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周岁-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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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不是，是咱穷没吃的，饿的心烦就要生气，不见这时怎么也不吵了。”
“对了，就是因为穷的过，妈，你看咱万沟这些穷人家还不一条心。”
“是，以后就要出去和他们说，让他们诉苦，把咱穷人家都弄成一条心，一家人一样。”
一个“翻心”让“诉苦”变得活生生的，而且内涵丰富。“诉苦”实际上被当作了一种特殊的与人沟通的方式，可以交流和传播信息，包括传播流言蜚语，可以用来重建人们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重塑和刷新过去。人们通过“诉苦”重新提取和组合事件，让已经发生的其实是无法更改的事情通过言说变得尽可能好接受，同时也对难以消弭和提升的日常性的事情和摩擦给出一个漂亮至少也是说得过去的说法。在我看来，“诉苦”除了具有唤起别人同情心的表面作用之外，还有更加深刻的超越日常和常规的意义：它用过去的一种经过强化了的苦试图去覆盖所有别的苦，同时也试图去消解正在发生的一切的苦。而实际上，生活中那部分未被言说的苦也许才是更大的、真正的苦。
唐冬青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诉苦”，比较特殊的是她诉的都是别人的苦。就好像一个人自己没有钱，花的都是别人的钱。等于是唐冬青通过“诉苦”，占有了另一个人的生活资源。而她本人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在“诉苦”的背后是一幅怎样的生活图景？这是我所关心和饶有兴味的。

时光如水流过5

在《十周岁》里我想写一写70年代的日常生活。因为受到“文革”那段特殊岁月的影响，70年代的生活在许多人的记忆里贫瘠、苍凉、压抑和无味，因此70年代的日常生活也似乎很少被记述和描绘。但是我相信任何时代的民间生活都是有滋有味和生龙活虎的，即便是烽火连年，也一样是婚丧嫁娶、春种秋收。人类是具有超乎想像的适应性的，也正因为这份顽强的适应性，才使经历了数千载的历史、文化得以流传。
在70年代，我也只是一个孩子而不是一个作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学会以写作者的眼光去观察，我只是以一个孩子的感受去感知，我所掌握的70年代的生活材料也只是一个孩子对那个时期的印象和记忆。而且，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时间，那个时期的许多事情实际上已经被遗忘了。有意思的是，因为有遗忘，记忆才被珍视。而对于一篇小说来说，想像或许更为重要。想像可以越过所有的遗忘和记忆，将所有发生和从未发生的事件和场景构建出来，可以穿透内心，捕捉到最精微的生命的光芒。它就像一艘自由而灵巧的船，不仅可以在现在的河面行驶，还可以抵达过去和未来，甚至可以抵达那些从未存在过的时光。
《十周岁》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完全来自我的想像。我想像一个十岁的女孩排在路队里，孤独地走在上学放学的路上，而学校和家里等待她的是什么呢？绝对不会是一份如意的生活，也没有一个人真正地懂得她和宠爱她。于是我看到了唐冬青这个人，看到了她的父亲、母亲，她崇敬的陈老师，她的好朋友陈伊琴，逢人诉苦的卖菜的蔡大妈，还有罗瞎子、宋秋莲等等，这些人和她一起组成了她的生活，并在她的生活里留下或轻或重的痕迹，他们伤害她，甚至是以爱的方式伤害她，使她幼小的心灵伤痕累累。这是一篇关于成长的小说，但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对70年代初期民间生活的琐细记载。

时光如水流过6

在2003年春季“非典”最厉害的时候，我写了《十周岁》这篇小说。从4月30日开始，到5月16日结束，一共用了17天。我写得相当顺手，每天进展顺利。它像一股水流，向前流去，向着某一个未知的地方流去。有时候一篇小说的产生和它融进的东西似乎远远超出了作者的掌握。事后我也奇怪，那些完全没有影子的事情我写起来怎么那么不费事，有如神助。我已经好久没有这么好的写作感觉了。我曾经写得很快，6至8天写完一个中篇，不少中篇都是以这样的速度完成的。但后来写得慢了，也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而且需要改来改去。有时候就像投资了一个烂尾楼，完工的日子遥遥无期。《十周岁》仿佛是一棵茁壮挺拔的树，它有自己的生命，会自己生长。令我最感满意的是，写作这篇小说没有受到任何事情的干扰，包括“非典”。
现在连“非典”也远去了，时间这条伟大的河流又义无反顾地往前流出了一大段。这个世界时时刻刻都在被一遍一遍地刷新着，遗忘和记忆仍在进行着无休无止的拉锯战，想像也仍然带着一定的速度和冲击力力图穿透万物的表里，到达它所从未到达过的境地。
和前面提到的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一样，“我宁可写关于心灵和想像的、生活的书”。《十周岁》这本书正是我的这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