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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凋落的红颜-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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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温是一代英雄,有雄心也有奇才,如果控制得宜,他也许真能成就大功业,然而问题在于司马昱等人是一干庸物,根本不懂、也无力驾驭,这就造成了后来桓温对东晋朝廷的蔑视以及桓温桓玄父子的“逆乱”。

在褚蒜子首次听政的最后一年里,桓温再次北伐。这一次北伐的成果更大,他光复了洛阳,还修整了在战乱中毁坏的历代汉晋帝王陵墓。晋穆帝正式执政后,高唱凯歌南返的桓温被厚加褒赏,自己被加封郡公不算,就连次子桓济都被封为“临贺县公”(长子桓玄是要继承父爵的)。到此时,桓温在军队和民间的声望,已是举国无人能及。

桓温意气风发的同时,褚蒜子归隐后的日子其实非常坎坷。

升平五年(公元361)夏五月丁巳,褚蒜子遭到了人生的又一次重大打击:她唯一的孩子晋穆帝司马聃忽然得了重病,很快就去世了。这时他才只有十九岁。不到四十岁的褚蒜子在青年丧偶之后,不得不又接受丧子的厄运。

但是老天并不合作,它连哀伤的时间都没有多给褚蒜子,就要让她面对王朝的又一次危机:早逝的穆帝没有儿子,晋王朝的新帝从何来?她很快就理清头绪,从司马氏诸王中找到了血统上与帝位最接近的人选:晋成帝长子琅琊王司马丕。

几乎就是司马聃病逝的同一天,褚蒜子的“皇太后令”就颁布了,令曰:“帝奄不救疾,胤嗣未建。琅邪王丕,中兴正统,明德懋亲。昔在咸康,属当储贰。以年在幼冲,未堪国难,故显宗高让。今义望情地,莫与为比,其以王奉大统。”

司马聃去世后的第三天,他二十一岁的堂兄司马丕登上了东晋王位。是为哀帝。

司马丕已经成年,作为婶母的褚蒜子自然没有垂帘听政的必要。也许是因为婶母的策立,也许是因为婶母的影响力,司马丕称帝后仅仅封自己的生母周氏为皇太妃。东晋王朝仍然只有褚蒜子这一位太后。

然而在治国的方略雄图上,这位年青人却辜负了褚蒜子的期望,他苟安胆小,而且贪生怕死。他即位的第二年,桓温向哀帝上书,请求迁都洛阳,让痛失故土的北方人都返回家园。然而哀帝和他的文臣们既怕战乱后的洛阳荒凉贫苦,又怕因此受制于将领,桓温的这项主张得到了哀帝和大臣们的如此回应:“我们这些南迁的人已经在此生活了几代,早就习以为常,最初迁来的人们很多也埋藏在此。如果离开的话,如今在南方的田宅谁来照管?照管不来又卖给谁?北返的车马也很难齐备,北方虽收复一些地方,但是仍然不安定,不值得为此抛弃南方的安逸生活。”

迁都与否,恐怕是哀帝当政时遇过的最大件政务了。除此之后,他年纪轻轻的不想着奋发,尽想着如何修道炼丹、长生不老。他对满桌美酒佳肴连看都不看,一天到晚尽是拿着各种配方的丹药当嘎嘣豆吃。一吃二吃地就吃出了问题,很快就一病不起。到他当皇帝的第三年三月,病得越发地重了,神智不清。倒也达到了超凡脱俗的目的:虽然身在尘世,却已不是尘世的人了,什么东西什么人都不认识,更遑论治理国家。

无可奈何的朝臣们只得再次上表,请求褚太后代皇帝治理国家。

褚蒜子再次垂帘不到一年,哀帝司马丕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仙”去了。兴宁三年(公元365)正月、二月,哀帝妻王皇后与哀帝先后病逝。哀帝时年仅二十五岁。

儿子与侄儿都这样早死,实在大出意料之外。哀帝崩逝的第二天,褚蒜子颁下了又一道册帝的太后诏书:“帝遂不救厥疾,艰祸仍臻,遗绪泯然,哀恸切心。琅邪王奕,明德茂亲,属当储嗣,宜奉祖宗,纂承大统。便速正大礼,以宁人神。”

被迎立的新皇帝是司马丕的同胞弟弟,名司马奕,字延龄,史书称其为“海西公”。

在这个时候,由于丞相司马昱无能,朝廷缺乏有力的牵制,桓温的势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他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但随着几次北伐的不尽如意,这成就功业的心思便渐渐转向,开始有了篡位为帝的想法。也就在这个时期,桓温说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名言:“若不能流芳后世,就要遗臭万年!”

