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不忍成历史 作者:阎明-第3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嫫熘摹�1965年灵丘县再庄公社更名为平型关公社。1966年3月，雁北专署成立平型关绿化指挥部，组织干部、民兵、师生5000余人野营扎寨，绿化荒山3万余亩。同年，灵丘中学更名为平型关战校。甚至“文革”中当地的群众组织也自称平型关造反战斗队。1969年10月，北京军区领导李雪峰、郑维山带领军区干部乘大小100多辆汽车到平型关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969年下半年，由北京军区主办，69军具体承办开始建设平型关大捷纪念馆。经一年多的施工纪念馆落成，两层展厅，坐东朝西，背倚指挥所，面向主战场——老爷庙。配套设施包括接待室、宿舍、餐厅、车库、锅炉房配套齐全。纪念馆南面还建有4层大楼作为招待所。纪念馆的布展由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协办。资料及实物大部分由军事博物馆提供。整体设计、油画、雕塑由中央美院师生创作完成。二楼布置有声、光、电配合的沙盘使人感觉身临其境。整个展馆格调庄重，资料丰富，创作精细。展馆的管理、讲解和接待由雁北军分区负责，有一个排女兵在此安营扎寨。那时每天伴随着朝霞冉冉升起，都能听到从山谷中传来女兵们出操时欢快的口号声。从各地前来参观寻访的个人或团体接踵而来，络绎不绝。
然而，“大事记”在1971年9月戛然停止。1971年9月13日，一个事件的发生，将全国人民震惊得目瞪口呆。在以后的岁月里，平型关也实实在在地品味到了世态炎凉。纪念馆关闭、撤展。从军事博物馆调拨的革命文物原物收回。当地征集的文物被运到灵丘烈士陵园收藏。电动演示沙盘用军用直升飞机运到了延安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内供暖设施也被搬进县委招待所。负责管理博物馆的官兵们仿佛从人间蒸发，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追查建馆责任，谁也不认账，以平型关命名的组织机构纷纷易名，谁都怕沾平型关的“光”。随后，纪念馆玻璃被砸，门窗被卸，偌大的纪念馆一片狼籍。最后只剩下门厅里一尊巨大的毛主席半身塑像无法搬走，任凭他老人家孤独无奈地坐在那里，迎着塞外吹来的苦雨凄风，望长城内外唯余莽莽。
在那不尊重历史的年代里，平型关不仅失去了昔日的荣光，平型关大捷也成为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的反面教材，有许多被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已经证明正确的东西也遭到批判。在寻访中当地老乡告诉我，当年曾给115师带过路的向导都被批判，整得很惨，至今还心有余悸。
平型关的命运竟然系于一个人的荣辱之上！引起了当年参加过这场战斗的许多老同志的不满。1974年5月，聂荣臻元帅办公室接到山西某报社送来的《功罪千秋的平型关大战》一文的清样，作为批判文章请聂帅审查，准备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中尽管对平型关战斗作了某些肯定，但认为该仗总体上是违背毛主席教导的，和百团大战一样应该批判。聂帅看后对秘书说，平型关大战打出了八路军的成风。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当时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抵抗日本侵略军的热情和信心。怎么能够因为林彪现在犯错误就否定历史上这个伟大胜利呢？而且我记得毛主席也多次肯定平型关大战的。洛川会议确定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游击战，但还有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条呢。文章中提到的某些史实也不准确，这篇文章以不发表为好。他让秘书给负责中央宣传口的姚文元去信，明确提出自己的意见。
