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为人-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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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带我上哪儿我都会万死不辞。我的上帝甚至比一般意义上的上帝还要好：他从不用轮回、报应什么的威胁我，吓唬我，他从不对和他的理想背离的人恼火。
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是最迷惘的，我不知道我所处的社会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急于改变，又不知道该怎样改变，能不能改变，变成什么；充满了激情，却对前景没有明确的想法。不只是我，我想几乎所有的学生、知识分子都经历过类似的一段路程。大家彼此吸引，小道消息已经不足以使人激动，开始涉及那些大胆的离经叛道。尽管那时我们还没有怀疑“文革”、否定“文革”，但我们常常产生一种对人不公平的共同感觉。为一些人的命运而不平，又为另外一些人的悲剧而痛苦。殊不知，从那时起，从我开始关注人的命运和人的悲剧的时候起，我已无可逃脱地进入了悲剧，成为其中的一个角色。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深夜，我被人从睡梦中叫醒，骗到楼下去接电话。我披上外衣，顾不得穿袜子拖着鞋跑到一楼，刚要拐进电话间，就被一个中年男人抓住推进了传达室。在我还来不及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时，就被戴上了手铐。在那一刻表现的惊慌也许显得太幼稚了，我甚至没问问原因就在逮捕证上签了字。随后，我被押上一辆吉普车，被一顶油腻腻的破帽子蒙上眼睛送到了不知什么地方。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北京市第一监狱的看守所，我被关在“王八楼”，因为其中间是圆形大厅，四周有五个筒道而得名。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后，许多人被关在那里，使“王八楼”在北京名声大震。
两年以后，我带着“因参与反革命集团，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被释放出狱，一凡也以同样的结论先我五天回到家。使我们哭笑不得的是，通报全国、由当时的公安部部长亲自签发逮捕令，导致了几十人坐牢、上百人受牵连的一桩大案，其实是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
本来我很想将那故事的情节和细节描绘出来，我甚至已经在那样做了。但就在我遣词造句试图讲清楚来龙去脉时，又改变了主意。讲给谁听？和我一同从那悲剧中走出来的人，对这一切——文字狱、株连、莫须有、欲加之罪……简直是太熟悉了，这样的案件在全国不会是绝无仅有的。和很多人相比，我们的经历可谓是小巫见大巫，没有任何新意。而对于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你的讲述越逼真，就会越发使人不相信，他们会当作可能是真实也可能是虚构的故事来听。
那么下一代呢？对于识字却缺乏阅读能力的孩子们，我如何向他们解释，好人有时候也会被投进监狱呢？我无法想象，假如我的儿子是仁爱而单纯的，知道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曾经被戴上象征着罪恶的手铐，能够不生出困惑和仇恨；我更加无法想象，假如我的儿子是冷漠而世故的，知道生他养他的母亲被污辱被歧视，居然生不出困惑或仇恨。我无法估计当我的儿子有能力读这篇文章时，会对此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事实上无论如何都是我所不愿意承受和面对的。
总之，这成了我一个致命的情结。虽然儿子才八岁，但不管是写一凡，还是写我死去的丈夫，都无法逃避儿子审视的目光。我想象着他到了我初次认识一凡的年龄，读到这些文章以后的表情和感受。我甚至幻想着，他向他的朋友、恋人、儿女讲述他出生时死去的这位叔叔，以及这位叔叔和他母亲的故事。那故事应该是温馨的、柔美的、宁静的……所以，最终我把血腥和粗暴的细节删除了，也把荒诞和滑稽的故事删除了，惟独没有删除的是从那个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因为那其中虽然凄婉，却飘散着丝丝缕缕的温情，我愿意把这传达给我的儿子，传达给所有我的朋友。因为我深深地懂得，这对人有多么重要。
