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岛国-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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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连着输下去，他就要一直呆在垫子上，一个回合接一个回合地撑下去。”
“如果必要的话，那他就被迫和班上的其他69个人每人都摔一场。在连续进行69个回合之后，如果他竟然还能够站着的话，他就被认为是合格的，但是也仅仅只有一天时间。第二天，他又会成为全班第一个出来摔跤的人，直至最后他要么取得一次胜利，要么被赶出班级。”
新兵的精神和心理方面的训练也受到了很大的重视。《军人敕谕》被无数次地向新兵进行宣读。他们还经常性地半夜里被从床上叫起来，走到神社去。此外，他们还一再地被灌输那些从武士时代传下来的各种教条，例如，只要他们完全置自己的性命于不顾，就能击败敌人。
士兵们还一次又一次地被告知要战斗到死，或者要以自杀来避免被俘，久贺伸郎少佐的死被作为了新兵们的一个光辉榜样。久贺伸郎在入伍前曾是一位中学教师，在1932年的上海战役（一二八事变）中，一位中国士兵发现他失去了知觉。阴差阳错的是，这位士兵竟然是以前在日本久贺伸郎教过的学生，于是他就非常关切地把久贺背回了中国的阵地，并且照料他直至康复。久贺复原之后，中国方面释放了他并允许他回到自己的部队。由于当过战俘，久贺知道自己将面临军事法庭的审判。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根本无法在被俘前自杀。但是，久贺伸郎仍然感到十分耻辱。于是他就回到了当初被俘的地方，切腹自杀。
如果一个军官没有能够以自杀来避免被俘，那么他将会被视为对自己的祖先、家人、战友以及天皇不忠。这种思想在日本军官的心目中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至连想一想不进行切腹这个念头都会令他们吃惊。然而，海军少尉酒卷和男却是一个例外。在1941年五艘小型潜艇对珍珠港进行的徒劳无功的行动中，他成了惟一的幸存者。最初的时候，酒卷为自己的苟且偷生感到心乱欲狂。但是后来他决定要忍着耻辱继续活下去。关于下定决心的这一刻，他后来写道：“就像有一把尖刀猛然刺进我的胸膛。这一刀是刺向我的，但又不止于此。就像有一把大锤击碎了我全部的过去，这个过去包括着日本全部的历史和文化。”
从训练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惩戒始终得到了严厉的强调，即使对新兵的最小的错误和缺点，也决不姑息。预备飞行员坂井三郎回忆，有一个心胸狭窄的军官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过失惩罚了他好几次：“他命令我说：‘站到墙边，屈下身子。新兵坂井，我这样做不是因为我恨你，而是因为我喜欢你，想让你成为一个优秀的海军。屈下身子！’”
坂井接着写道，接下来那位军官会用一根粗大的长棒使尽全力地击打他的臀部：“好多次，我数着我的屁股上挨到了40下之多。我经常因为疼痛而昏倒。但即使不省人事也无法逃脱，那位小心眼的军官只是往我身上泼上一桶冷水，大声咆哮着让我恢复原来的姿势，然后，他就接着进行他的‘惩戒’，直到他认为能够抵消我所犯的过失为止。”
每当有一个新兵不管因为什么理由挨打的时候，他的连队里的其他士兵，每人也都会被小心眼儿的军官或者高一级的士官打一下。而新兵们则被要求毫不反抗地接受惩罚。坂井写道：“在挨打的时候，我们甚至连一声咕哝声都不能发出来。如果有一个人因为这种家长式的惩戒所带来的疼痛或痛苦而发出呻吟，那么全队所有的人都会遭到踢打，或者被从床上拖出去进行全面的惩戒。”
新兵一旦完成了训练，他的命运就改善了。他不再挨打了，因为他现在被看做了一个人，而不再是一个物品。但是艰苦的工作仍然使新兵从黎明一直忙到深夜。典型的一天是这样的：早上5时30分起床，在7点钟之前，士兵们必须整理好床铺，打扫干净营房，为检查做好准备，重温诏书中关于士兵的各种准则和道德；7点钟吃早饭，时间10分钟，接下来就是五个小时的训练和学习；在12时10分的短暂午饭时间之后，继续进行学习，（如果各种杂事都做完的话）从4时10分到5时30分吃晚饭前是一段休息时间；晚饭后继续进行工作和学习，直到10点钟熄灯。