在以后近10年的日子里，平型关仿佛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但岁月流逝并没有让人们忘记平型关。从大事记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初，平型关重新被人们关注。在老战士和聂帅关怀下，国家拨专款对纪念馆进行了修缮。杨成武、刘振华、王茂林等当年参加过这次战斗的老同志来了，他们在凭吊战场、缅怀先烈的同时，更多的是带来了中央对老区人民的关爱；当年参战将领的子女来了，多年的风风雨雨已使他们两鬓斑白，尽管各自的经历不同，有的人甚至命途多舛，但他们却无一例外地认为，父辈昔日的辉煌，毫无疑问的是在毛泽东这面旗帜下取得的；就连日本首任驻华武官、退役少将吉原瑞穗也携夫人、女儿、女婿、儿媳来了。面对当年血流成河的山沟，全家双手合十，低头闭目，久久伫立，默默祈祷。此时他们的心境很复杂，难过？愧悔？更多应该是反省！
在台湾地区抗战纪念活动上，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对平型关大战和百团大战给予了充分肯定，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
林晓霖（父亲林彪，时任八路军115师师长）：2002年9月，我到灵丘参加平型关大捷65周年纪念活动。回京后去看望孙毅将军（当年孙毅是115师代理参谋长），此时老人因骨癌截肢刚刚出院。当我把灵丘人民的问候和礼物带给老人时，老人显得非常激动。他说，平型关大捷当天晚上，我和两个师首长住在白崖台山角下的一个窑洞里，三个人兴奋得睡不着，你爸爸索性爬起来披着大衣在炕下转悠，说打了胜仗高兴啊……直到天蒙蒙亮才迷迷糊糊睡去。老人还说，在战斗中，他几次到前沿传达师长命令。阵地上尸横遍地、血流成河的悲壮场面将他震撼！说着说着老人突然声泪俱下，这一举动让在场的家人和工作人员一时不知所措。只听老人哽咽着说：太惨烈了，我们不能忘记平型关啊！……几个月后，老人离开了我们。
如今的平型关，修缮后的纪念馆虽还显陈旧，但展示的内容较客观地恢复了历史原貌，增加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宣传。平型关至今还是山西省贫困地区，除了有数的几个小铁矿外，基本还在靠天吃饭。来此地参观的人不多，纪念馆也被承包了出去。当地接待能力不强，食宿条件差。散落在山沟里的几家小饭馆晚上早早就关门打烊，第二天中午才迟迟开张。当我和好友孙照蒂要求花钱在当地老乡家食宿时，老乡们都说做不来。看样子思想陈旧保守，使他们不知如何将当地旅游资源和自己的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每每想起这些，心里总不是个滋味。我真心希望平型关精神能够成为当地人民脱贫致富的催化剂，为他们带来真正的实惠。正如团城口山隘上竖立的标语一样：“雄关大捷振国威，辉煌再造新农村。”最后，我谨用聂荣臻元帅《忆平型关大捷》一诗结束此文：
集师上寨运良筹，敢举烽烟解国忧。
潇潇夜雨洗兵马，殷殷热血固金瓯。
东渡黄河第一战，威扫敌倭青史流。
常抚皓首忆旧事，夜眺燕北几春秋。
鲁挺与乒乓外交内幕
鲁挺，1920年生于山西垣曲县古城镇。1936年参加革命。在薄一波领导下，到阎锡山部开展兵运工作，带出了著名的“临汾旅”。“百团大战”后，被作为骨干调到延安军委工程队。军委工程队是我党早期的空军机构，人员均为准备输送到苏联学习航空的骨干。由于苏德战争爆发而滞留延安，就地补习文化，学习俄文，后与延安大学俄文队合并成俄文学校。参加了大生产、整风运动。日本投降后，随部队进军东北，在“四野”八纵做政治工作。1952年调总政治部组织部。1959年调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体工队任政委10年。“文化大革命”八一体工队被解散，在周恩来干预下，鲁挺调国家体委运动系任主任，并从八一队带出180余名教练员、运动员加入国家体委运动队。在国家体委三年半时间，率队参加了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八一队重新组建，他任队长至离休。
熟知新中国体育的人们都知道，在国家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解放军运动员在国家运动队中占有相当比重。建立新中国以后，八一队在足球、篮球、排球、手球、乒乓球、田径等各个项目里，获得全国冠军、团体总分第一共38次，个人单项第一共478次。另外有136人、28队377次打破田径、游泳、举重、自行车的143项全国纪录。