为了判断一凡是否和我同监坐牢，听到窗前有脚步声时，只要看守不注意，我就趴到窗前去看，但从没见过一凡。听号里的人说，这个大院里还有一处牢房叫“K字楼”。提审时常常穿过大院，我总是特别注意“K字楼”的动静。每次洗澡之前，“王八楼”的犯人都先在“K字楼”的放风场里等着，借两三个月洗一次澡的机会，我故意走到看守站的平台底下，用小石块在砖墙上并排写上我和一凡的名字。我多么希望一凡能碰巧看到我的名字，能知道在这高墙深院里有我和他在一起。
一凡在出狱后给我的第一封信中写道：“回家后，我急于想见到你，好像是急于想弄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实际上是想看看你，想知道你有什么变化。当看到你除身体有些影响外，其他都变得更美好了，我是多么欣慰！两年中，特别是后一阶段，我好像在另一个世界似的，社会、家人、亲友全都淡忘了，但是我没忘记你，我经常惦念你，担心你的身体、情绪，想到万一他（作者的男友）……那你将如何承受这个打击。两年中，所有的亲友都和我隔绝了，只有你（如果还有别人那我并不知道）陪着我，在同一个大门内……这两年，你成了最近（不仅是距离上的）的亲人……”
也许因为刚出狱，我们有相同的话题相同的感受相同的处境，所以我们能够相互理解相互体谅相互支撑，我们彼此使对方感到一种……安慰，甚至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我想那可以称之为爱怜。我无法给这种情感下定义，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它是友谊的延伸，还是爱情的准备？或者是友谊的深化，爱情的升华？我不知道。我们习惯于彼此依靠，有一种类似于相依为命的感觉。从我们相识起，他就热切地影响着我。我依赖他，他也从被依赖中得到力量。他需要以我的变化来证实他的存在、他的价值、他的影响力。他做到了，靠的不是说教，而是他自身。意识到这一点并没有改变我与一凡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本来就需要这样相互证明、相互依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一凡的一件作品。
一凡是见过世面的人，他经历过白色恐怖、残酷的战争和不治之症，他把坐牢看成是一种人生体验，是增加阅历的难得的机会。而我则不同。两年，是由许许多多忐忑揪心的日子组成的，它对人的改变也是意想不到的。出狱后所有的人都发现，我说话的速度变得特别缓慢，而我自己却一点儿没有感觉。第一次上街，我几乎有点儿害怕，站在商店门口，我踌躇着，那是我可以进去的地方吗？左右看看，发现并没有“队长”吼我，才怯怯地走进去。转了一圈儿什么也没敢买，回到家却发现，出门时妈妈给我的二十元钱不见了。我发现自由也和不自由一样需要你去适应。更重要的是现实处境，那年我二十二岁，拖着个“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没有学上也不准许读书，男朋友和我吹了，以前要好的同学又都躲着我，除了被迫在街道和家庭妇女一起做童装，没有任何出路。我觉得生活没有意义。
我只能去找一凡，只有在他那里我没有心理障碍，没有语言障碍。我们相互讲述监狱生活，共同商量上访平反的事。为了让我有点儿事做，他鼓励我学英语，并跟着我一起学，虽然我根本学不进去，但为了不让一凡扫兴，我还是坚持着。
为了让我不那么孤单，一凡给我介绍了一些朋友。在一凡家认识的人似乎个个都不同凡响，他们遭遇不同、处境不同，但都生活得特别充实。从他们身上，我看到，生活的意义不是原本就有的，而是经过自己的努力被赋予的。渐渐地，我不再那样消沉。我开始忙起来，也快乐起来，张罗着为自己买衣料做衣服。我还为一凡织了一件深蓝色开身毛衣。一凡从来都只穿绒衣，没人给他织毛衣，我为他织的毛衣成了他仅有的毛衣。看到我情绪好起来，有了笑容，一凡特别高兴。他后来告诉我，当时被抓的人中我年龄最小，也最无辜，他最怕我一蹶不振。看到我终于长大了，成熟了，一凡比任何人都更高兴。
