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流-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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栩栩说：“那也不行。”　
二柱说：“爸妈对我们不好，从不给我们买好吃的。也不带我们出去玩，难道我们不能自己去玩吗？”　
栩栩说：“不对，爸妈对我们好，是因为咱家没钱，所以买不起好吃的，也不能带我们去玩。”　
二柱说：“爸妈就对你好，因为你是爸妈生的，我和妹妹不是。”　
栩栩说：“不对。”　
二柱说：“就对。”　
栩栩说：“你和妹妹不是爸妈生的，那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呢？”　
二柱说：“你说的不对，你是爸妈生的，最小的妹妹是爸妈生的，我是我爸妈生的，两个妹妹是她们爸妈生的。”　
栩栩说：“你爸妈和他爸妈在哪儿呢？”　
二柱语塞。半天想起来说：“我爸妈没了，是我哥告诉我的，我哥说等他有钱了就来接我。”　
栩栩说：“没了就是没有，所以你就是爸妈生的。”　
二柱想了想说：“你又没看见爸妈生我，怎么就说我就是你爸妈生的呢？”　
栩栩说：“你又没看见爸妈生小妹妹，怎么就知道小妹妹是爸妈生的呢？”　
二柱说：“那天晚上爸妈去夜市拣瓶子，回家的路上生的小妹妹。”　
栩栩说：“你又没看到，怎么就知道呢？”　
二柱想不明白了。眨着眼睛看着栩栩。想着想着，就说：“就算你说的对，不过，你要是带我们去公园玩，我们就是爸妈生的。”　
栩栩想了想，说：“好吧。可是你知道哪里有游乐场吗？”　
二柱说：“我当然知道。”　
四个孩子结伴出了门，外出去找游乐场。离开那片租住的房子，越走越远，怎么走也看不到二柱脑子想的那个游乐场。就迷路了。　　　　　
盲流　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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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国民和苏桂芬背着最小的孩子回来，到了门口，没象往常那样听见小平房的院子里有孩子们嬉闹和欢笑的声音，觉得不好，推门一看，孩子们竟然一个都没在，拔好毛并洗净的鸡和鸭都堆放的整整齐齐。　
孙国民觉得不好，赶紧出去找，在这一片小平房转了好几圈也没见到孩子的影子，急的苏桂芬当场就哭了。　
卖卤水鸭和三黄鸡的王老板也加入了寻找的行列，他发动了这一片租住平房做生意的安徽老乡们全都出动，四处寻找，又帮着给报了警。参加找寻孩子的人越来越多，这一片小平房里不光住着大量安徽农民进城做小买卖的人，还租住着四川、广西、贵州、河南等地的以乞讨为生的职业乞丐，乞丐们有头，操纵着各自的残疾儿童、妇女组成的团队，白天衣衫褴褛地上街乞讨，晚上回来换上干净衣服过日子，头们都很逍遥，日子过的很滋润。　
好几拨乞讨的团队也加入到找寻孙国民的四个孩子的队伍中来了。　
到了后半夜，王老板的手机接到了警察的电话，孩子们在徐家汇一带的一条马路边号啕大哭，被过往群众发现，报了警，警察将他们带进了派出所。　
王老板给拦了一辆出租车，赶到派出所，这是孙国民夫妇出门以来最奢侈的一笔消费。但是来不及了，实在想快点见到孩子。到了派出所，孩子们睡在长椅上，盖着被子，听见有人进来，栩栩先醒了，搂着苏桂芬的脖子就哭开了，二柱也醒了，两个小妹妹也醒了，鼻涕眼泪抹在一起。　
苏桂芬怀里抱着的那个也被惊醒了，扯起嗓子参与了号啕痛哭。　
临走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值班警察在一边，说：“怎么搞的吗，生这么多孩子，又没有能力养，结果搞成这个样子，搞什么搞吗。”　
孙国民一手抱着一个孩子，一边往外走，一边对那个年轻警察如鸡啄米一样使劲地弯腰点头致谢。　
回去的时候没打车了，一家人走回了郊区。孙国民怀里抱着最小的，背上背着武汉的那个陈老板的闺女，苏桂芬背着另一个，两个孩子走着走着就趴在背上，睡着了，二柱和栩栩跟着步行。　
到家时，天已经快亮了。　
孙国民夫妇打算今天哪里也不去了，就在家里看着孩子。好好打算一下今后的生活。　