从前桓温是以忠勇之士刘琨、温峤为榜样的,到这时也发生了变化,倒过来将温峤讨伐击溃的逆臣王敦当成了榜样。有一次他路过王敦墓,向着墓冢称慕不已,连连说:“可人、可人!”——既然王敦成了他心目中的“可人”,那他想干什么就很明显了。

咸安元年(公元371),一个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流言在朝野广为流传,说的是年青的皇帝司马奕其实是个废人,早在做藩王的时候就丧失了亲近女人的能力,甚至于搞同性恋他也只能充当假女人的角色。如今他宫中田美人孟美人所生的三位皇子,实际上全是他的男宠相龙、计好、硃灵宝的“成果”。——如今三位皇子都已经到了给予太子、亲王之封的年龄,假如让这样的西贝货儿成为王朝储君,就要颠覆国家根本了。——这消息言之凿凿,绝大多数的官兵百姓一时都信服得很。虽然皇族高官们知道这是一派胡言,却架不住群情汹涌和军队的立场动摇。

这条令人恶心的谣言,就是桓温和他的参军郗超的得意之作了。

当谣言传得最热火的关头,在当年十一月丁未日,桓温恰到好处地进京朝见来了。他以此谣言为由,向朝廷提议废司马奕,改立丞相司马昱为帝。

这样的大事当然不是朝臣敢作决定的,于是桓温的奏章便一直送到了深宫褚太后的手里。

这道废帝表章送到的时候,褚蒜子正在佛堂烧香,内侍禀报道:“外有急奏。”褚蒜子接过奏章,靠在佛堂门边阅视,才看了几行她就明白了,叹道:“流言初起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疑心是这么回事了。”然而如今已是骑虎难下,桓温手掌重兵,流言又使得皇帝失去了底层军民的支持,假如一定要较真的话,说不定晋王朝立即就要掀起内战,最终结果难以预料。因此,褚蒜子才看了一半就不愿再看下去,径自拿笔批复:“未亡人罹此百忧,感念存没,心焉如割。”默许了更换皇帝的请求。

说来好笑,在等待褚蒜子批复的时间里,等在宫外的桓温却是汗流满面、胆战心惊,见于颜色。他敢于统率千军万马,敢于诽谤皇帝、敢于蔑视群臣,却在与一个连面都没有露的中年妇人决定翻牌的时候吓得神魂不定。

当褚蒜子同意更换皇帝的诏书送出宫门的时候,桓温这才大喜,立即召集百官,颁布了这道太后令:“王室艰难,穆、哀短祚,国嗣不育储宫靡立。琅邪王奕亲则母弟,故以入纂大位。不图德之不建,乃至于斯。昏浊溃乱,动违礼度。有此三孽,莫知谁子。人伦道丧,丑声遐布。既不可以奉守社稷,敬承宗庙,且昏孽并大,便欲建树储籓。诬罔祖宗,颂移皇基,是而可忍,孰不可怀!今废奕为东海王,以王还第,供卫之仪,皆如汉朝昌邑故事。但未亡人不幸,罹此百忧,感念存没,心焉如割。社稷大计,义不获已。临纸悲塞,如何可言。”

三十岁的司马奕只穿着一件白色的单衣,在大臣们无奈的注视下凄惶地坐着牛车离开了皇宫,做了六年皇帝的他被废为东海王,丞相司马昱成为新帝即晋简文帝。

简文帝司马昱是晋明帝司马睿的小儿子,这时他年已五旬,论辈份更是褚蒜子的夫家伯父。不过他只是桓温精心选中的傀儡,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在当皇帝之前他可能还敢在桓温面前吱一声儿,等到当上了皇帝,他就只有在桓温面前抹眼泪水儿这一项本事了。

林妹妹抹泪的结果是夭折,司马昱抹泪的结果来得更快,担惊受怕的哭包皇帝才当了八个月,就一命归西。

由于司马昱实在死得太快,以至于他死时桓温还身在外地,他逼帝禅让的大计更还没来得及着手办理。所以留在京城内的官员们如愿地劝谏成功,简文帝留下了立自己儿子司马曜为继承人——即孝武帝的遗诏,仅仅让桓温当“诸葛亮、王导”的角色。

得知消息的桓温大怒,然而木已成舟,他也已是花甲之年没有了年青时的冲劲,所以造反夺位的事情他始终没有付诸实施。七月,六十二岁的桓温白日见鬼,病入膏盲,不久便死在了安徽当涂驻地。他虽有六个儿子,但是临终时选定自己的弟弟桓冲继承自己的地位。

桓温的选择是很有道理的,他的长子次子是二世祖式的人物,本事才干没有多少,野心胆量却是不小,非把桓温几十年打下的基础闯砸了不可;而三子五子忠厚老实,也不是搞政治斗争的材料;四子更绝,是个五谷不分的白痴。最小的儿子桓冲生有异征,但是年纪还太小,因此传位弟弟是最好的选择。