在一凡的精心呵护下，我度过了出狱后最难捱的日子，准确地说，迈过了人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坎儿。平反以后我上了大学，毕业后当了记者、编辑，在以后的生活中，遇到过许多意想不到的事。幸运的是，我已在一凡的启示下懂得了，人可以自救！人只能自救！在挫折甚至灾难面前，我也有过软弱，但却没有逃跑，没有倒下，起码没有背离自己。我不能让那些关心我爱护我的朋友，特别是一凡，因我而增加一分失望。以后，每当我遇到那种因社会的不公而遭遇挫折，变得消沉颓废、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甚至自甘堕落、不可救药的人，我总在心里十分惋惜地想：在面临人生转折的时候，他们身边如果有一个一凡那样的朋友该多好！
多年以后，我逐渐懂得，人是不可能在完全的意义上被塑造和被拯救的。如果有谁背离了自己，也是命中注定的必然。可我还是宁愿认为，如果没有一凡，我将不可能从我的黑夜走向我的黎明。我从一凡身上懂得了抱怨没有用，并且学会了不抱怨，这使我一生获益匪浅——你端着的这碗水洒了，不管你怎样惋惜都收不回来了——这是任何一个家庭妇女都懂的道理，看起来再简单不过了。实际上它包含的是一个完整的生活哲学，是一个使你在生活中不绝望的人生哲学。
无题往事５
两年的监禁，使得本来就双腿残疾的一凡行动更加不便了。他不再去后院的房子，活动空间仅限于他家厨房兼饭厅的小屋。屋子的一角是他的床，床上堆满了书报杂志，只留一小块仅够他躺下的地方。白天他就坐在床沿，在全家人一日三餐用餐的方桌上看书写信接待朋友。他忙于推售已经出版和没有出版的天安门诗抄，忙于为在监狱里认识的难友写上访材料，忙于诗歌杂志的编辑和发行。为了生存，他还得为出版社看校样。他没完没了地写信，邮票总是一百张一百张地买，一天发十几封信，信末签署的时间往往是凌晨两三点钟。他照旧把字写得又小又密又整齐，照旧每封信都留底稿，并且把底稿写在废纸的反面。他在信中乐此不疲地讨论共同读过的书，评价朋友们的创作，推荐报章杂志上他认为好的文章和作品，甚至指出上一封信中的语病和错别字。最多的还是写信谈心。他会非常婉转地指出你的弱点，但又不让你感到自卑，无论你怎样沮丧，总能从他那里得到鼓舞和安慰。现在看来，那些信显得琐碎而平淡，不再能打动已经被磨得无比坚硬的心。可当年每个收到信的人都读得津津有味，没有收到信的还免不了嫉妒和抱怨。一凡是我的“专利”，不管他多忙，我总能收到他的回信。
经过两年的奔波，我和一凡于一九七八年先后得到了彻底平反。
平反使一凡受到巨大的鼓舞，并不是他把个人的荣辱看得多么重要，而是他从自己的平反中为自己的信念增加了证明。他在给北京市公安局七处我们案件的预审员老马的信中说：“审讯时我曾自信地说，我将来一定要成为我党的一员。出狱后我才逐渐了解到，我们党被林彪、‘四人帮’糟蹋到了何等地步，以致使党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丧失了威信，导致一些人对共产主义丧失了信心。但我坚定地认为，我们党一定能重新恢复光荣传统，我一定要为祖国恢复和重建民主制度，为党的奋斗目标——实现四个现代化，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同年，一凡在给我们同案一个难友的信中说：“在争取四个现代化的长征中，我国人民将普遍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在逐步摆脱困苦的同时，人民也将同时摆脱愚昧，中国人将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人的解放，中国人将真正成为人。”
出狱之后，我看到他比我认识的任何一名共产党员都更加真诚地关注祖国的发展与变化。他多次给《人民日报》写信，指出报纸上出现的错别字、语病，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商务印书馆的许多辞书都曾由他终校。他始终是党报的忠实读者，早在一九四八年，他刚十三岁，躺在大连的病床上，看到某工厂领导只注意抓产量，不注意工人健康，以致有些工人劳累过度工伤住院，就写信给旅大《人民日报》反映情况。当报社的人带着稿费到医院看望他时，才发现他原来只是一个孩子。三十多年来，他一如既往，经常给党报写信反映情况，大至批判武训，小至街头路灯无人管理浪费电等鸡毛蒜皮的小事，他觉得自己有资格更有责任维护党报在群众中的形象。
在狱中，他曾与后来被称为反“四人帮”英雄的青岛工人韩爱民同囚一室，出狱后，韩委托他帮忙为许多人上访，其中有四个人由于他的帮助而得以平反。他把这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