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周岁-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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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晦涩含蓄，弄成一个字谜让读者去猜。而如今小说中男女主人公颠鸾倒凤翻云覆雨也未必能引起多大的阅读兴趣，如果写得不够精彩和精湛，或者与内容和主题无甚关联，读者照样不买账。所以真正严肃的作家在性描写上反而是慎重的，下笔一定要看有必要还是没必要。如果此类描写仅仅只是作料，不过就是为了引起一点刺激和兴奋，那就更应该慎之又慎了。要我说还不如不写呢，免得画蛇添足。但是性绝对不是不可以写，把性作为文学禁区毫无道理，也没有必要。如果性与作品的内容环环相扣，写了性作品因此更加丰盈和丰富，突然中断或故意绕开会造成作品的缺憾之感，那就干脆写透写好。我认为文学的态度应该是迎刃而上的，在这个疆域里应该拆除一切樊篱，而不应该自设障碍。
我读话本已经是高中学生了，功课很紧，我把本该午休的时间用来读那些奇妙有趣的故事，弄得一到下午上课便昏昏沉沉的只想睡觉。印象特别深的是《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故事奇巧却并不给人雕琢之感。里面薛婆受了贿赂撺掇蒋兴哥妻子三巧儿和陈大郎相好一段相当生动，薛婆施计接近三巧儿，总上她家串门，还陪她过夜，她老谋深算，巧舌如簧，一步一步引逗得丈夫出门在外的三巧儿春心荡漾。
婆子一头吃，口里不住的说罗说皂道：“大娘几岁上嫁的？”三巧儿道：“十七岁。”婆子道：“破得身迟，还不吃亏；我是十三岁上就破了身。”三巧儿道：“嫁得恁般早？”婆子道：“论起嫁，是到十八岁了。不瞒大娘说，因是在间壁人家学针指，被他家小官人调诱，一时间贪他生得俊俏，就应承与他偷了。初时好不疼痛，两三遍后，就晓得快活。大娘你可也是这般么？”
这样的文字，实在是诲淫诲盗，风骚无耻，却又灵动率真。它是口语的、民间的，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简陋粗鄙，相反它清爽秀逸，句句都是实情。笔墨也是难得的练达和精准，人物惟妙惟肖，呼之欲出，不在眼前，犹在眼前，俗气之中竟然一派天真。看得出作者有着深湛的功夫，并且把握着极好的火候。
话本里还有许多篇目我都极喜欢：《卖油郎独占花魁》《月明和尚度柳翠》《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众名姬春风吊柳七》等等，故事里充满了温柔绮梦和男欢女爱，那些奇遇和艳情就像春日的湖堤一样杨柳滴翠，繁花似锦，却又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令看似平凡的世俗生活可喜可叹，荡气回肠。在我看来，话本中的性就像适量的盐一样让整锅汤都鲜美无比。我看的《全像古今小说》已经是删节过的洁本，但也并没有删得一点不剩。也许是删不胜删，也许是删的人手下留情。很难想像如果把话本里所有的性和情色描写当真都打成“”彻底而尽，我们哪里还会读得如此有滋有味？
文学中除了性，爱情应当说对我更富有吸引力。在我还是一个三年级的小学生的时候，有一天我从床底下翻出一捆旧杂志，好像是1957年到1959年间的，杂志的名字已经记不得了。那些纸张发黄的大书令人欣喜地刊登着一些小说，其中就有邓友梅先生的《在悬崖上》。这是我有生以来读到的第一篇爱情小说，里面的情节至今记忆犹新。
小说写的是一个婚外恋故事，男主人公在妻子之外又爱上了另一位娇媚的女性，我记得有这样一些细节：在一次出游的时候汽车一拐弯，那个女子无意中靠在男主人公身上，男主人公十分窘促，女子却很坦然，还落落大方地和他谈论起女性美这样的话题；男主人公爱上了这位姑娘，对她说，我要造一个透明的玻璃房子，里面放满了水，把你像金鱼一样养在里面，我可以欣赏你；男主人公的妻子在家里做果酱，空气里充满着酸溜溜的气味，她怀孕了，可是他还不知道。故事的结尾有点儿凄楚，男主人公在责任和良心的驱动下悔悟了，又回到了妻子的身边，一段在他内心引起巨大波澜的婚外恋情也随之落下帷幕。——但愿我记得的没有太大的出入，三十多年的时间之水流过，沙滩上留下的美丽石子很可能有了另外一种花纹。这样的一个爱情故事让一个年仅九岁的小女孩为之沉醉。
