽气了，脑溢血。
我考上了县中，我爹很发愁，没有钱供我。这回，没有我奶奶唠叨了，指挥了，我爹还是要来找我妈商量，吞吞吐吐的，还没开口呢，我妈就说了，“不行！”她知道我爹要说啥，先封了我爹的嘴，“除房子卖地，光明也得念书。”
光明，是我的学名，这学名不用说是我妈给起的。那个夏天，我妈带着我们姐妹几人，早出晚归，上山去摘青连翘、挖草药、摘木耳、拾蘑菇，就连我六岁的小弟弟也跟着上山了，两只小手让荆棘葛针扎得鲜血淋漓。我哥那年该升高三，他也在县中学念书，不放假，早早就开了学，也等着钱用。我们这几双手，忙了两个月，硬是从山上挖出几百块钱来。自然还是不够，这一天，我妈瞒着我们，去县医院卖了血。我就用我六岁小弟弟的血汗钱，我妈的血卖来的钱，进了县中。
三年后，高考，我考了我们专区的文科状元。
那时候，我哥已经在省城打工了，两年前他高考落了榜。他从城里寄回家来的钱，我妈都攒着，一分也不乱用，就等着派大用场呢。有个南方人，来到我们村，教村里人培植香菇，我爹我妈也搭起了大棚子，从山上砍回橡树，锯成一截一截的，在树身上，打孔，埋下种子，淋上水，阴着，香菇就一朵一朵地钻出来了。卖香菇，又是一笔收入。当然，我弟弟妹妹们，加上我，我们又上山挖药材，整整挖了一暑假，就这么，东一笔，西一笔，给我凑着学费，最后，还是我妈，瞒着全家人，又去了县医院，卖了血。
我成了我们村开天辟地的第一个大学生。
我来到了南方，进了一所名校。我不想说它的名字了，你往下听就会知道为什么——我打工当家教，给自己挣生活费。当家教能挣几个钱？我就去了——酒吧坐台，是一个师姐介绍去的。我坐台，陪酒，自食其力。我没有一点道德上的不安感，从一开始我就不存在道德感和禁忌的问题，不，我有道德禁忌，我的禁忌是，永不再花家里的钱。不再花我老妈一大早跑六十里山路去卖血的钱，不再花我小弟弟用两只血淋淋的小手拨开葛针丛拣连翘和红果挣来的钱！这就是我的道德禁忌。我用我的性别、容貌、青春，养活我自己，供我自己念书，我觉得我非常、非常清白，自尊，快乐。
米小米讲的故事（3）
但是很快地就发生了一件事。
我妈病了，癌。现在我想我的癌恐怕就是从她那里遗传过来的——她一直硬撑着，有一天终于撑不住了，吐了差不多半脸盆的血，家里人把她送进了县医院。癌长在肝上，晚期，不能开刀了，但是据说可以住院做一种叫做“介入”的治疗，刚好有从省城来的专家在我们县“扶贫”。我妈当天就闹着要回家，虽然大家都瞒着她可她心里其实已经明白了，她说，别瞎糟蹋钱了，光明还要念书呢。家里人拗不过她，我们家，从来没人能拗过她的，开了些止痛药，回来了。
她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躺在炕上，疼得厉害时她就用头咚咚地撞着炕沿。疼痛过去后，她安静异常，眼睛柔和极了，一张脸也柔和极了。我小弟弟放学回来，她就让他上炕，坐在她脸前，她长时间用手摩挲他的小脸——她从来没有这么温柔过，无论是对我爹，还是对我们这些孩子。我们从一生下来就看惯了她那张脸，阴沉、严厉、急躁，永远也不快活。我哥给我写信，告诉了我这些，我哥写道：“妈在安静地等死。”
从那天以后我就疯了，我只想一件事：挣钱、挣钱、挣钱！在这之前，我还只是坐台，陪酒，接到我哥信的当天我就和一个香港商人去了酒店。我很老练地和他做爱，可是他看到了——血，处女的血，他大吃一惊，让这血给吓住了。临出门时他叫住了我，说：
“小妹妹，你是遇到什么难处了吧？”
在这之前，他一直叫我“小姐”，现在他改口了，我笑笑，说：“干这行的都会说自己有了难处，你要想帮我，就多给我几个晚上。”我想我怎么会和一个嫖客去诉苦？我又不想当茶花女或者李香君，在欢场上碰到一个亚芒侯朝宗，那太可笑了不是？我走出酒店，徒步回学校，远远看到学校的大门，我哭了。
十几天后我又是火车又是汽车赶到了家，我把厚厚一摞钱放到了我妈面前，我说：“妈，去看病吧，咱不去县里，去省城。”我想省城的大医院不是说能做“介入”吗？至少那是一线希望，至少，最低限度，它能减轻一个人弥留之际的痛苦。但是我妈一看这钱脸色就变了。
“这是哪来的？”她问我。
“我挣的。”我说。
后来，我一直、一直为这句话后悔，为这句大实话后悔。我该说，借的，向同学，向银行，总之，瞎编呗。可我情急之中说了真话：我挣的。我妈一听就明白了，我一个大一的学生，我能用什么方法挣这么多钱？我看到我妈的脸，越来越白，越来越白，白得发青、发灰，连嘴唇都成灰色的了，忽然她“噢——”地低吼一声，一头就撞到了墙上——幸亏她病得没了力气，否则这凶狠的一撞也许就要了她的命了。
一口血喷了出来，接下来，一口一口，止也止不住。我吓傻了，除了哭不知道还能干什么。我爹我哥我妹妹一拥而上，我哥往她嘴里灌了什么东西，后来我知道那是他买来的云南白药。血总算止住了，可人看上去已经不是个人样！整个人变成了墙皮一样的惨灰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