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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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四清，扎根串连，发动群众，参加劳动，才能把情况搞清楚，要经过斗争，有的可能很激烈。有的蹲点蹲不下去，说是对四清、五反、蹲点认识不够，这也对，其实还有，是怕艰苦。官僚主义不是革命领导方式，我们要革命化，各级领导同志革命化。机关、工厂、农村革命化了，中国面貌才能改变。中央在二十多年前说，一般号召跟个别指导相结合。现在就只有一般号召，没有个别指导。以后新的工作来了，领导都要亲自蹲点，取得经验，才能一般号召。有人说因为忙，没有时间蹲点这不是理由，有许多领导同志，休养可以，病可以，死也死得，就是蹲点蹲不得。这种情况一定要改变，不改变就要想办法让他搬家，就是要撤他的职，不要让他继续当领导了。取得直接经验很要紧，这个革命要进行几十年。”
刘少奇说得非常形象：“现在敌人和坏干部想了许多方法来跟我们斗争，我们要学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斗争的经验，我们有点落后于敌人。要搞好四清、五反，除了一批蹲点，还得组织专业队，这就不是一批两批，几个月，而是要几年、十几年，到工作结束为止。要有一些职业革命家。搞四清的力量有三种：（一）职业革命家，（二）工作队，（三）受锻炼的。五反一般也要搞工作队。过去没搞，没发动群众，不行。不论农村、城市没领导干部来领导工作队去搞，就斗不过有组织的、上下左右有联系的坏人。没有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搞好四清、五反。华北的四清比原来的四清扩大了，原是经济上的四清，现在搞社会主义教育，不只搞经济上的四清，要搞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四清。许多地方四清、五反发动群众不够，搞好的很少。”
刘少奇批评起干部们来也是很尖锐的，他说：“大革命不敢发动群众，这叫什么大革命？许多同志前怕狼后怕虎，有好几怕；怕影响生产，怕工作队与干部搞不好关系，怕以后平反，怕……，总之，怕革命的群众运动。怕，这不像干部和党员。有些同志一提运动心惊肉跳，这算什么干部党员呢？一九五九年在庐山，我讲过对群众应采取什么态度，对群众运动应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是热情支持，积极领导，还是指手划脚，旁观反对，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分水岭。我们有些同志自觉不自觉地离开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应迅速纠正。有的同志只管生产，最多还管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只管一个．或两个，就是不管阶级斗争。在今天阶级斗争的环境下，如不管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也是搞不好的。敌人复辟了，你搞科研有什么用？这是个很主要的问题。冶金工业部在甘肃的白银厂只搞生产，就搞不好，现在派工作队，阶级斗争搞了一下，生产马上搞上去。许多同志有单纯业务观点，为搞生产而搞生产，这是搞不好的。历史上有人提出读书救国、教育救国等等，都救不了，我们是革命救国论，结果救了。不搞好阶级斗争，别的就搞不好，要搞好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是为生产服务。一切党员、支部、公社党委、县、地、省、市委必须与工作队密切合作，放手发动群众，把四清工作搞好。如有阻碍发动群众，阻碍工作队工作，都是错误的，要立即纠正。有些单位把工作队赶回来是不对的。如有阻碍的行为，必须进行严格的批判、斗争以至处分。有的地方规定工作队由公社党委、支部领导，这要看如不阻碍工作队，密切合作，那可以。如自己有问题，他怎么领导工作队？干部躺倒，妨碍发动群众，这是不对的。干部躺倒是反对五反、四清的一种手段。这本身是一种阶级斗争。口上说不当，实际想当得很，他们白天说不敢，晚上他们就去干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中央两个十条的第二个十条有缺点，对放手发动群众提得不够，要修改双十条安了他们的心。