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警备团警卫纪实-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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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送鼋洗蟆
情况十分危急。这时警卫排战士贺福祥首先想到的就是周恩来副主席的安危。他紧握着两支手枪,和另一位战友一面进行还击,一面机警地掩护周副主席跳下汽车,冒着枪林弹雨,迅速撤离到树林中安全地带。贺福祥又火速跑到三十里铺给延安军委打电话。随后,他又和战士们一起保卫周恩来安全地返回延安。
1947年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向延安发动进攻,为了有效地消灭敌人,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贺福祥和警卫排的战士们,日夜警惕地保卫着毛主席。他们的共同心声是,为了毛主席的安全,随时准备把自己的生命贡献出来。每次行军,不论天黑或下雨、上山或下山,他和战友们都机警地保卫着毛主席。
贺福祥与战友一起学习一天深夜,冒雨行军,爬上一座山时迷了路,加之国民党军队越来越近,情况万分紧急。贺福祥凭着娴熟的军事常识,用伏地听动静的方法,顺着狗叫的方向,很快找到向导,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同年6月的一天,部队行到葭县白龙潭附近,这里已经能听到国民党军队稀疏的枪炮声,贺福祥意识到,必须尽快保卫毛主席到安全的地方。但因为暴雨过后,山洪暴发,葭芦河水流湍急,又没有桥,他和战友们泅水过河,找门板搭桥。在取绳子时,不慎掉进激流中,被救上岸后,周恩来副主席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换,他怕首长冷,坚决不肯穿。他立即和战友们一起把桥搭好,保证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机关的同志顺利过河。
贺福祥成为了卫戍警卫部队的楷模,先后参加过30多次战斗,曾获“学习模范”、“特等保卫模范”、“劳动英雄”等荣誉称号。1950年9月,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战士英雄代表会议;1953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授予他“一级警卫英雄”的荣誉称号。
周恩来既是世界著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更是一位受人民和解放军官兵爱戴的长辈。周恩来总理一直关心警卫部队官兵们的生活,关心战士,他曾经多次在夜晚到哨岗上看望战士们。为了把警卫部队的生活条件改善得更好一些,他还努力地为警卫部队争取一些东西。
晚年的周恩来总理受到了膀胱癌的困扰,这一病情一直牵动着北京卫戍区部队,特别是多年来警卫周恩来总理的警卫一师官兵们的心。后来在北京卫戍区的一些老同志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北京卫戍区数百名官兵曾经给周总理献血治病,这其中就有警卫一师的官兵。这件事让当时的官兵们激动万分,那场面绝对比上战场还要让人激动。为此,笔者采访过曾经在卫戍区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他们都肯定了这个事实。有人说,当时由于这事来得比较突然,快速地从卫戍区部队抽出了二三百名官兵献了血,没有多少人知情。后来,有人写过这次献血的总结,但由于只是在一张很普通的信纸上写出的,卫戍区保密室一直没有找到这张不引人注目的信纸。有人推断,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当成普通的废纸早就销毁了,要么还夹在文件中。
至于为何要选择卫戍警卫部队来献血,笔者作了如下推断。其一,警卫部队是一支经过了战争和和平环境洗礼的部队,政治上可靠,身体健康状况上也是一流的,特别是卫戍区这样的部队,在当时是十分特殊的一支部队,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直接受中央领导的部队,当时有什么请示报告都是直接呈到了周总理那里,卫戍区领导有什么事也都直接到总理那儿汇报。其二,组织警卫部队献血,比较好组织实施,不必兴师动众。
笔者采访时,卫戍区的一些老同志说,给总理献血的事应该发生在1975年上半年的时候,但也有说好像是下半年的。为此,笔者又查阅了《周恩来年谱》,对周恩来总理生命的最后两年的病情进行了摘录,由此就不难看出卫戍区老同志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
1975年3月26日,周恩来总理进行了第三次大手术。6月16日,周恩来总理给毛泽东主席写信,他在信中说了3月26日做第三次大手术后的病情及治疗情况,并告诉毛泽东主席,这一段时间“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但“膀胱出血仍未断”,癌细胞屡有发现。经与中央常委四人研究后,决定提前进行膀胱镜电烧治疗。周恩来总理还说,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61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信中他还请毛泽东主席“早治眼病”,以利于健康和工作。当天晚上到第二天凌晨,周恩来总理做了治疗手术。9月20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做大手术治疗。当时,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人都在医院守候。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总理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自己在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之后,周总理躺在平车上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邓小平即上前俯身问候。周恩来总理握住邓小平的手,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手术过程中,医生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10月24日,周恩来总理病情继续恶化,终日卧床不起。这天晚上到第二天凌晨,医疗组再次施行手术治疗,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等人在医院守候。12月中下旬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已经病势危重,靠鼻饲、输液、输血等维持生命,时常进入昏睡状态。负责治疗的医疗小组成员分班昼夜守护,监视病情发展。每当周总理醒来时,头脑仍然清楚,或与前来探望的人作简短交谈,或要求医护人员给他读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等,有时还要求听听广播。为减轻病痛,医生不得已使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并竭尽全力,延长周总理的生命。
