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约阿希姆斯塔勒 -希特勒女秘书的遗著-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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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美国反情报部队的一位军官把我接了去。他的随行人员随随便便抓去我的手提包，打开后把里边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这种情景，使我非常恼火，然而这位军官却说：“你必须习惯这一套！”
一辆吉普车把我拉到了贝希特斯加登美国反情报部队驻地。曾在元首大本营工作过的几个速记员正在翻译在贝格霍夫找到的我的速记笔记。那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都是些便条，无非是告诉一下他的姐姐安杰莉卡·哈米茨施和妹妹保拉·希特勒（以及沃尔夫），他将外国人作为礼品送给他的熏肉寄给她们，并告诫她们，千万不能生吃！
战争结柬几年以后，我意外地收到了当时审讯我的记录复制本：
时间：1945年5月22日。
地点：贝希特斯加登。
对话人：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和希特勒前女秘书施罗德小姐。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你什么时候开始在希特勒手下工作？
施罗德：1933年以来我一直在他手下工作。此前我曾临时为他当过帮手。沃尔夫小姐自1929年以来一直在他那里工作，1938年又增加了达拉诺夫斯塞小姐。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战争期间，一般情况下每天都怎么过？
施罗德：我们没有确切的时间表。我们总是随叫随到。希特勒是个地地道道的夜猫子，多数情况下晚上才开始工作。我们的工作也主要在夜间。这与常人的生活正相反。最后在柏林度过的那些日子，我们都是早上8点上床。这个时间主要取决于夜间形势讨论会的情况。讨论会后希特勒总要请他的小圈子里的人喝茶。这个圈子包括我们女秘书，克里斯蒂安女士、沃尔夫小姐、荣格女士，此外还有一名医生，或是莫雷尔大夫或是别人（后期莫雷尔不再参加，因为他身体吃不消），再就是一名私人副官，常常是阿尔贝特·鲍曼小队长。
希特勒需要用这种方式来休息。喝茶叶不谈政治。希特勒之所以从不请与他有工作关系的先生，是因为他一见到他们就三句话不离本行。他要使大脑从作战图中解脱出来。他常说，他眼前只有地图。起初，是五六点钟或是七点钟结束喝茶，然后，如果没有文件可阅，希特勒就上床睡觉。
希特勒一般11点钟起床。他睡得很少。然后吃早饭。接着由绍布汇报形势并报告希特勒哪些人来参加讨论。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在谈话过程中，希特勒是不是做出了有关防空方面的决定？
施罗德：有绍布在场，希特勒总是骂个不停，什么事也决定不了，因为绍布不是军人。希特勒对防御方面的工作非常不满。他认为我们的防御力量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现有的装备没有完全用上。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绍布在场时希特勒什么事都定不了吗？
施罗德：定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是没有意义的。绍布是一位老总管，从未得到希特勒特别的赏识。他说：“如果我能找到另外一位首席副官就不要绍布。”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你们什么时候处理私人信件？希特勒亲自口接信件吗？
施罗德：这些私人信件大多是感谢信和恭贺信。后期希特勒没有口授过信件。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你作为女秘书的主要工作是什么了
施罗德：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口授长篇讲话稿，我就用打字机打下来。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打出的稿子是否还需要修改？
施罗德：他自己还要做很多修改。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别人改吗？
施罗德：不改。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戈塔尔对这些稿子也没有提出过一些意见吗？
施罗德：没有。只有一次，他提供过一份希特勒需要的统计材料。但是那些讲话稿全部是希特勒自己搞的。希特勒是一个好的修辞学家，每一句话都要进行反复推敲。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向战士们下达的命令也是希特勒亲自口授的吗？
