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地狱-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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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揍了一顿，人都给打伤了。大墙外面是深沟，但没水。墙高8米左右，南北有门，东西没门，都有警察把守，早8点开门，晚5点关门，和监狱差不多，没有一点儿自由。
“人圈”里没粮食，人们只好吃野菜、树皮和野果什么的。也没穿的，一条裤子我穿了三年半。男人光着身子出去，女人只得互相借裤子穿。住的是草窝棚，一下雨就漏。人和猪挤在一起住，哪是人过的日子啊，简直是活受罪！
日本人不让种苞米，怕苞米地里藏着八路军。不让种庄稼可怎么活呀？王贺林家靠他哥哥每天打柴卖柴后，换点儿食盐什么的生活。我们靳杖子村原来住着五六十户人家，集家并屯后一下了变成了150户。一户按7～８口算，也有1000多人口呐。每天都死5～６个人，都是饿死、冻死或病死的。得了病也没药吃，只好等死。
日本投降时，村里还剩下五六百人。当外村的都走了以后，本村的只有五六个人了。大搜捕时，仅靳杖子村就被抓走300多人。当时日本人说是发配给，可人们一集合就都被抓走了。其中200人被押往承德、辽宁及东北等地，后来都死在当地了。
1943年大搜捕时，王贺林的父亲被抓走后枪杀在承德的水泉沟。同时，他的岳父母也被杀害。徐少成的父亲也是被抓走后枪杀在承德，其伯父伯母在山里被日军枪杀。
潵河行——大搜捕
潵河发源于八品叶，西经兴隆县的中部向东流淌，流经庙岭、半壁山、蓝旗营、三道河及龙井关后汇入滦河。当年，日军曾在潵河流域建立了50个“人圈”。
1942年晚秋至1943年期间，日军曾在兴隆县全境实施了惨无人道的集家并屯行动。2月5日，大批军队、警察和讨伐队在半壁山秘密集结，于7日（旧历正月初三）突然袭击了潵河一带的“人圈”，并从50个“人圈”中逮捕2000多人。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大帽峪惨案（1）
大帽峪是距离蓝旗营以西1５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当年，日军从这个只有42户的村里抓走了73人，其中69人被杀害。全村有9户灭绝，30户无男人。其后，日军又逮捕8人，在审问中将他们全部杀害。此外，村中病死、饿死及冻死者为62人。至日本投降止，大帽峪村共死亡139人，剩下的女人和孩子为102人，故该村被称为“寡妇村”。
大帽峪是八路军连接五指山及冀东的秘密交通点。村民们抗日决心高涨，全力支持八路军在此通行。
2月7日午后4时许，一小队八路军开进村子，他们打算等日落后穿过公路和潵河，向长城一带挺进。傍晚之时，有两个特务向村子这边走来，恰好被要去换岗的曹万章碰上了。来人问他：“村子里有八路吗？”村口的八路军便衣发现后，立即向特务开枪，击倒一人，另一人逃跑了。为了避开日军的报复，12名村干部和民兵立即随部队向北撤退，村民们也都躲藏起来。
当晚七八点钟，在日本宪兵的率领下，孙德英讨伐队共200余人立即包围了大帽峪。他们架起高高的柴堆点着火，把村子照得通明。村民以为是房子着火了，便纷纷跑回村子。就在人们各自准备从家里抢搬家当时，不幸全被敌人抓住了，用一根绳把全村人拴成一串儿，押到了蓝旗营。这里还捆绑着几百个人，他们都是从马圈子、南沟、杏树沟、榆树沟、佟家沟、鸠儿峪等十几个“人圈”中抓来的百姓。所有被抓来的人都关在一个大院子里。日本人命令不许蹲着，人们只得整整站了一夜。第二天整日既不给吃的也不给喝的。凡是大帽峪的人，脸上都打上红圈，左腕子绑上布条儿。到了第三天日军开始审问：八路军哪儿去啦？村里谁是八路？谁通八路？粮食在哪儿？