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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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玫浇獬叭魏稳瞬恍沓龀恰钡拿睿岛鹾踉谡舛秸侥兀膊恍硗耍チ钫吒裆蔽鹇邸０鼙钦庀驴善盗耍惫俚亩寂芰耍忝抢棺盼颐歉墒裁矗蠹页灏 ７抛湃娴牡腥瞬皇兀约汉妥约涸诒泵糯蚱鹄戳恕�36师很快明白了事情的原委，瞬间也加入到逃跑的大军中。可奉命统管船只的36师本来是做的与南京共存亡的准备，起了咔嚓将船都沉了，这会儿想跑，浩瀚的长江往哪跑啊。无奈之下，大家又返回城内，枪一扔，军装一扒，混在了难民之中。
当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率先逃命了，72军军长兼88师师长孙元良就始终和自己的部队在一起，只不过他算是见识了什么叫兵败如山倒，无奈之下，堂堂中央军干将只得接受了德国人拉贝的帮助，化妆成平民躲在了金陵女子学院的顶楼密室当中。很多人讽刺孙元良是“飞将军”，说他打仗光知道跑，我认为这是胡扯淡，他率部参加了“一二八”第一次淞沪抗战，“八一三”淞沪会战，他又是第一个冲入战场，而且从头打到尾，打到最后还留下个“八百壮士”断后，再接着率领不足三分之一的兵员打南京保卫战（战前补充了很多没打过仗的新兵），在别的师长都先逃跑的时候，他一直没有脱离部队，就冲这三战，骂他的人都应该住嘴。
13日，日本人继续攻城，咦？昨天还和自己玩命的中国守军突然没了，日本人还奇怪呢，开始的时候进城非常小心，一步一挪一观察，不知道中国人玩的什么计策啊。直到下午两点，日军才攻到挹江门，一看那里一片混乱景象，才确定中国守军崩溃了，因为城内到处是中国军队扔下的武器和军装，使日本人确信有大量的军人混迹在难民之中，同时，不断有不愿意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在向日本人打黑枪。这就成为了之后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的导火索。
我们之前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东西太多了，孙元良的儿子秦汉还主演过一个曾经很轰动的电影《南京大屠杀》，所以对于细节我不准备多说了，省的占用大家的时间，只说几点感想。
鬼子是强大的，开战五个月就拿下了我们的首都。
鬼子是团结的，他们军令统一，没有军阀掣肘。
鬼子是凶悍的，他们敢打能打，不怵肉搏，战不能胜时，宁死不当俘虏。
鬼子是野蛮的，他们导演和主演了人类历史上最为下作的南京大屠杀。
相比之下，我们太过弱小，弱小到很多很多人，已经失去了抵抗到底的信心，包括南京城几万放下武器任人宰割的士兵，也包括一些大人物如汪精卫之流（后面会讲到），可是，我们战胜了这个强大的、团结的、凶悍的、野蛮的敌人，我们最终，还都南京。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血性，因为我们的顽强。
我们从小受到“温、良、恭、俭、让”的教育，所以我们温和温顺、我们与人为善、我们没有攻击性。
但我们的前辈同样告诉我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屈不挠，宁折不弯”。
在面对强敌的入侵，面对蹂躏与侮辱时，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还拥有那么多誓死抗争、矢志不渝的英雄，我为自己能成为这个英雄民族中的一员而自豪，我为我们民族有这样的抗争史而骄傲。我们的先辈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壮丽的凯歌，不仅为我们的民族赢得了生的权力，更为我们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可以淡漠仇恨，但绝不能忘记耻辱；
我们可以享受生活，但绝不能忽略英雄；
不用去纠缠倒底死了30万还是20万，死的多了也不证明我们脸上有光，杀的少，鬼子一样罪责难逃。
我们不需要日本人虚情假意的道歉，我们需要的是日本人实实在在的尊重。尊重靠什么，不是靠我们每年几千亿的公车私用，大吃大喝，不是靠三个代表写入宪法，也不是靠屈指可数的几个保钓勇士的爱国行动，更不是靠凑了半天才凑出的百万签名和喊了百年也不顶屁用的“抵制日货”的口号。“抵制日货”不过是弱者心态下的挣扎，有骨气的中国人应该做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日本人喊出“抵制中货”。
