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周岁-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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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其他令人忧虑的消息。相反却有不错的消息传来：快过年了，春节期间对“五一六”将“区别对待”：态度好的可以回家过年，态度一般的不能回家，但家里可以送饭，态度坏的就没有上述待遇了。
我们和妈妈一样喜忧参半，喜的是我们一家人可能马上就能团聚了，忧的是爸爸假如被归为“态度坏”的那一部分，他还是不能回来和我们团聚。而且他也是极有可能被归为那一部分的。姑妈也从别处听到了这个消息，她星夜赶到我家里，把她听到的各种小道消息告诉我妈。姑嫂两个坐在灯下把时局和我爸的问题分析来分析去，一说就是半夜，盼望着他能够平安回到家里。
果然爸爸被归为最后一类。眼看许多被关的人都回到了家里，就是不见爸爸回来。妈妈心中十分着急，脸上终日不见笑容。她催我和弟弟出去玩玩，意思是让我们出去听听情况。但是因为放寒假了，校园里空空荡荡的，连一个认识的人都见不到，我们自然也探听不到任何消息。到我们对这件事几乎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爸爸却被放回来了，对我们来说真是喜从天降。爸爸是大年三十的后半夜回家的，妈妈一个人去接的他。临走前她匆匆忙忙地催我和弟弟赶快睡觉，所以爸爸到家的详情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第二天一早我和弟弟醒来，爸爸已经在家里了。
爸爸只被准许在家里呆三天。那三天正赶上过年，我们一家也的确过得就像真正的过年一样。因为太幸福太快乐了，反而没有留下多少记忆。只记得妈妈一大清早就去买了许多菜回来，她在厨房里剁肉馅做肉圆，家里弥漫着葱和生姜的香味。爸爸也跟着她一起忙。还记得妈妈把一包干净的衣服和毛巾卷在一起叫爸爸领着弟弟去公共浴池洗澡，他们回来时一进门我妈就问我爸：“有虱子吗？”
到第三天的傍晚，有两个男人上门来把爸爸带走了。走的时候他穿了一身干净的涤卡中山装，披一件深灰色大氅，应该是里里外外的衣服都很干净。他神色平静恬淡，就像是去上班一样。妈妈也没有哭，肯定是爸爸已经事先做好了工作。他叫我和弟弟乖乖的，此外没有一句多话。遇事镇定，凡事不渲染，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春节过后大约一两个月吧，爸爸就彻底被放回来了，别的“五一六”也都放了，慢慢地也不再提他们是“反革命”了，到后来有一天他们全部平反了——我从报纸上看到，所谓“五一六”本来就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在当时大概小学一年级的学生都知道“平反”是什么意思，在70年代直到80年代以后的好几年，“平反”成了贯穿中国人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一件重要的事情，从普通百姓到中央领导，一个人不是因为这就可能因为那而被平反，即使没轮到自己，家人或者亲朋好友之中也不乏被平反之人。当然“平反”是针对蒙冤而言的，因此欢喜之外也一定都有一番痛苦和苦涩。
爸爸尽管放了出来，平反前却还是没有资格重返讲台。他原来一直教高中语文，语文被认为是一门和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的课程，因此自然也就成了敏感的课程。校方担心他到了讲台上有可能会借题发挥指桑骂槐，把学生们的思想带坏，所以未雨绸缪，让他靠边歇着。
那一阵子爸爸赋闲在家，整天懒洋洋的，没事就在床上歪着，手里捧本书，或者连书也不拿，偶尔高兴了和弟弟一起在厅里青砖地上打打玻璃球。他在关押期间挨了不少的打，身体很不好，时不常地牙疼和胃疼，一疼起来就得躺下，也没法吃东西，每次犹如大病一场。他一趟一趟地跑医院，也试过一些民间的偏方。我记得有人推荐了一个方子，那种草药长在小河塘里，有水生植物纤维很粗的茎，叶子长得像芹菜，但比芹菜要大。据说用这种草药捣碎后敷在牙床上能治牙疼。