中午，孩子们都在睡觉，来了一个人，找孙国民，要和孙国民谈一个不错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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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者是一个四川乞讨团队的头，来的目的很简单，想让孙国民把五个孩子“借”给他们外出乞讨，包一日三餐，一个孩子一天给十块钱，被孙国民断然拒绝。来人给孙国民算了一比帐，五个孩子一个月有饭吃了，还不用孙国民夫妇操心，每个月可以坐地白挣一千五百块。一千五百块啊，　
孙国民摇头不同意。来人就给加价，加到一天一个孩子十二，孙国民不同意，加到一天一个孩子十四，孙国民也不同意，最后加到十八一天。孙国民还是不同意，苏桂芬抱着孩子在一边看他们的谈话，来人见说不动孙国民，就转向跟苏桂芬说，拣破烂多辛苦，哪里能养活五个孩子啊，而且你们白天出去拣破烂，孩子们在家里再跑出去，被人贩子拐跑了，那就都完蛋了。现在多好的机会，一个月净赚两千多块，孩子还能吃饱饭，你们也不用拣破烂受大累。过不了多久就过年了。不乘机赚点钱怎么回家过年啊。　
来人还向孙国民透露了消息，这一片小平房早就要拆了，以前就曾经多次清理整顿。不见得就能在这里住多长时间，这年头，什么都靠不住，只有钱靠的住，手里不多握几个钱，是活不下去的。　
孙国民拒绝了他，来人临走的时候，对着苏桂芬说：“你这个男人，脑壳坏掉喽——”　
当天，孙国民接待了三个乞讨团队的头，价码开到了一个孩子一天二十三块钱。都被孙国民拒绝了。　
晚上，王老板来了，他平时不住这里，住在城里，他在这里租的小平房就是为了处理鸡鸭的。王老板和孙国民把最近的帐算了一下。嘱咐孙国民别跟那些讨钱的打交道，他告诉孙国民，这帮人从贫困地区租孩子来上海乞讨，一个孩子一天在马路上，怎么也得要个一百二百的，越是残疾的越要的多。都可有钱啦。　
王老板还带来个消息，因为快要过年了，在上海做生意的都在筹备回家的是事情，王老板在上海总共干了五、六年，手头有点积蓄了，不想再在上海干了，要回老家，计划在老家干养殖生意，前些日子已经回了趟老家，都准备妥了。现在在上海有点家什以及卖三黄鸡和卤水鸭的渠道包括市区里两个市场的摊位想一次性转让给别人，丢掉了可惜了，东西不值钱，这个渠道一年下来在，怎么也能赚个十来万块钱。　
如果孙国民能够把这个渠道接下来，以后王老板还可以给孙国民供鸭子。　
孙国民眼睛一亮，问：“多少钱？”　
王老板说：“怎么也得七、八万吧。”　
孙国民顿时泄了气，自己兜里只有这些日子拣废品还有孩子们拔鸡毛和鸭毛的攒下来的一千多块钱。　
王老板说：“我看你们两口子人不错，便宜给你们，不要真是可惜了。在上海闯下这点家当确实挺不容易的。给别人都抢着要。”　
孙国民一个劲地点头，说：“是啊，是啊，可是，可是……”　
王老板说：“我知道你手头紧，没关系，你可以先付个两万三万的，剩下的等以后生意做起来，赚了钱，再给，一点点地滚动起来。”　
孙国民依然尴尬地搓着手说：“可是，可是……”　
王老板站起来，轻轻摇了摇头，走了。　
第二天，来自安徽无为的另一个王老板的熟人，以八万元的价格买下了他的卤水鸭和三黄鸡的生意。新老板看了看院子和家什。王老板提了句，这几个孩子拔鸡鸭毛手脚都挺利索的，拔的也干净。能留着继续干就继续干。　
新老板勉强同意了。　
只是，快过年的时候，来了不少人，在每一间小平房上都用石灰刷了一个大字“拆”。　
房东是当地人，来丈量了面积，算清了补偿之后，就没再来过，又过了些日子，新老板来了，把所有的家什都运走了。换了个地方干这个生意，而且从老家又叫了不少人来帮忙，用不上孙国民夫妇还有他们的孩子了。　
这一片小平房里的人陆续都搬走了。剩下的几户也都在忙着收拾。　
有消息说，一定要在春节前把这一片拆完。一个别墅群将在这里拔地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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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桂芬着急了，那几天使劲地催促孙国民想办法，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谋生的方法，找到一个落脚点，总不能就这样再失去吧。因为推土机已经开来了，先扒旁边的那一片平房，这一片的人家大多已经搬走，地上一片浪籍，满是废旧的被大家遗弃的烂鞋子、袜子、破衣服、塑料袋等等。　