士兵们星期天可以正常地休息，但他们没有钱进行远离基地的活动。一个士兵每月发的钱只相当于1。26美元，什么也买不了。而且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士兵们都被希望能把钱积攒起来。如果一个士兵或者军官（中尉每月的钱是16。10美元），在连队食堂胡乱花钱，大肆购买香烟、糖果、面条、啤酒或日本酒等物，他的行为会被认为是恶劣的，因为这不太像武士所应该做的。
除了共处在一个严厉的日常制度之下外，日本的军官其实和他们的手下有着更多的共同之处。军官中的大多数都来自于中下阶层，在社会地位上和他们那些出身工人和农民背景的手下相去不远。反之，新兵中的许多人由于想找一个工作或学一门生意，在少年时代的早期都读完了正式的中学，而军官中大多数上的却是“幼年学校”（即军事预备学校）。尽管所有的男性小学毕业生都有资格参加全国性的军事学校入学考试，但在大战刚开始的时候，60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能通过考试。后来，随着对军官需求的增加，入学的标准放松了一些。
意味深长的久贺少佐自杀事件
从军事学校毕业之后，这些日本未来的军官们就到东京的士官学校去上学，这就是日本的西点军校，学制三年。
在大战期间，为期一年半的初级班也招收普通国民初中的毕业生，但他们要通过一个严格的入学考试。
初级班毕业的人将成为士官，而那些完成中级或高级班学习的人将会被任命为帝国军官。他们的课程几乎全是一些军事科目：操练、战术、骑术、剑术以及射击。学生们一点也不学习政治学、国际关系或者经济学。但是位于广岛附近江田岛的海军学院设有这些科目，这个学院相当于海军中的士官学校。
毫不奇怪，陆军这种狭窄的课程设置所培养出来的军官，很难很好地指挥他们的部队，也很难控制被占区的人民。一个典型的低级陆军军官的特征是：野心勃勃，头脑简单，一心认为所谓的日本精神可以克服一切障碍。在这种人的指挥下，成千上万的日本士兵试图用步枪和刺刀抵挡机关枪和大炮的袭击，在这样的战斗中白白送死。
没有一个家庭知道他们家的入伍者何时离开本土，又被派往何方，这个人只是消失了。尽管一个好的士兵绝不应该向外界透露自己所在何方，但有时他们的家人仍会收到从婆罗洲、从菲律宾或者从马里亚纳群岛寄来的信件，一封或者数封不等。一些士兵在信中提到了他们每日的常规生活。许多信里说着为天皇效忠的巨大荣耀之类的套话，但其他的信件却显示出极强的个人色彩和惊人的坦白。
中尾德男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谈到，他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为将他养育成人而经受的艰辛，他对于不能全心全意地尽孝报答父母的爱而感到万分愧疚。他说大战是一场悲剧，并且引用了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的话：“‘悲剧的开端就在于父母拥有子女，而子女也拥有父母。’这是千真万确的。你们二老多多保重。”人们最后一次看见中尾是在1944年6月的菲律宾，当时他年仅25岁。
濑田万之助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很后悔从上大学以来一直都是一个无神论者，而现在我正在生死之间徘徊。问题不在于我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我只是觉得失去了什么可以依赖的东西。我现在理解了你们两个人的信仰，请给我送来一本随便什么样的宗教书籍，我只是想求得思想上的平静，哪怕是暂时的也好。”濑田1945年3月死于菲律宾的一次行动中，终年21岁。
飞行员佐佐木八郎写到他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使命不是为了自己，那么在为这个使命而进行的行动中的死亡，只是一时的血气之勇，是很愚蠢的。”但是佐佐木不同意这位朋友的说法。他认为自己已经享受了一段幸福的生活，所以他坚信：“我有将自己奉献给祖国的幸福责任。”他在1945年4月的冲绳空战中死去，终年23岁。