我们依然可以教育孩子们温和温顺、与人为善，但同样要告诉他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屈不挠、宁折不弯”。
太激动了，扯远了，言归正传。
国民政府在武汉稍作停留后，11月20日，宣布迁都重庆（当时隶属四川），四川本是刘湘的地盘，要搁以前，蒋介石想在四川驻军是件天大的难事，可在民族危亡时刻，刘湘力主抗战，派兵出川、出钱出粮，还主动上书请中央政府迁都重庆。可惜的是，刘湘在38年1月即告病逝，临终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刘湘这一遗嘱，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前线川军升旗时，官兵必同声诵读一遍，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迁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尤其迁的如此的仓促，大车小量混乱不堪，是可以想见的。可就在国民政府为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和迁都忙的焦头烂额、狼狈不堪之际，他们却同时做了一件一点也不紧急，于抗战也无实质帮助的事情——高校内迁。
说教育是强国之本、是立国之基石，恐怕没有人会反对，但因为教育是“百年大计”，不能马上见成果的，所以在实际运作中，教育的重要性就常常被一些眼前的纷扰所取代。可这次，虽然有太多的现实问题需要解决，可教育却没有被忽视和漠视。
从“五四”运动起，中国的高校从来都是反日运动的发源地，这次“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沦陷，高校的老师中有些人为伪政权做事，成为了汉奸，但更多的老师和学生们在政府的领导与资助下，踏上了南迁之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与此同时，还有十多所高校迁至云南。
高校内迁中，迁徙路途最远的学校是北大、清华和南开，先从平津绕路辗转到长沙，接着分兵两路，一路走海路到河内再转到昆明，另一路靠两条腿走到昆明，1670公里啊。最为幸运的是原来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它随中央政府一步到位迁到了重庆，最为不幸的是广东文理学院，抗战八年里它迁校八次之多，可谓颠沛流离。
10多万学生来到了大后方，要吃饭、要住宿，要有课堂，要请老师，这些都需要钱啊，教育这玩意是只有投入看不到产出的，这时连打仗的钱都筹不齐，教育的困境当然就可想而知了。当时最挠头的可算是教育部长陈立夫了，怎么才能把这些学校办下去呢？最后他想出了一个“贷金”的方法，就是由学生们写借条，从政府借学费，财政部那边看着这些借条感觉还好点，毕竟不是送而是借，将来是要还的嘛，所以也就借来了一些钱。学生毕业的时候，毕业文凭后面都要写上欠政府多少多少钱，有些人最后也没还钱，还了的也等于没还，因为后来中国发生了惊世骇俗的通货膨胀，买袋米需要骑自行车驮着钱去，所以随便抽出几张就把政府的钱还上了，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下面我们以最著名的西南联大为例，来讲述战火中的朗朗读书声。
后来成为西南联合大学云南校友会副会长的周锦荪回忆说：当年他考上西南联大物理系时，校门简陋得不堪入目——一块油漆的长条木板横架在麻条石堆砌的两个石柱上，上写几个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已然是当时国内最强、最大的大学了。上课的教室是用铁皮棚的顶，逢到下雨，噼里啪啦的，老师的声音就盖不住雨声，于是大家干脆“下课赏雨”。住宿条件就更差了，土坯的围墙，茅草的顶，赶上下雨，那就只能“茅屋为秋风所破”了。吃的就更差了，每天两顿饭，上午十点吃稀饭，下午四点有用劣质米做成的米饭。战争时期，物价飞涨，供应严重不足，可即便如此，没有哪位同学因为穷困而辍学。
国家危亡时刻，莘莘学子们表现出了空前的学习热情，大学教室里不够，大家都是谁有课谁用，而且那里只有椅子没桌子，书本都没地方摊，大家就只好去抢图书馆的座位上晚自习，可图书馆的座位只有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这哪够啊，学生们就想了个好招，去茶馆，5分钱要壶茶，可以一直喝到关门，关键是有桌子可以学习，茶馆的老板最头疼这帮学生了，他们占着座位不走，你就没法招呼其它客人，可大部分老板还是非常理解这群学生的，根本也不忍心哄他们走，更有甚者，专门针对这群本就无心喝茶的穷学生推出了“3分钱喝白开水”的服务。
