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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

人间地狱-第59章

小说: 人间地狱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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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揍了一顿,人都给打伤了。大墙外面是深沟,但没水。墙高8米左右,南北有门,东西没门,都有警察把守,早8点开门,晚5点关门,和监狱差不多,没有一点儿自由。    
    “人圈”里没粮食,人们只好吃野菜、树皮和野果什么的。也没穿的,一条裤子我穿了三年半。男人光着身子出去,女人只得互相借裤子穿。住的是草窝棚,一下雨就漏。人和猪挤在一起住,哪是人过的日子啊,简直是活受罪!    
    日本人不让种苞米,怕苞米地里藏着八路军。不让种庄稼可怎么活呀?王贺林家靠他哥哥每天打柴卖柴后,换点儿食盐什么的生活。我们靳杖子村原来住着五六十户人家,集家并屯后一下了变成了150户。一户按7~8口算,也有1000多人口呐。每天都死5~6个人,都是饿死、冻死或病死的。得了病也没药吃,只好等死。    
    日本投降时,村里还剩下五六百人。当外村的都走了以后,本村的只有五六个人了。大搜捕时,仅靳杖子村就被抓走300多人。当时日本人说是发配给,可人们一集合就都被抓走了。其中200人被押往承德、辽宁及东北等地,后来都死在当地了。    
    1943年大搜捕时,王贺林的父亲被抓走后枪杀在承德的水泉沟。同时,他的岳父母也被杀害。徐少成的父亲也是被抓走后枪杀在承德,其伯父伯母在山里被日军枪杀。    
    潵河行——大搜捕    
    潵河发源于八品叶,西经兴隆县的中部向东流淌,流经庙岭、半壁山、蓝旗营、三道河及龙井关后汇入滦河。当年,日军曾在潵河流域建立了50个“人圈”。    
    1942年晚秋至1943年期间,日军曾在兴隆县全境实施了惨无人道的集家并屯行动。2月5日,大批军队、警察和讨伐队在半壁山秘密集结,于7日(旧历正月初三)突然袭击了潵河一带的“人圈”,并从50个“人圈”中逮捕2000多人。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大帽峪惨案(1)

