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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八个女人的人生解读-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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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桀骜不驯,像这暗色里一束能伤眼的白光,还有点诡谲。这大概因为她是那样叫人难以置信的一位奇女子吧。 
孤儿——雏妓——小妾——画者——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世界艺坛的著名艺术家,这都是潘玉良。古今中外的经传中,她以不可代替的艺术史上的位置,成为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典型: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动荡和文化碰撞的社会巨大变革背景下,经过个人努力获得成功的女性。由于她与众不同的经历和性格,使她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为突兀,也最具代表性的女性艺术家。她的传奇色彩,隔了半个世纪,纵横交错在了我们的今天。在那样的一个战乱年代里,她只身两次远渡重洋,在异国他乡的巴黎从事艺术活动达五十多个春秋。在这段身处异乡的经历中,作为外国人眼中有艺术天分的中国人,她的作品曾多次入选法国具有代表性的沙龙展览,并在美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等国举办过个人画展,曾荣获法国金像奖、比利时金质奖章和银盾奖、意大利罗马国际艺术金盾奖等二十多个奖项。她一生最大的荣誉是1959年9月巴黎大学把它设立的多尔烈奖,奖给了她这个中国女子,这在巴黎大学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巴黎市市长亲自主持授奖仪式,把银盾、奖章、奖状和一小星形佩章授给了她。她还是一位雕塑家,她创作的雕塑《格鲁赛头像》、 《蒙德梭鲁头像》,分别为巴黎尚拿士奇博物馆和法国国立教育学院收藏。专家们说,她的油画作品融合中西,色彩线条互相依存,用笔俊逸洒脱,气韵生动,赋色浓艳,雍容华贵,别有趣味。她的绘画有雕塑感,她的雕塑又有绘画的浑厚。 
大多数的人知道潘玉良,多是从影视剧里。有几个版本,都由倾城美女演绎,多是小桥流水或者水榭庭院一般的东方韵致。在时光里回溯,我的嗅觉里却没有这般想像的香艳,潘玉良全然不是水做的女子。她,在绝对的男权社会里,把所有的伤和痛都背负着,气象峥嵘,明明已身心疲惫,也还是以一种赤着足的方式走路。而且一路斑斓。 
看了很多写她的文字,知道她生于贫民家庭,当雏妓是因为她一岁时丧父,两岁时姐姐死了,到了八岁时母亲也不幸离世。失却了生存支柱,她被舅舅收养。在她13岁那年,为偿还赌债舅舅把她卖给了芜湖城里的怡春院。在妓院四年之中,她因拒绝接客,逃跑、毁容、上吊数回,直至这命运在后来被一个叫潘赞化的男人逆转。 
除了在妓院学习过吹拉弹唱的技艺,学唱过京戏里的老生,她没有受过基本的文化教育。自幼沦落风尘,是纠缠了她一辈子的伤痛,令她一辈子都要痛得窒息。 
四年青楼女子的生活,却并不让她风情万种,她甚至没有一般女子的娇媚可人。 
她的同班同学、老画家刘苇(倪贻德夫人)说,有一次她们在杭州山上写生,潘玉良到雷峰塔墙圈里方便,这时一伙男同学过来了,刘苇喊潘玉良快出来。潘玉良蹲在里面说:“谁怕他们!他们管得着我撒尿吗?”在上海美专任教时,有人出言不逊,被她赏以耳光。 
看她的自画像,和她留下来的照片大体是一致的:狮子鼻、厚嘴唇,平庸的相貌。 
如此种种吧,使她几乎别无选择地,倔强着,坚强着,执拗着,并这般强壮起来。 
在她的传奇色彩中,有两个男人不可忽略。这两个男人对于潘玉良,一个像山,一个像水,如同经过命运或者天意的挑剔和筛选,给予了一个女人一生流连盘桓的底蕴。应该说,无论过去还是今天,一个女人能够脱颖而出,都不知要经过多少男人的手。对此,潘玉良也只能像绕不过风一样需要男人的手托着她。不过,她却不是因了千媚百态,或者花枝招展。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 