我对中医中药和民间偏方一贯十分相信，但是爸爸正好相反，还会搬出鲁迅先生的观点加以佐证，嘴里讽刺道：“医者，意也。先买药，再寻药引。生姜两片，竹叶十片去尖，一到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一对要原配的。”爸爸相信西医，不肯试那种草药，妈妈和姑妈则竭力地好言相劝。偏方究竟有没有作用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后来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只要从河边走过，就会下意识地寻找和辨识那种草药。爸爸每次发作起来就成了全家黑暗的日子，我们放下一切事情，围在他床边，等待他疼痛减轻和消失。他的样子实在太难受了，我们无计可施。只要他好，我们为他做什么都心甘情愿。后来爸爸身体好转了一些，每天给全家人做午饭。他在家里向来是一个大少爷式的人物，家务活能不沾手就不沾手，“油瓶子倒了也不扶”，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形容他的。我不知道爸爸不上班的心情和心境，不过放学回到家里饥肠辘辘的马上就能吃到热饭热菜，当然是一件十分惬意和幸福的事情。况且他的烹饪手艺还真的相当不错，炒菜也舍得放油，比妈妈做得好吃。
那个时候因为年纪太小，只看得出父母脸上的喜怒哀乐，对他们内心的波澜却茫然无知。所以那时候我对爸爸基本上是“屏闭”状态，我简单的生活经验和幼稚的感知能力都远远不足以认识和理解那种背景之下的父亲，对他的心情也无从体会，我只觉得他脾气古怪，动辄就会发怒，也不像妈妈那样对我亲。
说心里话，我对爸爸是有所不满的。首先他不是一个理解孩子的爸爸，他也不是一个宠爱孩子的爸爸，他从来不会想方设法去满足孩子的要求，他也从来不会为孩子两肋插刀，相反，他是一个与童年世界有着相当距离的爸爸。他太自我了，别说是童年世界，就是成人世界他都有几分格格不入。就是他撅着屁股趴在地上跟我弟弟一起打玻璃球的时候，在我看来他也依然是一个有威仪的地地道道的父亲。这样的一个人，你是别指望他会放任孩子的，孩子也不可能在他面前轻狂。可是那时候我并不明白，内心里非常渴望能被爸爸溺爱。我已经离开了他那么久，现在终于又回到了他的身边，我真希望他能像妈妈一样让我依恋，不过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
有一件事，一直令我耿耿于怀。有一次我和弟弟去送饭，那天我们临走的时候爸爸忽然非常动情地抱了抱弟弟，对我却不置一顾，让我觉得备受冷落。回到家里妈妈看出我不高兴，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了她。妈妈马上说：“你爸爸怎么这样！”爸爸回来后妈妈曾当着我的面问他，为什么只抱弟弟不抱姐姐？妈妈的意思大概是要为我伸张正义。不料爸爸脸色沉郁地说当时被打得实在受不了了，准备逃跑，逃跑不成就自杀。爸爸说他都做好了准备，白天洗碗的时候已经偷偷地往门轴上泼了水，这样夜里开门就不会发出声响，等看管他的“动力”们睡着了就可以行动。他还把一条床单撕成了布条，偷偷地藏在褥子下，准备在逃跑的时候用来做裤带，因为进去之后裤带之类的东西都被收走了。如果第一套方案失败，实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布条还能派上别的用处。
妈妈一听，眼泪哗地就流了下来。她恼怒地责备爸爸说：“你就不想想你是有两个孩子的人啊！”她抹着眼泪说，“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跟我商量一下！”爸爸默然，好长时间没有说话。等妈妈平静下来，他才接着说后来因为连夜转移，搬进了浴室，他的两套计划都没有办法实施了。浴室是个里外两间的房子，外面还有更衣室和售票的门厅，进出有三四道门，墙很高，窗户也很高，而且看守的人数也增加了，估计是他们瞧出了苗头，对他的提防增加了。妈妈叹息着说：“幸亏没有啊！”爸爸说他抱弟弟是他下决心要离开我们了，说不定那就是他见家里人的最后一面了。
原来这一抱里面还包含着生离死别！可是爸爸在如此重大的时刻对我却是置之不理，我知道了详情之后只有更加伤心。我记得当时妈妈笑着说：“爸爸赶快补偿她一下吧！”爸爸坐着没动，只是朝我笑笑，表情是推诿的，意思也很明白，他不可能那样做。我清楚已经时过境迁了，心里确实很委屈，不过也不想要这个“补偿”。我和许多那个年龄的女孩一样，格外地清高和自尊，对人情冷暖极度敏感。宁可没有，也不会向别人索要，即便对父母也是一样。补偿是没有必要的，也根本补偿不了，因为为时已晚。
不过爸爸回来还是给家里带来了阳光明媚的日子。我们四个人组成了一个标准而完美的四口之家，妈、爸、姐姐和弟弟。我们欣喜地发现有许多东西都是为我们这样一个家庭准备的：八仙桌或者小方桌的四个边，客厅里的四把椅子，四只一模一样的饭碗和盘子，新买回的一把漂亮茶壶配着四个杯子，四个人坐下来还正好是一个牌局。尽管这多少有点牵强附会，但我们还是挺沾沾自喜的。