在八一体工队工作的25年中，鲁挺以一个军人的忠诚和务实态度，团结党委一班人，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为我国培养出大批优秀体育人才。在他们的麾下，走出世界冠军多人（单项、团体），涵盖乒乓球、排球、举重、游泳、体操、竞走等项目。他们是：举重：陈镜开、黎纪元、蔡炎书、钟妍、马润梅、张楠、张菊华、宋志娟、赖润明、陈丽、杨桂华、雷丽；乒乓球：刘国梁、王涛、李振恃、沈剑萍、童玲、孙晋、范长茂、施之皓、戴丽丽、王皓；排球：陈招娣、曹慧英、杨希、李延军、杨锡兰；体操：马燕红、国林跃、许志强、肖钦；游泳：卢东华；竞走：范晓玲、李红。还向国家队输送了大批优秀运动员，如篮球运动员穆铁柱、郑海霞，足球守门员李富胜等。这25年中，运动场上很难看到他的身影。可是运动员的胜败荣辱却与他息息相关，他的命运与国家体育事业和运动员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2005年元旦一个阴冷的下午，笔者到解放军301总医院西康复楼，看望了这位大半军旅生涯与体育结缘的85岁高龄老人。尽管老人腿脚有些不便，但依然精神矍铄，他兴致勃勃地与我谈人生，谈体育……
初到八一体工队
1959年为了迎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鲁挺由总政治部调任八一体工队政委。当时国内反“右”余波未尽，庐山会议反彭（德怀）黄（克诚）集团的政治斗争接踵而来。受全国政治气候影响，加之八一体工队人员成分复杂，自然逃脱不了清理整顿的厄运。总政派专人到八一队拔“白旗”，他们对队里的专家、教练，特别是一些旧社会留用的业务骨干采取不信任、不重用的态度。许多人仅因出身不好便受到不公正处理，有的甚至被调出八一队，下放到基层。
我军历来重视群众体育工作。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群众性体育活动能派生出战斗力和生产力。八一体工队是解放军体育工作的劲旅，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爱护，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为全军指战员和全国人民所关注。如何带好这支队伍而不辱使命，无疑使鲁挺面临严峻的考验。
多年的军队政治工作使鲁挺养成了坚忍不拔的性格和遇事冷静思考的习惯。作为军人，他习惯于服从，但从不阿谀奉承；作为领导，他谦虚仁厚，但绝不抱守残缺，得过且过。历史的经验使他意识到，党的事业是需要人去支撑的，而历次政治运动伤害的不仅仅是人，更是党的基业。鲁老对我说起一段往事。
1943年延安整风开展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由于鲁挺所在的俄文学校从“国统区”来的青年人较多，因此也成了中央社会部整顿的重点。在上级的高压政策下，经过群众揭发和自己主动“坦白交代”，全校300多人竟揭发出70多个特务分子，每个人的问题都有鼻子有眼，蛮像那么回事。运动后期一经甄别，却一个都不是真的。
1951年全国开展“打老虎”运动，这原本是针对建立新中国后个别干部经济上的多吃多占问题进行的教育运动，但随着教育深入，又出现偏差。由于上级的硬性摊派，部队里凡是与经济工作沾边的干部，如：司务长、生活管理员等，几乎无一幸免。一时间“山高林密，老虎遍地”。在他当政委的那个团，由于顶住了压力，保护了一批干部，后来这些同志大都成为部队经济管理的骨干。
每每说到这些，鲁老心里都不是滋味。他说：我党历次运动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但由于指导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先进与后进之间的矛盾上纲为革命与不革命、红旗与白旗之间的斗争，由于运动过程变形走样，其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一场运动下来，不但达不到教育目的，反而制造出许多矛盾，收获到许多痛苦。
历史的经验不能忘记！怀着高度的政治责任心，鲁挺顶住压力，艰难地开展工作。
八一体工队队长黄烈，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父亲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当过官，做过坏事，但也为共产党做过有益工作，按政策属于“有功人员”。但1952年“镇反”时被错误地镇压了。黄烈本人30年代毕业于广东省体育专科学校，当过中学体育老师，还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广州分校担任过中尉体育教官。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政治背景给黄烈带来的思想压力是可想而知的。鲁挺对此却有自己的主见。尽管黄烈出身不好，但在旧社会他是一个追求“体育救国”的热血青年。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中华大地、我们国家处于危难关头的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