施罗德：不是，一部分是国防军送来的。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除了感谢信等函件外，希特勒与朋友之间有过私信来往吗？
施罗德：没有过。他经常强调，他最大的特点是不亲手给任何人写信，即使在斗争年代也是如此。这些信件一旦落到坏人的手里，就统统会被利用。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你同希特勒一起吃过饭吗？
施罗德：后期只有午饭和喝晚茶时同他在一起。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吃午饭时的话题都是什么。
施罗德：不谈政治，谈的是建筑、戏剧、音乐、德语、令后的使命和他的设想。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谈过重建城市的问题吗？
施罗德：谈过。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委托谁来从事这项工作？
施罗德：这项工作是由菲克教授开始的，本应由吉斯勒教授完成，但最后施佩尔接了过去，因为这本来也是他的任务。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那不是一般的重建方案吧？
施罗德：不是。另外，吃午饭时还谈及过医学问题。莫雷尔教授当时正从事激素研究。希特勒对此也感兴趣。他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尚需加强。希特勒还研究营养问题。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种族问题大概应属于政治范畴的问题吧？
施罗德：人种问题也常常谈到。我本人对这个问题从未有过兴趣，因为人们对人种的研究有许多缺陷。许多女人欺骗过她们的丈夫。我经常向希特勒谈到这一点。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可以与希特勒随便讨论问题吗？
施罗德：可以，当然要有一定的限度，我知道这个限度怎么掌握。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吃饭时布劳恩小姐在吗？
施罗德：布劳恩小姐只是在战争的后期呆在柏林，吃饭时她有时在场。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是否把布劳恩小姐看作他的妻子？
施罗德：是这样对待她的。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他是把她当作妻子吗？
施罗德：的确是的。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他们没有生过孩子吗？
施罗德：没有。几年前我在一家美国杂志上看到过有关这方面的消息。许多说法都是不真实的。还提到了一位名叫莉尼·里芬施塔尔的人。有一类女人。对这种谣言听之任之。莉尼·里芬施塔尔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她被利用了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与雷娜特·米勒的关系如何？
施罗德：他们没有关系。希特勒很欣赏雷娜特·米勒这女演员，因为她表现了一个可爱的德国女孩子的形象。希特勒与雷娜特·米勒不曾有过私交。——战争后斯，希特勒几乎连半小时吃饭时间都没有。多数情况下饭后全国领袖鲍曼都到这里来。午饭经常到四五点钟才能吃上。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有没有私人信件往来？
施罗德：原则上说没有。只是在他给他的姐姐寄走别人作为礼物送给他的熏肉时才写过一封短信。元首没有家庭观念。这点连他自己都承认。希特勒有两个姐妹。他自己的妹妹住在维也纳，名叫保拉，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安杰拉是劳巴尔的遗孀，后来在德累斯顿与哈密茨施教授结了婚。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是什么原因使他与他家庭的关系那么坏？
施罗德：首先他们不是正常的兄弟姊妹关系。父亲王次结婚，他是个孤儿，完全靠自己干出来的。他先在奥地利学习制鞋手艺。然后到了城里又进学校读书，后来他一直干到当上了海关的头头并且自己还购置了一块地产。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谈不谈他的青年时代？
施罗德：我记录了有关这方面的许多小故事。这些笔记都保存在柏林总理府的箱子里。在希特勒的生活中我的分量比一个家庭成员的分量还重。
晚饭是21点或22点吃。还在大本营的时候，女秘书们与希特勒共进晚餐。到柏林后，只有布劳恩小姐与他一起吃。布劳恩小姐身体不很健康，弱不禁风。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她有病吗了？