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去。 
这是一曲古调的《卜算子》,潘玉良在轻拨琵琶为芜湖新上任的海关监督潘赞化弹唱的时候,才17岁。她并不知道这个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桐城才子,会像天意一样在这一天改写她的一生。此时她叫陈秀清,当地乡绅富豪为了讨好潘赞化,从怡春院选了她来弦歌助兴。 
然后是潘赞化看着凄怨悲凉的风在这弦歌中弥漫,像忧伤的阳光慢慢地洒遍自己。这个长她12岁、又有了妻儿的男人,用他可能的一切方式开始爱护她。1913年,在陈独秀先生的证婚下,他们结成夫妻。新婚之夜,玉良改姓潘,叫潘玉良。 
从此后潘玉良一直以潘赞化的夫人为其本分,却又始终因小妾的身份而在当时保守的中国世俗社会中难以立足,最后只得远走法国,长眠异土。 
因为自己的一刻一缕的感受和心情,为中国增添了一名世界性的艺术家,这无论是在最初的偶遇中,还是在后来他们一起或近或远、或是喧哗或是宁静穿越的时光里,这恐怕也是赞化先生所意外的。而对于潘玉良,赞化先生就像一座山,一座可依可靠可安心并注定要培植她的男人山。据记载,潘赞化本人在外形上端庄浑厚,是一个开明的知识分子,一个革命者,参加过蔡锷将军的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时任旅长。他还是陈独秀先生的老友,主张男女平权。 
一个正直的、有同情心并也有能力去呵护女人的男人。 
想来,他早期对潘玉良的救助和支助,更可能是出于一种信仰和道义。但是,他为潘玉良所做的种种,就是放在几十年过去了的今天,也是要让人肃然敬佩的。 
在那个年代冷的眼、暖的眉中,潘玉良的岁月因了这个男人多了许多无辜的疼,也多了更多女人们一生所求而不能得到的宠。 
赎出潘玉良后,赞化先生便请了教师教她识字。后来,拗不过玉良在最初时的一己之趣,让邻居洪野先生教她绘画,直至帮助她进入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 
再后来,赞化先生从上海把她送过重洋,让她满怀憧憬地踏出了求学欧洲的第一步。到达法国后,她进入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习,后又考入里昂国立美术专门学校。1923年,她考取巴黎国立美术学院。这期间,她与徐悲鸿同班,在巴黎的凯旋门,在波光粼粼的塞纳河上绘画,一时间日暖云轻。 
1928年,潘玉良学成回国,相继在上海美专、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先后与王济远、庞薰琴、徐悲鸿等名家共事。这期间,为了拓展自己的艺术视野,她在黄山、庐山、扬子江等地的峰巅峡谷写生,风餐露宿。在从事美术教学和研究上的同时笔耕不辍,先后举办了五次个人画展,并出版了《潘玉良油画集》,受到广泛好评,被誉为“中国西洋画中第一流人物”。 
再后来,是1937年,潘玉良再次去国离乡,主要是潘赞化的原配夫人与她不能相容,不愿让丈夫为难的潘玉良借参加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和举办自己个人画展的机会再赴欧洲,此后就客居巴黎。 
有另外一个男人,在她有限的生活的圈子里,以他几十年如一日的真诚成为她极个别的知己。这个男人名叫王守义。王守义出生于河北高阳县农村,有说曾做过潘玉良的学生,于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后来在巴黎开中餐馆。潘玉良在她的后半生与王守义相依为命,冷夜不惧寒意,是在她第二次去法国后。 
她再到法国时,正值欧战前夕,局势紧张,许多留法习画者正纷纷离去。战争时期,不仅生活不安定,绘画工具的材料也十分缺乏,一般的画展活动也不能如期进行,潘玉良境况窘迫,王守义的接济使她有了安定的生活环境。潘赞化去世后,潘玉良和王守义同居,直到去世。 
王守义对于潘玉良,是一种水的滋润。庭院深深中的那种小榭流水。这样的滋润,是可以叫女人安静的:放了心很踏实地来过自己一分一秒的生活。 
王守义还是潘玉良从事绘画和雕塑时的助手、追随者,或者仰慕者。他懂得欣赏潘玉良的品德和才情,无论是辉煌的时刻,还是落魄的岁月,王守义总是默默地陪伴和帮助她,在她的孤独和寂寞里邂逅了很多的温暖。这是潘玉良的一种幸福。这幸福的模式也是很多女人想要的:平淡而真实的归宿。有风的时候,这个男人会牵着女人的手放进他外套的口袋里,然后相视一笑。 