在此期间,周恩来总理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就与夫人邓颖超共同商定、相互保证,死后将两人骨灰全部撒掉,不作任何保留。当周恩来总理知道自己的病已经不能再挽救的时候,一再叮嘱邓颖超:一定遵守过去的约定,死后不要保留骨灰,要将骨灰全部撒到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关于丧事,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任何人,一定不要特殊化。同时,周恩来总理还多次询问毛泽东主席的身体状况,询问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健康,并对一些回忆得起来的党内领导干部、民主党派人士、高级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和过去身边工作人员的处境、下落等,表示关切。
1976年1月5日凌晨,周恩来总理做了最后一次治疗手术,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前来看望、守候。1月7日晚上11时,周恩来总理已经处于弥留之际,他微睁双眼,辨认出面前的吴阶平等人,声音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生前说的最后的话。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总理病逝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5医院,终年78岁。虽然,卫戍区部队官兵给周恩来总理献血的事实,我们还没有找到更有说服力的文字记录,但已经充分说明了,警卫部队的官兵们对周恩来总理的爱戴。
中央教导队成立(1)
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全面抗战的掀起和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信空前提高了,党与国内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的接触,也日渐增多了。延安成为了全国抗战的政治领导中心。但这些,却对担负警卫任务的警卫部队增加了难度。由于各层面的人对延安给予了极大的注意,敌人则把延安作为他们破坏的主要目标。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党中央所在的延安的内外形势,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曾派飞机多次轰炸延安;有些国民党的特务和日寇的间谍也混入了边区,进行破坏活动。另一方面,中央首长由延安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往返次数大大地增加了。
1937年,毛泽东(左三)等领导人同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人员在延安合影
警卫营的领导意识到了,必须加强驻地、护送和防空的警戒。经过充分考虑及报请上级批准,1937年11月,从黄河边上调回第三连,由其担负蓝家坪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警卫任务,保卫刘少奇、陈云、康生、张闻天、博古、王首道等首长,共设内、外层及山头瞭望哨11个。这年的七八月份,警卫营还抽出部队修补了延安到廘县的公路二百余里,使首长乘坐汽车往返时能够通行无阻,并保证了护送部分中央首长到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工作。为了加强防空警戒,12月,由延安保卫营调来80名防空队员,将机枪排扩充为防空队,他们的武器有苏式马克沁重机枪六挺,分布于杨家岭、蓝家坪、清凉山、宝塔山等山头上,一面对空瞭望,发出防空警报,使首长和居民及时隐蔽,一面开展对空射击。在日寇多次派飞机进行轰炸扫射时,防空队曾勇敢地与敌机作战十余次。
为了动员群众抗日、反对汪精卫投降日寇事件和纪念“五一”“七一”等节日,延安曾举行了多次群众大会,毛泽东主席等首长亲临大会讲话。警卫营除了在首长附近、会场周围及制高点布置公开的武装警戒外,还组织部分机警灵活的同志化装成老百姓,分布在群众中,观察动静,防止反革命分子混在群众中进行破坏活动。当中共中央于桥儿沟举行六届六中全会时,担负了会场附近防空警戒和中央委员会往返路途上的路线警卫任务,保卫了首长的安全。
由于日寇不断轰炸延安,毛泽东等首长于1938年9月20日,由城内搬到杨家岭,警卫营第二连即随毛主席搬到了杨家岭担负警卫任务,在毛主席等领导同志的门口、附近道路、山头上共设七个哨位。同时,军委总参谋部搬到王家坪,四连也来到王家坪担负保卫朱总司令、王稼祥等首长和机关的任务。三连仍在蓝家坪担负中央书记处的大门、山头等外围警戒,并担负宣传部、军委直属政治部及李家湾、倪家湾、杨家岭电台等处的警卫任务,固定哨位八个。警卫营其他的部队在清凉山、西山等处保卫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总政治部、总供给部、军委二局、解放社、抗大等机关以及锄奸部看押犯人。同时,为了解决毛主席等首长的住房问题,为了便于警卫和首长办公,警卫营在杨家岭为毛主席等首长打了窑洞和防空洞。
为了在变化了的新形势下,确保党中央的绝对安全,防止日本帝国主义的间谍破坏活动和一切亲日、降日的卖国者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暗害阴谋,中央社会部决定成立一支新的警卫部队——中央教导队,以接替原来中央军委警卫营担负的保卫党中央的任务,并与该营一起分工负责保卫党中央的安全。1938年2月7日,中央教导队成立,接替中央军委警卫营担负保卫党中央的任务,与该营一道分工负责保卫中央的安全。队长王金,政治委员萧前。
但是没过多久,王金调走,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吴烈继任队长。本来,吴烈打算毕业后回三四四旅(原红十五军团)去工作,他是1935年10月从保卫大队调到红十五军团的。中央组织部李富春副部长找吴烈谈了话,说:“你的意见是合情合理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因为中央教导大队的任务很重要,一方面要担任中央领导机关、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警卫;另一方面要培养一批警卫干部,中央决定调一名师级干部去加强领导,我们认为调你去工作较为合适。”
教导队人员由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第三八五旅第七七○团等部和其他学校经过严格挑选调来的干部及老战士组成,辖三个区队,130余人,隶属中央社会部领导,担负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领导同志的内卫任务。中央教导队大部分是党员,经历过长征的考验。因此,教导队的组成人员的政治素质是高的。
萧前是江西省万安县人,1916年出生,原名萧锡尧。1931年参加红军,历任红三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