眼看着正当壮年、跟着哥哥熟谙军政内幕的桓冲掌控了兵权,东晋朝臣们都忐忑不安,唯恐又重蹈覆辙。在这样的情况下,尚书谢安又想到了富于见地和胆识声望的褚蒜子。虽然褚蒜子只是孝武帝的堂嫂,但是非常时期,堂嫂也要垂帘听政了。

桓温死后的第二个月,谢安率百官上表,请求退隐崇德宫的褚蒜子再次临朝听政。表曰:“王室多故,祸艰仍臻,国忧始周,复丧元辅,天下惘然,若无攸济。主上虽圣资奇茂,固天诞纵。而春秋尚富,如在谅闇,蒸蒸之思,未遑庶事。伏惟陛下德应坤厚,宣慈圣善,遭家多艰,临朝亲览。光大之美,化洽在昔,讴歌流咏,播溢无外。虽有莘熙殷,妊姒隆周,未足以喻,是以五谋克从,人鬼同心,仰望来苏,悬心日月。夫随时之义,《周易》所尚,宁固社稷,大人之任。伏愿陛下抚综万机,厘和政道,以慰祖宗,以安兆庶。不胜忧国喁喁至诚。”

收到奏章之后,褚蒜子作了这样的批复:“王室不幸,仍有艰屯。览省启事,感增悲叹。内外诸君并以主上春秋冲富,加蒸蒸之慕,未能亲览,号令宜有所由。苟可安社稷,利天下,亦岂有所执,辄敬从所启。但暗昧之阙,望尽弼谐之道。”

八月壬子日,五十岁的褚蒜子再次垂帘,开始了她的第三次临朝听政。国中大事,均以“皇太后诏令”颁布施行。

这也是褚蒜子的最后一次临朝听政。三年后,桓冲履行了自己对兄长的承诺,将爵位给了守孝期满的桓温幼子桓玄。此时的桓玄年仅七岁,褚太后和谢安等众臣成功地将桓温六子的权力官职都予以了削减,局面已经平定。

宁康三年(公元374年)八月,褚蒜子为孝武帝举行了婚礼;太元元年(公元376)正月,褚太后又为他举行了冠礼。

在局势平定、少年皇帝已经长成的情况下,冠礼举行的同时,褚蒜子颁布了她的最后一道“皇太后诏令”:“皇帝婚冠礼备,遐迩宅心,宜当阳亲览,缉熙惟始。今归政事,率由旧典。”

从此,她深居内宫显阳殿,总算过上了平静的日子。

太元九年(公元384)六月癸丑朔,六十一岁的褚蒜子病逝,与晋康帝合葬崇平陵。作为一个人,褚蒜子是不幸的,然而作为后妃她却非常幸运,就连拥有她的晋王朝也是幸运的。可惜的是她身为女子,只能几度垂帘而不能连续地执政,以至于出现了几次青年皇帝开倒车的事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也许东晋王朝能够有另外一番兴旺局面。 


两晋王朝的“另类”幸运后妃们之一:晋元帝司马睿夫人郑阿春

郑阿春的祖籍是河南荥阳,她出生在一个士族冠缨人家,祖父曾是山东临济县令,父亲则曾任安丰太守,母亲也出身衣冠士族的濮阳吴家。然而不幸的是父亲早逝,郑家没有男孩,只有四个女儿。

这时正是晋怀帝永嘉年间,作为长姐的郑阿春只得与渤海一个姓田的男子成婚,以便支撑门户。但是祸不单行,婚后刚刚生下一个儿子,丈夫就死了,郑阿春小小年纪便成了寡妇。无奈,她只得变卖家产,带着年幼的儿子、母亲和三个妹妹举家搬迁,到濮阳去投靠舅舅。

永嘉六年(公元312),36岁的琅玡王司马睿元配王妃虞孟母病逝。司马睿非常宠爱虞妃,因此对于虞妃生前妒忌的府中姬妾都自动疏远,虽然姬妾们生下了儿子,他也不愿意让她们中的任何一个继任王妃,而是决定另聘夫人主持家事。

经过一番比较,司马睿选定了濮阳士族吴氏的女子,也就是郑阿春舅父的女儿吴小姐。不用说,吴家对于女儿能嫁给亲王兼丞相的英俊青年,是一片欢欣鼓舞。

就在等待吉日行聘下定的时候,却发生了变化。

郑阿春做为过来人,又是表姐,自然此时不免受舅父舅母之托,与吴小姐朝夕为伴,对她讲述一些如何为人之妻的闺中私语。有一天,表姐妹俩又相偕游园,不妨被司马睿的部属看见了。

这部属多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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