追本溯源，妈妈尤其得意，因为这当中有两个人是她怀胎十月生出来的。她很庆幸自己恰好生了一男一女，不需要为了某个性别再去生第三个。那时候买米买油买布买肥皂买火柴都需要凭票，孩子却是敞开生的。有些人家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老八一路生下去，舅舅比外甥年纪小的有的是。70年代每家的收入都很有限，工资很低，没有奖金，也挣不到什么外快，孩子一多，家里经济负担重，自然就穷。而且那时候“重男轻女”思想普遍严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女儿是“人家的人”，续香火得靠儿子，有的人家为生儿子一口气生了十几个孩子。还有就是那时候避孕知识不普及，社会对此讳莫如深，很少有宣传，也听不到公开谈论，甚至连关系亲密的朋友之间都极少交流。据说在文化较低的人群当中，有些人一辈子也没有采用过任何避孕手段。
不过我们左邻右舍多子女的却并不多，大约因为都是“知识分子”吧。当时尽管没有提倡“计划生育”，但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青年男女在生育方面还是懂得节制，也比较接近某种文明的标准的。今天也是一样，生育除了产生孩子同时也产生观念，同样是文化层次高的人群生育观念更加超前，除了“只生一个好”，有人还选择一个也不生。其实生或者不生、多生或者少生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个体生命主动配合人口总量的升降当然是一种积极的行为，而对生育具有明确的主观意愿显然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进化。六七十年代一个四口之家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是有一种优越的，这种优越感透过时代政治背景的阴影顽强地显露出来。那时候尽管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父母他们需要面对种种压力，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依然生机勃勃。妈妈是个持家能手，当时她和爸爸一个月合起来挣一百块钱，但她能把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包括赡养老人安排得井井有条。
她有本事买到价廉物美的东西，每天傍晚她下班回来都是我和弟弟兴奋的时刻，她经常会买一些让我们惊奇和开心的新鲜物品回来，有时还会情绪很好地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是怎么托人买到的。我们家的餐桌算是丰盛的，荤素搭配，还常能吃到时新的瓜果。每次妈妈回娘家途经上海，都会买回时髦漂亮的布料，给我做衣服和裙子，所以我的衣服总是款式很新，我的裙子备受女孩们羡慕。过年的时候我们全家人都有新衣服，一清早出去拜年，走在同样穿得簇新的人群里，踏着满街炸碎的花炮纸，真是喜气洋洋。
一到星期六妈妈就会买回四张电影票，我们总是全家一起去看最新上映的影片。那时国产电影看得最多的是战争片，有《地道战》《地雷战》《鸡毛信》《小兵张嘎》《奇袭》《英雄儿女》《野火春风斗古城》《永不消逝的电波》《渡江侦察记》等等，还有就是《红灯记》《沙家浜》《白毛女》《智取威虎山》等八个样板戏。不过最合我们一家人口味的还是诸如《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乌鸦与麻雀》《一江春水向东流》《渔光曲》《丽人行》《早春二月》等文艺片。当时的外国影片绝大部分都是苏联、阿尔巴尼亚、朝鲜、罗马尼亚的，如《列宁在一九一八》《宁死不屈》《卖花姑娘》《爆炸》等等。
到70年代末期，日本影片进来的逐渐多起来，最有名的有《望乡》《生死恋》《追捕》《远山的呼唤》等，都曾风靡一时。我们常去盐城电影院看电影，盐城电影院在市中心，是当时全城唯一一家电影院。胜利剧场和人民剧场也放电影，但总不如这里人气旺。那时候没有电视，男女老少都很喜欢看电影，电影院里几乎场场客满。一到满座，电影院外面的一块红色的霓虹灯的“客满”牌子就会亮起来，从电影院外面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