敌人把汽油浇到马永兴的父亲身上，然后点着火，但其父还是什么也不说。这时，司俊雨抽手拿起身旁的一根木棍向记录官砸去，不料被日军用刺刀刺死。在敌人的拷问下，村民们都宁死不屈。第四天、第五天过去了，日军仍然一无所得。2月12日（正月初八）的夜里，日军用卡车把30名大帽峪村民押往兴隆，剩下的30名大帽峪村民全部被赶到一个新挖的大坑前，并让他们排好跪在坑边。敌人用玉米秆捆成火把照明，随后，日本军人拔出军刀，沾了沾事先备好的冷水，就挥刀将30人全部砍死。接着，又把30名马圈子和南沟的村民也都砍死在这里。但杨茂林却只身逃了出来，成了这场惨案的惟一幸存者。原来，当敌人押着村民去杀人坑时，他走在人群的前头，趁敌人稍不留神就逃了出来，但他的肩上还是中了一枪，那是被追赶的特务用手枪打的。而那些被押往兴隆去的村民们，有的在兴隆或承德被处决了，有的则被押送到营口和辽阳，从此杳无音信。
不久，大帽峪便被划为“无人区”，剩下的村民都被赶到其他“人圈”去了。
根据马永兴（72岁）、张志田（77岁）、杨焕兴（60岁）、杨茂清（62岁）的口述和有关史料记载，大帽峪惨案概略如上文所述。
大帽峪现在已有140户了。
大惨案后，马永兴的母亲领着孩子去了佟家沟“人圈”。马永兴当时担任村青年委员。
张志田的全家总共死了6口人，当时他曾任村长。目前他正患病，一激动就流眼泪。
杨焕兴是杨茂林之子，当听说我想看看他父亲的照片时，就特意回家把照片拿来。杨焕兴的爷爷杨万富也被日军杀害。
杨茂清当时才9岁，他父亲也被抓走了，后来惨死在承德。当年母亲曾带着他去给父亲送食物，但被端刺刀的日本兵给撵了回来。
采访日期：1994年11月12日
我们乘车前去参观当年的“人圈”和杀人坑现场。秋末的太阳落山快，当一行人到达杀人坑时，天已经暗了下来。这里共有三个正方形的土坑，边长都是17米，深2米。如今这里已变成一块低洼地。
因为我很想知道大帽峪惨案的情况，因此我决定改日再去采访马永兴。11月20日，这次马永兴又给我叙述了大帽峪村被日军烧毁后，女人们领着孩子迁往附近“人圈”的情况。尽管已过去了50多年，但他仍能记住当时村子里的情况，并能一一叫出那些人的名字来。
马永兴马永兴的口述：
去蓝旗营“人圈”的有：陈永贵的妻子1人。陈永来的母亲、弟弟、妹妹共3人。司俊林和妻子及两个孩子，共4人。司俊林当天不在家，是后去的。
去佟家沟“人圈”的有：
马永兴及其母亲、妻子、妹妹和两个弟弟，共6人。马永兴的父亲被日军杀害。
潘贵成及其母亲、5个弟弟，共7人，潘的父亲被日军杀害。
闫万德的妻子、二儿子、两个儿媳妇及3个孙子，共7人，其长子已参加了八路军，不在家。
闫景福妻子、父亲、母亲和两个亲戚，共6人，闫景福当天不在，后去的。
杨万忠的妻子、儿子杨茂如的妻子、3个兄弟和1个妹妹，共6人，杨万忠、杨茂如被日军抓走。
闫景顺之妻1人，闫景顺被逮捕。
汪祥之妻及二弟三弟之妻和1个孩子，共4口人，汪家三兄弟均被杀害，两个弟媳死在“人圈”。
司俊山之妻及两个女儿，共3人，司被杀害。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大帽峪惨案（2）
去白旗营“人圈”的有：
周万福之妻、父亲及两个孩子，共4人，周被杀害，80岁的父亲及两个孩子均饿死于“人圈”之中，周妻沦为乞丐。
曹万清之妻及女儿，长子万山之妻及两个孩子，次子万林之妻及1个孩子，共7人，曹万清、万山、万林均被杀害，两个孩子饿死在“人圈”。
曹林之妻、女儿及长子之妻，共3人，曹林和两个儿子被杀害。
去古石“人圈”的有：
韩大之妻、韩二之妻、韩三之妻及3个孩子共7人，韩大、韩三被杀。杨茂清杨焕兴张志田另外，那些去青杏沟和马圈子“人圈”的人名我就想不起来了。全家灭户的有张宝顺、胡德福、罗某、司俊雨等。司俊雨的妻子带着孩子去了蓝旗营“人圈”，但在那里被警察强奸后死亡，孩子也死在“人圈”。
解放后，有40户的村民又返回了大帽峪村，共121人。妇女占80％，孩子占20％。然而从“人圈”出来，现在还活着的仅剩下7人。