施罗德：倒也不是病，就是体质弱，易疲劳。她适应不了柏林的气候。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喝晚茶时，希特勒始终都很活跃吗？
施罗德：是的。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最后一次晚茶是什么时候？
施罗德：1945年4月19日到20日的夜晚。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在后期是不是很压抑？
施罗德：是的，可以说自从4月初以来一直是这样。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9月份有一段时间希特勒卧床不起，是吗？
施罗德：这是1944年7月20日行刺事件造成的。当时呆在会议室里的所有人都得了严重的脑震荡和耳鸣。希特勒是唯一没躺倒的人。1944年7月20日以前那几天他的情绪非常不好。他总有一种幻觉。总感到有人想谋杀他。并且把这种感觉告诉过我。他说：“我觉得要出事了。”说这话的前一天他还感到不舒服。他在单独与我一起吃饭时说：“我可不能出事，因为现在找不出能够担当领导责任的人。”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准备让谁来接他的班？
施罗德：既不准备让戈林，也不准备让希姆莱接班。赫斯出走之后，从表面上看，希特勒准备让戈林接斑，但实际上却认为他没这个能力。我曾经与他吵过一次架。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他对我说，他已经没有接班人了。第一个接班人赫斯疯了；第二个是戈林，人民不喜欢他；第三个是希姆莱，党内通不过。当我说到，在人民中间希姆莱常常被提及时，希特勒有些生气了。他说希姆莱完全是一个无艺术才能之辈。我反驳道，就眼下而言，懂不懂艺术并不重要，他可以起用懂艺术的能人负责艺术方面的工作。说到这里，希特勒便发起火来，他说，起用横艺术的能人，说得容易，要是能做到这一点，他早就做了。由此我得出的结论是，希特勒这三个人谁都不配成为他的接班人。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那么他另外考虑过谁？
施罗德：谁都没考虑过。对于我的话他十分恼火，他责备（以往他不这样）我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伤了他的心，他认为我们这些认识他和希姆莱的人不该把希姆莱与他相提并论。那天中午，他离开的时候生气地说：“你再动动脑子想想谁能当我的接班人。”
1944年7月20日，行刺事件发生后，我以为不会再请我们吃饭。然而在15点的时候，我们出乎意料地被请去与希特勒共进午餐。希特勒看上去精神焕发、生气勃勃，简直令我吃惊。他向我谈了仆人们对这次事件的态度，说林格火了，阿恩特哭了。接着又说：“请相信，这就是德国的转折，现在德国又要走上坡路了。我高兴的是，这帮混蛋们自我暴露了。”
1944年7月20日，我对他说，他的确不可能接待墨索里尼。他说：“恰恰相反，我必须接待他。假如我不接待他，那么世界舆论会怎么反应。”午饭后不久，他就驱车离开大本营，接持墨索里尼去了。由于1944年7月20日发生了行刺事件，致使他9月底不得不卧床休息……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第一次审讯我之后，用标准的德语对我说：“你是一个受欢迎的人，至少你讲话是客观的，而那些被审讯过的纳粹党区领袖和部长们说话却官腔十足。我在考虑是否应该保护你，或者是否把你的情况告诉等候在隔壁房间里的14名记者，碰碰你的运气。”
这天，他还同情我。但是过了几天美国《时代》和《生活》杂志的记者又出现了，其中还有著名记者杰克·弗莱施纳。在与这些记者谈话之后，我和住在同一个房间的伊尔泽·林德洛夫（她是希特勒过去的副官维德曼上尉的女秘书。曾与元首护卫队一位队长结了婚）制定了今后的计划
我经常利用他们请我同他们“合作”的机会，想方设法说服他们在贝希特斯加登为我们俩找个房间，以便使我们从后湖那种可怕的环境里摆脱出来。当时人们只能在六公里的范围内活动。伊尔泽说，我们买一匹马和一辆车，坐着马车到吕讷堡草原上去，她的公公和婆婆就住在那里，想得多美。可就是实现不了。
我被监禁
1945年5月28日，我连同我的两个箱子和一台埃里卡牌的手提打字机一起被两个美国人带上了一辆吉普车。我必须跟他们到奥格斯堡去四夭，以便接受“专家们”的审讯。在贝希特斯加登换乘汽车的时候，打字机被扣了下来，不允许我把它带在身边。这是一台崭新的打字机。应我的要求，人们给我开了一个收据，后来我才知道，收据上只有一个出厂号码。还不知他们当时是怎样嘲笑我的呢。70年代，有一个名叫洛泽的艺术商人曾对我认识的哈伯施托克女士说，一个美国人在纽约充满自豪地告诉他，说他有一台“曾属于希特勒”的打字机。
下午晚些时候我们来到奥格斯堡“伯伦住宅区”。住宅这里都是些小房子，里面原本住着梅塞施米特公司的工人。他们不得不离开这里，牢骚满腹地搬到住宅区外面去住。他们对我们的恼怒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站在大街上对着我们骂：“纳粹猪猡”等等。住宅里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