我记得当我深陷故事的时候我父母突然走了进来，他们发现我在偷看他们认为根本不是我那个年纪该看的东西，而且还是一些“仅供批判”的“参考资料”，说不定还有“毒草”之嫌，他们马上喝止了我。剩下的部分是我趁他们外出的时候偷偷摸摸提心吊胆地看完的。我趴在床沿上，耳朵警觉地倾听着外面的脚步声，一有风吹草动，便赶紧把那些杂志塞回到床底下。除了邓友梅我还记住了这样一些名字：王蒙、李国文、从维熙、刘绍棠、宗璞、陆文夫、方之、公刘、流沙河等等，他们都是非常有名也非常有才华的作家。在70年代末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本书，名叫《重放的鲜花》，里面收录了这些曾被打成“右派”的著名作家的作品，其中每一篇小说都曾经遭受过批判。那时优秀的作家，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有良知的作家都历尽艰辛，他们除了在艺术上苦心孤诣呕心沥血，还需要承受来自现实生活中的冲击、排挤、非难甚至是蹂躏，这是他们为文学付出的另一份更为沉重和沉痛的代价。
读到了小说中的爱情就像尝到了美味一样，我对文学便情有独钟。但那时候可读的书很少，可供孩子阅读的书就更少了。在我三四年级的时候，“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我们这些小学生也和全国人民一起投身到这个运动当中。我们人人都知道“儒家”和“法家”，知道“儒家”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主张“克己复礼”，他们搞“复辟”，开历史的倒车；而“法家”是进步的力量，秦始皇统一六国，商鞅变法，是引导历史前进的。所有这些都是作为批判材料灌输给我们的，没有任何的形象性，连里面的一些故事也都是干巴巴的。在我的记忆之中，批判材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也是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枯燥乏味。而当时我们比较容易接触到的也是比较值得一读的文学作品就是附在批判材料后面被当作“毒草”的那些文字。
就在我四年级的暑假，我和邻居的几个孩子无所事事地在校园里游荡，有一位图书馆老师看见了我们，她叫我们进去，把我们领到书架前，让我们随便挑书看，还答应我们可以用家长的借书证把书借回家去看。后来熟了，什么证也不需要了，整个一座图书馆都向我们开放。那个夏天，我和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都是在书堆里度过的。
在图书馆里我认识了女孩小虹，她家就住在我家前面。小虹和我站在同一个书架前挑书，我们拿的好几本书都是相同的。我们相视一笑，非常自然地说起了话。我们从架子上的那些书说起，说到了许多我们都看过的书。我们惊奇地发现我们竟有相差无几的阅读经验，还有那么多共同的看法。我们越说越投机，立刻就成了好朋友。
随后我们发现了我们之间更多的相同之处。我们同一年出生，在同一所学校上学，读同一个年级，等再开学我们都将是五年级学生。她父母和我父亲是同事，她爸爸也被打成过“五一六”，放出来之后和我爸爸一样脾气很坏，也时常打她。我们都有不在父母身边长大的经历，所以我们的性格也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么多的相同，令我们两个惺惺相惜。到新学期来临，我们每天一起结伴上学，课间还经常相互探望。一年之后我们上了同一所中学，成了同班同学，更加形影不离。
我们两个都是班上成绩拔尖的学生，聪明伶俐，表现突出。在我看来小虹比我还要活泼开朗，她很有文艺天才，能歌善舞，还会自编自演。我们常常在学校的汇演上联袂登台，我们的节目总能得奖，为班级赢得荣誉。我们的班主任赵老师是一个非常爱好文艺的人，他会拉手风琴，会唱民间小调，还会把一些老歌改得极富新意，他常在中午和下午放学以后教挑选出来的学生们唱歌跳舞，我和小虹都是他的得意门生，我们看得出他对我们很偏爱。赵老师教我们政治课，那时的政治课不是念念报纸，就是讲讲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说来说去都是“假、大、空”那一套的违心话。赵老师是一个善良而务实的人，他明白一周两次的政治课对我们没什么用，实际上是浪费时间，所以他经常找机会让我和小虹不上他的课。他让我们去办公室写发言稿，排练节目，或者随便找一个借口就放我们的假，让我们享受两节课的自由自在的时光。
因为有大把大把的闲暇时光，我和小虹总是变着法子想出一些玩的新招。刚上初中不久，有一天我们两个忽发奇想，想合作写一本小说，战争题材，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或者解放战争时期，应该是《鸡毛信》《小兵张嘎》那个路子。我们你一言我一语，非常兴奋地勾画了一个轮廓，但如何落笔却把我们难住了。