大致上,潘玉良就这么经历过来。然而,在这经历里,我体悟着她的沧桑却又不能解语的,是她所付出的艰辛和所经历的坎坷。从一个没有受过最基本教育的青楼女子成为蜚声世界艺坛的艺术家,潘玉良所走过的每一步,该都是在以最拼命的方式迈出。虽有人同行或转眸向她,她自己也只能无奈看着有刺扎进足心,通到心里如流水汹涌。她是认了这份苦却不服输的,因而,每一步也就如赤着足行走一般,其中滋味,也就只有心能体悟。 
有一张潘玉良于1931年5月在天津拍摄的照片,是当时记者采访时拍摄的。看过后就不能释怀。潘玉良作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随徐悲鸿夫妇来到天津,当时她已是大画家,照片当中的潘玉良却是没有姹紫嫣红的欢愉,显然的孤寂和忧郁隔着时空,依然流露着苦涩。 
她就是这么活在这样的内心里活了一辈子吧。 
在一天天的日子里,她又是极能耐苦的,耐苦而没看到她说苦。在巴黎学画时,她一度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没有接到家信和津贴,忍饥挨饿几近失明。为了多临摹一些大师们的作品,她极少在星期天休息。天还没亮,她就起来,带上画具,往罗浮宫去。常常是口干舌焦,腹痛恶心,饥不择食地啃一块冷面包。第一次赴欧洲 
留学,虽说有潘赞化周旋,但她是自己考得安徽省政府的双份津贴。为了不错失这次留学的机会,她忍痛扼杀了腹中的胎儿,在习画的同时初步掌握了法语。 
而此之前,作为上海美专唯一的女生,后来又被好事者打听到她的青楼出身,所要面对的流言飞语漫天飞舞,其内心的苦楚也是可以想见。她的晚年很凄凉。巴黎是高消费的城市,她为人忠厚诚实,没有代理商代理出售作品,她更不会经营宣传“推销”自己,历年卖画极少。到了晚年,年老体衰,靠社会补助金维持生计。1977年7月22日,在贫病交迫之中,默默地离开人世。 
能找到的她所有的照片,或者她的自画像,没有见过她灿烂地笑着的。而以她生前就有的影响和成就,她该是可以如此骄傲地笑的。 
先为雏妓,后为小妾,她的内心其实一直自卑、敏感、怯懦、孤独。在她的静物画里,盛开与凋谢的花朵是她经常描绘的题材。我想,她是刻意的吧,有她对生命过程的诠释,也有她后来对命运莫测的宿命理解。 
一切她都经历过来了。她用自己的行动,突破了当时以男性为主体的绘画风气,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完全靠了毅力和坚韧去把自己的意志分给每一次的孜孜不怠,开掘了自己的天赋,也炼就了面对苦难的豁达。 
耐苦并不说苦,是一种意志力,源于她的极其要强。她因为青楼女子的经历一意要证明自己,也一意要在男权社会里扬眉吐气。这是女性的一种自爱,也是弱者的一种坚韧,这样的坚韧和自爱潜移默化,是她一生的自我定位。认识潘玉良的人回忆说,在巴黎她有“三不”女士的称号,一生坚持不入外国国籍,不恋爱,不和任何画商签订合同,努力做一个独立的人。旅法画家贺慕群曾这样回忆他印象中的潘玉良:“侨居巴黎后我和潘玉良常有来往,在艺术上和生活上都曾得到她的指导和帮助。潘玉良生活并不富裕,但是生性豪爽乐于助人。她常留短发,喜喝酒,不拘细节,说话时声音很大,气势不让须眉,颇有男子气度。晚年时住在蒙巴拿斯附近的一条小街,她住在顶楼,住房兼画室,生活清苦,但是勤于作画,有时候一天到晚在家作画,一天都不出来。 1954年,法国曾拍过一部记录片《蒙巴拿斯人》,介绍这个地区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潘玉良,她是片中惟一的一个东方人。” 
在潘玉良事业的鼎盛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面临着亡国灭种之灾,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掀起了大规模的救亡运动。潘玉良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当时美术界义展义卖活动,发表讲话,谴责一些“知名人士”远离现实话多画少。结果受到一些无耻之徒“妓女不能玷污象牙之塔”等等谗言污语的诽谤攻击。 
玉良不为所动,还之以加倍的努力投身艺术创作和社会活动。 
风雨磨难中,是一个弱者在坚强和隐忍中的坦然和微笑。潘玉良,就是这样,在我的这个夜晚里暗夜纯白。我看到,一种叫执着和坚韧的东西大如珠玉,细如雾霭,游动在她的一生之中。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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