采访日期：1994年11月20日
这仅存的7人中，有的因病不能动弹，有的已语言不清，有的则住在外地，佟桂华就是当年“人圈”生活的见证之一。她身体看上去还挺硬朗，是儿子把她接到这里来的。
佟桂华（72岁）的口述。时间：1994年11月20日
佟桂华
我是闫树波的母亲，我丈夫叫闫景富。1943年正月初四，我们两口子和公公婆婆以及亲戚闫景才两口子共6个人，一起去了佟家沟的“人圈”。1944年8月27日，那天一下子就死了4口人，是拉赤痢死的。去的时候是6口人，死了4口人，从“人圈”出来时只剩下我们3口人了（生了个孩子）。
佟家沟“人圈”共有200户人家。因没地种，只好去靳杖子村给别人扛活儿。一天得两斤苞米来支撑全家人活着。住的是婆婆娘家的一个小窝棚，南北3米，东西5米，炕就占去了四分之一，让公公婆婆和亲戚两口子住在屋里，我们夫妇俩只好住在小草棚里。后来，又利用屋子东侧的墙壁，搭了一间两米见方的小屋，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啊！大屋里住的4口全死了，小屋住的我们夫妇俩没死。
马永兴也说过，那年佟家沟“人圈”里患赤痢，共死了60多人，而且死的都是外来户。马永兴也描述了他家在佟家沟“人圈”时的居住情况。他家迁到佟家沟后，在别人的地里搭了一间小屋，东西4５米，南北２６米，然后将此屋分作两半，东侧是闫万德一家6口人居住，西侧是马永兴一家6口人居住。一提到“人圈”，马永兴就气愤地说：“那真不是人住的地方！”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楸木林惨案
从蓝旗营经半壁山稍向西一点有个叫小子庄的村子，而进入潵河支流向北一点便是楸木林村。楸木林的北沟称为得山，翻过这里可通过“无人区”。楸木林也是八路军游击队经常往来的一个必经之地。前苇塘村“人圈”遗址楸木林村“人圈”遗址我听了白江朝（75岁）和白恩培（80岁）所讲述的一些亲身经历。随后，兴隆县党史办公室的佟先生又向我介绍，白江朝是白瑞林的孙子。他二人讲述的都是听老一辈人讲的。而白恩潮的口述则是亲身经历，作为资料的价值比较高。兴隆县党史办公室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曾编写了《十万骨骸的碑记》一书，其中就收录了白恩潮的口述，那年他76岁，现在白恩潮已过世。白江朝白恩培白恩潮的口述：
1943年1月，村里来了一个八路军伤病员，为了把他秘密转移到沟门子，借了贫农白泽仲的一头毛驴，由贫农李庆珍、张正顺二人护送，不幸在半壁山靳杖子被佛斧来村特务阚少贵、金明贵截获，送往半壁山警察署，严刑拷打。我军民坚贞不屈，先后死于日寇魔掌。
兴隆县日本宪兵队潘大胡子，发现楸木林一带有抗日活动，这回又捉住了八路军的伤病员，遂下了血洗楸木林的狠心。
1943年2月9日（农历正月初五），天刚蒙蒙亮，四五个日军带着讨伐队长刘其昌和30多个讨伐队员闯进了村。一开始说是开会，把人们驱赶到村口，四周架起了机枪。那天我有事外出刚进村，一看这阵势，就想躲一躲，不料被两个讨伐队员看见，我第一个被反剪双手绑了起来。随后特务们从各家搜来一团团绳子，凡18岁以上的男人都一个个绑了起来。后来绳子不够了，又一人拴一支胳膊地拴成长串，一个瘸子被拴在最后。村子里顿时女人哭，孩子叫，哀声四起。人们被讨伐队用枪托驱打着出了村。我走在最前面，那瘸子走得太慢，被一枪托打翻在地，逃了一条活命。
敌人从楸木林绑走44人，押到屈占九家的大院，那儿有日寇七八十人早已站着排，举着枪，枪上插着贼亮亮的刺刀；还有150多个伪讨伐队员，在那里四处游动。我进院一看黑压压的足有1000多人，听说这是日寇从东边抓来的。院子里放不下了，不少人还被圈到了东跨院儿。
一个日本人对大伙咕噜了一阵后，翻译说：“皇军说，叫你们检举谁是八路军，谁是共产党，谁给八路军送过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