第二个十条讲了两个依靠，一是依靠贫下中农，一个是依靠基层组织。依靠基层组织要看情况，如果他们本身脱离群众，严重四不清，怎么依靠？要依靠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对一些模范支部，也要看看听听，再作决定。有些模范并不模范，农业劳动模范曲耀离是漏网的富农。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不能并列起来。文件上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群众的前提。这不对，应相反，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干部的前提。许多基层干部犯有不同性质的错误。要弄清楚了，才能好好团结他们搞好工作。团结是工作，斗争的结果。退赔退得不好，是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所以他们不退。他们能不能退？我看可以，他们有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大肥猪、房子，如把群众发动起来，他卖掉了，就可退了。讲退赔我们有些同志首先考虑他生活困难等等，而不考虑他对国家造成的损失。这是个阶级立场、阶级感情问题。要做好家属工作，你们要问他：你愿意你丈夫搞贪污分子还是做共产党员？贪污的一定要退赔，不退群众恼火。好的基层干部就不怕发动群众。工作队必须发动群众搞好四清、五反。劳动者出身的干部犯有错误，在充分发动群众后，可以改变过来的。群众发动以前，一般要抵抗，但出身好的，多数可以争取，就看你们能不能斗过他，至于坏干部，后边有阶级敌人，不好好斗，不一定成功。你一进村，一切行动在他们掌握之中，优势在他那儿，他们有一套对付我们的办法：喂你、盯你、饿你、攻你、躺着不干，赶你。我是国家主席，下去蹲了一个时期就给他们赶过。那一年我到湖南，给他们介绍模范生产队，我们搞扎根串连，那里的党支部书记立刻着急了，说我：‘你在这种地方这么干，妨碍生产’，并且在大队门口叫骂：‘你们来了，把一切都给搞乱了，都是刘胡子给搞乱的。’胡乔木、胡启立到湖南去了几个月搞了个材料都是假的。我去了十多天，就说妨碍生产，骂我刘胡子，说我把他们搞乱了，影响生产。我是国家主席，是带着武装去的，去了还被赶走，你们去了还不赶？因为我们去影响、侵犯了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要进行斗争。因此，提一切要经过组织和党委是错误的，有严重错误的组织他们保密，工作队去当参谋，他们四不清，你当四不清的参谋？只有发动群众后改造了的、证实了的好组织才能当参谋。工作队下去要与四不清划清界限，不要大吃大喝，否则你也要四不清。进村后，贫下中农也要观测你，一段时期，看你住那儿，吃什么。工作做得好，开始跟你秘密谈话，到发动起来了，就能公开说话。这大概起码要一、二个月，群众发动起来后，可能有些过火，要冷静，要做冷静的革命促进派，错了，与其以后平反，不如在的时候就平反。不要求基层组织给工作队做鉴定。要发动群众，而不出点乱子不可能的，但要尽量不出。要求高标准。（一）充分发动群众把四清、五反搞彻底。（二）出乱子尽可能不超过一个指头：一是尽可能少骂人，教育工作队员，积极分子不要气势汹汹，其实不凶，二是一般放到运动后期处理。有了以上两条能防止过火。”
在提到四清运动最后要处理人的问题时，刘少奇这样说：“四类分子要处理，工作队要办完手续后离村，有不同意见，要处理完再走。公社党委、县委不要拖拉。运动中发现缺点马上纠正。群众一定要发动充分，开始要强调充分，发动起来后，要强调实事求是，这二者都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既要发动群众，又要不出乱子，这是不简单的事，比较难办的是掌握火候。”
刘少奇在他的报告里特别强调由他负责起草的第二个十条：
“第二个十条给大家学习学习、念一念很有好处，但是不要强调。以后搞四清不要多讲，做到哪里讲到哪里。坏人坏事，上下左右的根子一定要追查清楚，一直到中央。越上危害越大，我们就越要处理，否则基层政权就不会巩固。与敌人有联系的反攻倒算，如敌人的放火、杀人、行凶活动，有的是工作队一离村他们就反攻，他企图把我们搞乱，达到破坏生产，把新干部搞下去，进行复辟等等，这些都是破坏活动，我们一定要严肃处理，有的要以现行反革命分子处理，总之是要严办。他们原来是干部，所以他们的破坏性就更大，危害也就更大。现在大家应该看清楚，如果不进行四清，这个乱子就是十个指头的乱，发动群众搞不彻底的运动，这种后遗症就是很厉害的。有的人害怕过火的后遗症，这是不对的，不发动群众的后遗症比那个更为可怕。”