孙国民那几天带着孩子什么也没干。苏桂芬一催他，他不搭理，整天带着孩子教孩子在屋里吹唢呐。其实，孙国民心里也很着急，但他更着急的是上次孩子们的出走事件，让他吓了一跳。他分析孩子们有两个原因要离家出走，差点酿成大祸，一个是孩子们不能总是拔鸡毛、鸭毛，孩子们小，要有玩的东西，左思右想，就想出了个让孩子吹唢呐的办法，除了最小的，几个孩子一比，比谁吹的响，比谁能吹出调门来，有了乐趣，就不总想着往外跑了，孩子们还有一个原因想出去，那就是传说中的游乐场，那些游乐场在旧杂志上可以看到，在拉煤的火车上可以远远地看到，每个城市都有游乐场，那些高大神奇的游乐设施有时候会在车厢边一闪而过，对孩子们的视觉和心灵的冲击旁人是无法想象的。　
所以，孙国民想，一定要带孩子们去一趟游乐场。　
苏桂芬没有这样多的想法，而是心里越来越着急，她实在不想让孩子再去睡水泥管子，她觉得有一个给别人拔鸡毛和鸭毛的事情做就很好，能在上海先站住脚，然后有些积蓄之后，再谋更好的发展，可是，王老板把生意转给了别人，这片房子又要拆了。　
苏桂芬和孙国民商量，能不能四处托托关系，再找一个这样拔鸡毛这样的生意。　
苏桂芬的想法立刻和孙国民不谋而和，只是孙国民比苏桂芬想的要远的多，孙国民告诉苏桂芬先不要着急，先要有个重要的事情做。就是要让孩子们学会吹唢呐。　
苏桂芬问：“那是为啥？”　
孙国民把苏桂芬拉出屋子，站在一截断墙上，看不远处的轰隆做响的挖掘机，看远处林立的高楼。　
孙国民说：“你看，上海这么大，这么多的人，就不会饿死我们，因为这么多的人要吃东西，就会有人做，上海不光一个王老板做卤水鸭和三黄鸡，一定有非常非常多的人，你看，哪些楼你数的过来吗？”　
苏桂芬摇头说：“数不过来。”　
孙国民说：“对啊，数不过来，那上海有多少人，你能数的过来吗？”　
苏桂芬摇头说：“数不过来。”　
孙国民说：“你活这么大，见过太阳哪天没起来过吗？见过天塌下来过吗？见过地上不长庄稼了吗？见过人都不吃东西了吗？见过人吃人吗？”　
苏桂芬摇头说：“没。”　
孙国民说：“是啊，那就是上天总是给人活路的。除非他自己不想好好活。”　
苏桂芬说：“那为啥要让孩子们吹唢呐。”　
孙国民说：“我知道你想啥呢，着急去找个和王老板一样的老板，找个拔鸡毛和鸭毛的事情做。”　
苏桂芬说：“那你为啥不着急找呢？”　
孙国民说：“你说，我们一辈子为了啥？”　
苏桂芬想了想，说：“为了孩子。”　
孙国民说：“是啊，要是孩子们出了啥事，让人拐跑了，病着了，摔着了，那咱们还咋活。”　
孙国民的这几句话，说的苏桂芬直打冷战。说：“那咋办呢？”　
孙国民说：“上海这么大，一定会有事情做，我们做事情之前，要让孩子们找到事情做，省得瞎跑，要是真跑丢了。那就都完了。”　
苏桂芬说：“那吹唢呐就能让孩子不瞎跑？”　
孙国民说：“那是，唢呐这个东西有调调，凡是有调调的东西要是好听就得准，准这个东西就没有个头，没有头的东西就会让人着迷，一着迷就让能让人忘了玩。”　
苏桂芬说：“真的吗？”　
孙国民说：“当然，咱们有这么多孩子，孩子们在一起吹，就有比头，一比就更放不下。”　
苏桂芬还是不理解。　
孙国民耐心地解释道：“这么讲吧，你晓得什么叫没有头吗？就象拣废品，世界上那么多废品，你拣的完吗。对了，拣不完，所以吹唢呐吹到最好，能吹到最好吗，吹不到，但人就是想吹到最好，就使劲吹，没完地吹，就着迷了，再比方说，往驴子眼前放个萝卜，驴子就跟着走，其实驴子吃不到萝卜，就为了让它一心跟着走。它就不往别的地方去了。”　
苏桂芬听明白了，她最崇拜孙国民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孙国民总是能在关键时刻为她点亮一盏明灯。照耀前进的道路。　
在春节到来之前，那片民居因为资金的问题暂时没有拆迁，要等到节后拆迁，令苏桂芬好一阵佩服。真是象孙国民说的那样上天给人活路，除非你自己不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