一位名叫松井金平的士兵写道：“我珍惜我的生命，但这并不是这个世界上惟一重要的东西。”他说他所有的同学都将会为确保日本在亚洲的地位而牺牲生命。“我准备为这个信念而死。”但是随后他又发出了一个疑问：“如果这种办法没有用，将会怎么样呢？”1945年，松井金平在缅甸的一场战斗中阵亡，终年22岁。
另一名士兵长谷川晋写道，一想到杀人或被杀就觉得厌恶，他请求调到空军部队：“即使最终我可能会杀人，但至少我不必用自己的双手去做这件事。”他很悲哀地谈到：“这次大战不是为了什么正义，只是出于民族之间仇恨的爆发。”他最后总结说：“各地的人们都是猿类的亲属。”他在1945年冲绳的空战中死亡，当时23岁。
“对一位英雄灵魂的凭吊”
对于许多家庭来说，要么从来没有任何信件被收到，要么就是通信突然中断。从此之后就开始了漫长而令人恐惧的音信隔绝状态，家人感到了与出征者之间深深的疏离。然后这种状态可能就被一个信使的到来打破了，这位信使会用带着同情的官腔说道：“请您务必感到宽慰，因为您的儿子是为天皇陛下而牺牲的。我们在此向英雄的亡灵致以我们最深切的哀悼。”
如果阵亡士兵的家人们可以完全用武士道精神来理解这件事，那么以上的话的确是个安慰。他们相信阵亡士兵的灵魂在他死去的那一瞬间就被送到了东京的靖国神社。在那里，阵亡者的名字被刻在巨大的黑白两色的碑上，置于九弹山的樱花树林中。一位日本作家在谈到一次靖国神社的祈祷仪式时说：“士兵们成为了护佑帝国的神灵，他们已不再是凡人了。他们被供入靖国神社后，就不再有官阶或者其他任何的区别，无论将军还是士兵，都完全一样。他们是国家的支柱，因此受到天皇以及全体人民的尊崇。”
尽管日本的妇女们接受了靖国神社作为慰藉，而且在公开场合对她们的丧痛表现出坚忍。但是面对所爱之人的死亡，她们仍然极度的悲伤，她们的平静时常出现崩溃。一位刚刚被报称死亡的海军飞行员的母亲拜访了她儿子以前的中学老师相川孝昭，这个时候她并没有显露出任何悲伤的迹象。相川孝昭写道：“她突然间走进我家的院子，看见她灿烂的微笑，我以为她得到什么好消息了。站在翻过土的地面上，她开始用一种很普通的方式谈起天气，限量供应和人际交往什么的，突然，她冒出一句：‘我儿子光荣地为国家而死了。’”
“我被这句突如其来的话惊得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凝视着她的脸，还是那么平静。然后，她的眼中闪着一丝奇异明亮的光，说道：‘相川先生，你认为我儿子至少应该击落了一架敌机，不是吗？’然后，这奇异的光芒再也没有出现，她又恢复成了一个温柔的日本母亲，带着那种显著的微笑，这种微笑永远挂在她们的唇间，即使在至爱的人死去的时候也不会消失。”
相川孝昭接着说，当那位母亲离开他的庭院时，“我看见她取出了一块小手帕，她似乎在擦拭前额，但我知道她在哭泣，在她的心里哭泣，但同时还是咬紧了牙关坚持着那副面具似的笑容”。
在一个家庭接到了他们的亲人战死的消息之后的某个时间，死者的骨灰将被送回家里。在整个日本，目睹士兵们将战友的骨灰运回家乡已经成了一种常事。骨灰被置于一个小小的白色木盒里，就和1943年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存放骨灰的那个一模一样。
在上下船只或火车的时候，运送者就在脖子里围上一块白粗布来支撑骨灰盒，如果运送者过去一直都是坐二等舱旅行，那么这一次他就以绝不坐一等舱来表示对骨灰的尊敬。
当骨灰送达的时候，死者家庭的朋友和住在一条街上的邻居们都会前来吊唁。如果有几个士兵的骨灰同时送回来，就会举行一个联合的葬礼，家人把阵亡士兵的照片周围围上黑色的带子，放在当地佛寺的祭台上，然后在照片前面摆上水果之类的供品，并且烧起香。当骨灰被安葬在神道教的墓地中之后，每个死者都被认为已经变成了日本经典神话中所说的神人。
随着日本在战场上的失利，陆军和海军发现要将阵亡士兵的骨灰运回去变得越来越困难。东京一个街道协会的负责人藤野广回忆曾经向他的会员们宣读一个令人压抑的声明：“奉劝那些即将前往最前线士兵的家人保留其头发或者指甲，以防在其人光荣牺牲后什么都没有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