我们缺乏对那个时代生活最起码的了解，连主人公住什么样的房子吃什么样的饭菜穿什么样的衣服都不知道，更不知道如何打仗，如何与敌人周旋，以及如何克敌制胜，除非都去抄袭别人。我们除了写过一些不说真话的作文和几篇依样画葫芦的批判稿之外，也没有更多的写作经验。况且我们有不少字还不会写呢，有些词汇倒是在书里见到过，不过也吃不准是什么意思。如果都要一个一个地去查字典，那我们就不是写小说而是学生字了。这可真难死我们了，我们实在拿不出这个耐心来。我和小虹终于发现写一本书对我们还是难度太大了点，我和她就像两只想从这座大山爬到对面那座大山上去的小蚂蚁，中间阻隔重重，道路迢迢，实在是无法一步跨越。这件事的确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容易，也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好玩，于是我们明智地放弃了。
不过我们因此而燃起的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并没有很快消退，我和小虹借了更多的小说来读，大都是很厚的大部头。除了很少的一部分文学经典，我们读得最多的是当时的一些新书，内容多半是关于上山下乡的，写知识青年在农村广阔天地里“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这也是当时我们非常向往的生活。上山下乡是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们中学毕业以后即将面临的生活前景，在当时看来，这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一件事。上山下乡源起于1953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5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指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此语成为上山下乡运动的最著名的口号。当时最有名的知识青年有邢燕子、金训华，还有高考时交白卷的张铁生。
我从一份资料里看到，1975年全国共有236万城镇青年下乡。这一年我小学毕业，为了将来的出路，开始学习画画。当时的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能有个“一技之长”，这个“一技之长”可以是画画、唱歌、弹琴、下棋、打球等等，掌握了一技之长有可能避免下放，或者即使到了农村，也可以有机会做点比农业劳动更轻松些的事情。那时候比我们略大几岁的中学毕业生成批成批去了农村，起先还敲锣打鼓，披红戴花，后来这似乎成了一件极平常极普通的事情，再没有人大肆渲染。
根据当时的土政策，每个家庭只能留一个孩子在父母身边，其余的都要下放到农村去。有些头脑灵活的人先将大孩子留在城里，到小些的孩子面临下乡时再另做打算。也有人家为把留城的机会留给最疼爱的老小而让前面的孩子先下了乡，没想到后来政策变了，不由后悔不迭。这样的悲喜剧在许许多多家庭上演，骨肉亲情里掺杂着世态炎凉。到1980年5月，胡耀邦同志等明确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同年8月，城镇就业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1981年10月国务院知青办起草了《二十五年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11月中央决定劳动部门统管知青工作，以解决知青的遗留问题。至此，历时25年的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落下了帷幕。
而在我们读到的那些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小说里，知识青年们的生活被描写得浪漫而富有诗意。从黑龙江到江西到云南，从山西、陕西、内蒙古到新疆，地域十分辽阔宽广，而且都是离我们非常遥远的地方。知青们的生活背景和生活经历也完全不同于我们，他们的生活远比我们要艰苦得多也火热得多。在他们的生活里总是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随时随地都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些书读多了，我和小虹渐渐无师自通地概括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