学生穷，老师也一样，抗战开始后，大家薪水长了六七倍，物价长了405倍，所以别管是吴大猷、周培源、梁思成、费孝通、华罗庚还是朱自清、冯友兰、陈寅恪、沈从文、闻一多、钱钟书、林徽因、吴晗，就俩字——没钱。所以教授们在教书之余也就顾不得师道尊严了，费孝通在街上卖过大碗茶，吴大猷在菜市场捡过牛骨头，一名乞丐在大街追逐朱自清乞讨，朱自清被纠缠不过，便回头道：“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那位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就走了。
生活差也就差了，到了后期，鬼子飞机还越来越频繁的来轰炸了，就这也没挡住我们的大学继续开课，飞机来了，我就躲，你走了，我继续学习。
当时以梁漱溟为首的一些人士认为，大难临头，我们的教育应该打破平时的教育体制，以适应战时需要。而以胡适、傅斯年为首的另一群人则认为教育乃百年大计，不应受战争影响，两下里都是精英人物，且理由充分，一时间互不相让，争论不休。直到蒋介石出来说了一段绕口令，才平息了这场争论，蒋说：
我这几年常说：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我们过去因为不能把平时当战时看，所以现在很多人也不能把战时当平时看……
从此，中国树立了“一面抗战、一面建国”的教育方针。在战火纷飞、朝不保夕之际，政府的努力是值得赞赏的，战前共有大专以上学校108所，七七之后内迁52所，迁入租界25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停课），另有14所本来就在后方，只有17所停办，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时期，政府为10万学子提供了免费食宿，并设法为学生解决了学费问题，为学生们提供了一处并不优雅完善却又是那么生机盎然的学术净土，西南联大师生也不负所托，他们中走出了邓稼先等8位“两弹一星”元勋，黄昆等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54个科学院院士，12个工程院院士，另外还有费孝通、宋平、彭佩云、王汉斌等成为了国家领导人，除了这些自然科学家外，钱钟书、闻一多、朱自清等人文学者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还有两个学生需要特别提一下，一个叫杨振宁一个叫李政道，他们俩人联手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只不过获奖时他们已经是美国人了。
在本节的最后，让我们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却无福享受丰硕成果的国民政府鼓掌致意吧。
第四十章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早淞沪会战正在进行中，中央政府就认命了桂军统帅、大将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掌北至济南黄河南岸，南到浦口长江北岸广大地区的军政事务，最主要的是指挥津浦路的防御作战。津浦路是现在京沪铁路的一部分，当时只从天津修到了长江北岸的浦口。此路是当时中国南北交通的一条大动脉，如今日本人北据平津，南陷宁沪，将津浦路起始点牢牢掌控，徐州已如悬卵，危在旦夕。
李宗仁手下皆为隶属地方军阀的“杂牌军”，这些部队的装备补给多为自给自足，极少有中央的支持。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是中央没有把地方部队和中央军一视同仁，否则战力会有很大提高，要我说这话也不十分有理，中央确实少有补给，你们也没怎么给中央交税不是，大家扯平谁也别说谁了，这么多年内战就当军事演习，大家把劲用在正经地方吧。
平津、山西、宁沪，中国已是接连三败，古语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何况是一败再败呢，另外一个问题，这些“杂牌军”以前存在的价值就是和中央军对抗，所以这时候他们也难免打小鼓，这玩意儿要是拼光了，那么不是被缩编就是被取消番号，那以后可怎么办？要说蒋介石没有一石二鸟之心，恐怕也没有充足的证据。所以在装备低劣的同时，李宗仁还不得不面对士气不振的问题。可从战略上讲，津浦路为战略要塞，第五战区虽被敌人南北两路夹击处境危急，但正好说明它可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