    大帽峪是距离蓝旗营以西15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当年,日军从这个只有42户的村里抓走了73人,其中69人被杀害。全村有9户灭绝,30户无男人。其后,日军又逮捕8人,在审问中将他们全部杀害。此外,村中病死、饿死及冻死者为62人。至日本投降止,大帽峪村共死亡139人,剩下的女人和孩子为102人,故该村被称为“寡妇村”。    
    大帽峪是八路军连接五指山及冀东的秘密交通点。村民们抗日决心高涨,全力支持八路军在此通行。    
    2月7日午后4时许,一小队八路军开进村子,他们打算等日落后穿过公路和潵河,向长城一带挺进。傍晚之时,有两个特务向村子这边走来,恰好被要去换岗的曹万章碰上了。来人问他:“村子里有八路吗?”村口的八路军便衣发现后,立即向特务开枪,击倒一人,另一人逃跑了。为了避开日军的报复,12名村干部和民兵立即随部队向北撤退,村民们也都躲藏起来。    
    当晚七八点钟,在日本宪兵的率领下,孙德英讨伐队共200余人立即包围了大帽峪。他们架起高高的柴堆点着火,把村子照得通明。村民以为是房子着火了,便纷纷跑回村子。就在人们各自准备从家里抢搬家当时,不幸全被敌人抓住了,用一根绳把全村人拴成一串儿,押到了蓝旗营。这里还捆绑着几百个人,他们都是从马圈子、南沟、杏树沟、榆树沟、佟家沟、鸠儿峪等十几个“人圈”中抓来的百姓。所有被抓来的人都关在一个大院子里。日本人命令不许蹲着,人们只得整整站了一夜。第二天整日既不给吃的也不给喝的。凡是大帽峪的人,脸上都打上红圈,左腕子绑上布条儿。到了第三天日军开始审问:八路军哪儿去啦?村里谁是八路?谁通八路?粮食在哪儿?敌人把汽油浇到马永兴的父亲身上,然后点着火,但其父还是什么也不说。这时,司俊雨抽手拿起身旁的一根木棍向记录官砸去,不料被日军用刺刀刺死。在敌人的拷问下,村民们都宁死不屈。第四天、第五天过去了,日军仍然一无所得。2月12日(正月初八)的夜里,日军用卡车把30名大帽峪村民押往兴隆,剩下的30名大帽峪村民全部被赶到一个新挖的大坑前,并让他们排好跪在坑边。敌人用玉米秆捆成火把照明,随后,日本军人拔出军刀,沾了沾事先备好的冷水,就挥刀将30人全部砍死。接着,又把30名马圈子和南沟的村民也都砍死在这里。但杨茂林却只身逃了出来,成了这场惨案的惟一幸存者。原来,当敌人押着村民去杀人坑时,他走在人群的前头,趁敌人稍不留神就逃了出来,但他的肩上还是中了一枪,那是被追赶的特务用手枪打的。而那些被押往兴隆去的村民们,有的在兴隆或承德被处决了,有的则被押送到营口和辽阳,从此杳无音信。    
    不久,大帽峪便被划为“无人区”,剩下的村民都被赶到其他“人圈”去了。    
    根据马永兴(72岁)、张志田(77岁)、杨焕兴(60岁)、杨茂清(62岁)的口述和有关史料记载,大帽峪惨案概略如上文所述。    
    大帽峪现在已有140户了。    
    大惨案后,马永兴的母亲领着孩子去了佟家沟“人圈”。马永兴当时担任村青年委员。    
    张志田的全家总共死了6口人,当时他曾任村长。目前他正患病,一激动就流眼泪。    
    杨焕兴是杨茂林之子,当听说我想看看他父亲的照片时,就特意回家把照片拿来。杨焕兴的爷爷杨万富也被日军杀害。    
    杨茂清当时才9岁,他父亲也被抓走了,后来惨死在承德。当年母亲曾带着他去给父亲送食物,但被端刺刀的日本兵给撵了回来。    
    采访日期:1994年11月12日    
    我们乘车前去参观当年的“人圈”和杀人坑现场。秋末的太阳落山快,当一行人到达杀人坑时,天已经暗了下来。这里共有三个正方形的土坑,边长都是17米,深2米。如今这里已变成一块低洼地。    
    因为我很想知道大帽峪惨案的情况,因此我决定改日再去采访马永兴。11月20日,这次马永兴又给我叙述了大帽峪村被日军烧毁后,女人们领着孩子迁往附近“人圈”的情况。尽管已过去了50多年,但他仍能记住当时村子里的情况,并能一一叫出那些人的名字来。    
    马永兴马永兴的口述:    
    去蓝旗营“人圈”的有:陈永贵的妻子1人。陈永来的母亲、弟弟、妹妹共3人。司俊林和妻子及两个孩子,共4人。司俊林当天不在家,是后去的。    
    去佟家沟“人圈”的有:    
    马永兴及其母亲、妻子、妹妹和两个弟弟,共6人。马永兴的父亲被日军杀害。    
    潘贵成及其母亲、5个弟弟,共7人,潘的父亲被日军杀害。    
    闫万德的妻子、二儿子、两个儿媳妇及3个孙子,共7人,其长子已参加了八路军,不在家。    
    闫景福妻子、父亲、母亲和两个亲戚,共6人,闫景福当天不在,后去的。    
    杨万忠的妻子、儿子杨茂如的妻子、3个兄弟和1个妹妹,共6人,杨万忠、杨茂如被日军抓走。    
    闫景顺之妻1人,闫景顺被逮捕。    
    汪祥之妻及二弟三弟之妻和1个孩子,共4口人,汪家三兄弟均被杀害,两个弟媳死在“人圈”。    
    司俊山之妻及两个女儿,共3人,司被杀害。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大帽峪惨案(2)