刘少奇在这个报告的第一部分最后说：“负责干部怕艰苦不去蹲点，也就是和平演变的开始，干部下去还是改名换姓好。搞五反也可以两个厂互换，也可以用滚雪球的方法，扩大工作组的队伍。工作队下去可以同吃同住同劳动，也可以住大队，也可以自己搞，到工厂搞五反可以早去晚回。在北京的要准备好过冬的衣帽，不要生了病回来，下去后搞一段后可以回来一两天，紧张时不能回来。五反、四清要准备搞五年，四清、五反搞好了，干部参加劳动了，群众发动起来了，就会出现毛主席所说的：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还在一九六四年春节座谈会上的时候，毛泽东就有一个突然的感觉，刘少奇已经把所谓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完全作为他个人的发明和创造提出来了。在这次报告里，刘少奇就讲得更加完整了：
“现在国家实行的这种教育制度，根本不能使文化得到普及。许多农村儿童根本上不起学，国家负担不起，家庭也负担不起。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半耕半读、半工半读。现在的学校，今后不用增加，今后要增加半耕半读、半工半读的学校。这也是今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措施（上海工业大学、山西劳动大学、江苏农业中学有初步的经验能文能武，上下都行。他们是新社会成长的新人，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和你们不一样，和知识分子不一样，和工农也不一样。那些知识分子架子了不起呀，初中毕业看不起农民，高中毕业看不起工人，大学毕业连我们也看不起了。这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观点。”
刘少奇提出了他的远景设想：“可以设想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后，中国的工人能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从半工半读和中等技术学校出来的，农民将有半数是从半耕半读学校来的。他们既能体力劳动，又能脑力劳动，使三个差别将逐步消灭。这样的人才，可以当厂长，也可以当市长，甚至当省长。他们边劳动，边工作，而不会像苏联今天这样，消灭三个差别的阻力就小多了。也可以设想到共产主义的教育问题，那时劳动五个小时就够了，其余的时间搞学习，做行政工作，搞演出，那时也没有什么专业的厂长、演员，就连我这个国家主席也可以业余来当……”
毛泽东猛拍了一下桌子站起来：“胡说八道！这样的教育改革，只会把我们的学校搞混乱，起不到一点进步的作用！按照他的逻辑，全日制的学校不就成了资产阶级的样板了吗？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也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按照他的逻辑走下去，我们的全日制教育就会彻底瓦解和崩溃。教育革命的唯一出路是从内容和时间上作文章，依靠革命的知识分子来进行。”
他想起了康生对刘少奇这个报告的评价：“形左而实右！少奇在历史上是以右倾著名的。到了现在他突然变得“左’得可爱了，其实这个人本质上还是右倾。这话我只是对主席讲一讲，如果主席认为我的提法不妥，我是绝对不会再和任何人讲这个话的。”
毛泽东虽然没有公开表示对他的支持，但是他从心里已经接受了康生的提法。在和刘少奇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讲起了康生对许多问题的态度，刘少奇直言不讳地对毛泽东说：“我始终对康生同志没有太好的认识。虽然他在组织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论战中表现不错，但是这个人善于玩弄权术，在许多的场合下表现得左，太左！”
毛泽东不动神色，于是刘少奇介绍了康生的一些事实：
“这个人从一九三零年起，在上海时就对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一九三三年七月到一九三七年底，他到了苏联后，就更加卖力地推行王明的路线。据了解情况的同志跟我说过，康生在东方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