    去白旗营“人圈”的有:    
    周万福之妻、父亲及两个孩子,共4人,周被杀害,80岁的父亲及两个孩子均饿死于“人圈”之中,周妻沦为乞丐。    
    曹万清之妻及女儿,长子万山之妻及两个孩子,次子万林之妻及1个孩子,共7人,曹万清、万山、万林均被杀害,两个孩子饿死在“人圈”。    
    曹林之妻、女儿及长子之妻,共3人,曹林和两个儿子被杀害。    
    去古石“人圈”的有:    
    韩大之妻、韩二之妻、韩三之妻及3个孩子共7人,韩大、韩三被杀。杨茂清杨焕兴张志田另外,那些去青杏沟和马圈子“人圈”的人名我就想不起来了。全家灭户的有张宝顺、胡德福、罗某、司俊雨等。司俊雨的妻子带着孩子去了蓝旗营“人圈”,但在那里被警察强奸后死亡,孩子也死在“人圈”。    
    解放后,有40户的村民又返回了大帽峪村,共121人。妇女占80%,孩子占20%。然而从“人圈”出来,现在还活着的仅剩下7人。    
    采访日期:1994年11月20日    
    这仅存的7人中,有的因病不能动弹,有的已语言不清,有的则住在外地,佟桂华就是当年“人圈”生活的见证之一。她身体看上去还挺硬朗,是儿子把她接到这里来的。    
    佟桂华(72岁)的口述。时间:1994年11月20日    
    佟桂华    
    我是闫树波的母亲,我丈夫叫闫景富。1943年正月初四,我们两口子和公公婆婆以及亲戚闫景才两口子共6个人,一起去了佟家沟的“人圈”。1944年8月27日,那天一下子就死了4口人,是拉赤痢死的。去的时候是6口人,死了4口人,从“人圈”出来时只剩下我们3口人了(生了个孩子)。    
    佟家沟“人圈”共有200户人家。因没地种,只好去靳杖子村给别人扛活儿。一天得两斤苞米来支撑全家人活着。住的是婆婆娘家的一个小窝棚,南北3米,东西5米,炕就占去了四分之一,让公公婆婆和亲戚两口子住在屋里,我们夫妇俩只好住在小草棚里。后来,又利用屋子东侧的墙壁,搭了一间两米见方的小屋,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啊!大屋里住的4口全死了,小屋住的我们夫妇俩没死。    
    马永兴也说过,那年佟家沟“人圈”里患赤痢,共死了60多人,而且死的都是外来户。马永兴也描述了他家在佟家沟“人圈”时的居住情况。他家迁到佟家沟后,在别人的地里搭了一间小屋,东西45米,南北26米,然后将此屋分作两半,东侧是闫万德一家6口人居住,西侧是马永兴一家6口人居住。一提到“人圈”,马永兴就气愤地说:“那真不是人住的地方!”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楸木林惨案

    从蓝旗营经半壁山稍向西一点有个叫小子庄的村子,而进入潵河支流向北一点便是楸木林村。楸木林的北沟称为得山,翻过这里可通过“无人区”。楸木林也是八路军游击队经常往来的一个必经之地。前苇塘村“人圈”遗址楸木林村“人圈”遗址我听了白江朝(75岁)和白恩培(80岁)所讲述的一些亲身经历。随后,兴隆县党史办公室的佟先生又向我介绍,白江朝是白瑞林的孙子。他二人讲述的都是听老一辈人讲的。而白恩潮的口述则是亲身经历,作为资料的价值比较高。兴隆县党史办公室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曾编写了《十万骨骸的碑记》一书,其中就收录了白恩潮的口述,那年他76岁,现在白恩潮已过世。白江朝白恩培白恩潮的口述:    
    1943年1月,村里来了一个八路军伤病员,为了把他秘密转移到沟门子,借了贫农白泽仲的一头毛驴,由贫农李庆珍、张正顺二人护送,不幸在半壁山靳杖子被佛斧来村特务阚少贵、金明贵截获,送往半壁山警察署,严刑拷打。我军民坚贞不屈,先后死于日寇魔掌。    
    兴隆县日本宪兵队潘大胡子,发现楸木林一带有抗日活动,这回又捉住了八路军的伤病员,遂下了血洗楸木林的狠心。    
    1943年2月9日(农历正月初五),天刚蒙蒙亮,四五个日军带着讨伐队长刘其昌和30多个讨伐队员闯进了村。一开始说是开会,把人们驱赶到村口,四周架起了机枪。那天我有事外出刚进村,一看这阵势,就想躲一躲,不料被两个讨伐队员看见,我第一个被反剪双手绑了起来。随后特务们从各家搜来一团团绳子,凡18岁以上的男人都一个个绑了起来。后来绳子不够了,又一人拴一支胳膊地拴成长串,一个瘸子被拴在最后。村子里顿时女人哭,孩子叫,哀声四起。人们被讨伐队用枪托驱打着出了村。我走在最前面,那瘸子走得太慢,被一枪托打翻在地,逃了一条活命。    
    敌人从楸木林绑走44人,押到屈占九家的大院,那儿有日寇七八十人早已站着排,举着枪,枪上插着贼亮亮的刺刀;还有150多个伪讨伐队员,在那里四处游动。我进院一看黑压压的足有1000多人,听说这是日寇从东边抓来的。院子里放不下了,不少人还被圈到了东跨院儿。    
    一个日本人对大伙咕噜了一阵后,翻译说:“皇军说,叫你们检举谁是八路军,谁是共产党,谁给八路军送过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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