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甘失败的人-第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吹吹嘏阕牛唇形腋祷暗幕嵋裁挥小＞∪盟前峁矗サ亟幸话锴子牙雌吠仿圩恪Ｏ氩坏轿艺飧霭樯系幕孟爰遥孤涞秸獾夭健Ｗ詈竺饺四贸隽秸诺缬捌保梦颐橇┮豢槿サ缬霸海馐堑蹦曜盍餍械脑蓟嵝惺剑谀抢锛瓤砂さ煤芙植槐蝗瞬乱桑晌阶罴训奶盖樗蛋∷�
电影是好看的，革命者在斗争中牺牲了，坏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下场，这跟以往的公式不一样。我看着看着，竟把身边的她给忘了。直到电影结束，没有跟她讲过一句话。她也够可以的，始终不敢先开口。我打算电影结束后邀她去散步，那时也许可以谈一谈。不料，我刚走出影院就遇见一位久别重逢的老同学，只好装着毫无牵挂地跟他谈了一阵，却把她给丢了。等到我回头去找，她已经不见了。
回到家里，母亲焦急地等着，问我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可是当我再拿起那张照片来看，已经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不象看电影明星的照片那样，感到抽象和遥远。
第二天回到学校我就赶快给她写信。可是等了一个多星期，她才回信来，却是委婉谢绝，说她程度低，配不上我。我猜想一定是那天怠慢了她的缘故，但也不想解释，只怪多此一举。想到过去的包办婚姻多少有点好处，可以使男女双方省掉许多烦恼，无需承担求爱的焦虑和失恋的痛苦，光是等候对方来信就是一件急死人的事，何况还是失望的信息。
然而却真有这种包办婚姻。不久母亲又给我介绍一个，也是初中毕业生，在化工厂做工。对方的母亲十分“爽快”地说：“你们的人我没有意见，我的女儿也最听我的话，同意就下聘礼订亲，用不着让他们见面，通信什么的。”这实在又可笑得很，我当然不能同意。
就这样，婚姻问题成了我当时精神上沉重的包袱。这种负担不是我个人的迫切要求，而是别人造成的。邻居中比我年轻的小伙子都已结婚，当了“爸爸”。许多人以奇异的眼神看我，好象过了大家认定该结婚的年龄，就成了没人要的光棍。有些人开始议论我找不到配偶是因为怎么样了。我也总觉得有尖嘴巴的女人，在我背后指点着，吃吃地发笑。我个人倒无所谓，这种“本事”吓不倒我的自尊，可母亲整天为我的婚事愁眉苦脸，唉声叹气，那才叫人受不了。
祖父也着急了，他召集全家人来讨论我这个长房长孙的婚姻问题。大家都说问了几家，不是嫌我工资少，就是做父母的同意，女儿却看不上。最后祖父提到他一位朋友的小女儿，这人我认识，有点印象，但没有一丝爱慕之情。我讨厌她过分追求时髦，显得华而不实。母亲曾对我说过一次，我不置可否，大概母亲也觉得不合适，就没有再问。祖父又重提她，可能是无中推有。听说她能言会道，待人乖巧，这一点在当时是比“温柔贤慧”的姑娘更有生命力。我有点心动，含糊地应着，要是祖父再重复问一句：“你考虑好了！”可能我就要反悔。
经由祖父亲自辑合，我们很快就联系上。起初她要我说明在学校“大鸣大放”和被开除团籍的原因，还要我拿出已恢复团籍的证明。一时让我感到恋爱婚姻也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感情是第二等的东西。我十分恼火，又一想，自己不也在打听她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吗？也就无可奈何，说不定还得佩服她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我甚至感到在政治上她比我成熟，比我“红”。
她给我寄来的第一封信就热情得可怕。我曾经兴奋得睡不着觉，她如此坦率和多情，我不知该怎样应答，要知道彼此间还没有一点爱情基础。但是随着书信的不断往来，我心里逐渐燃起爱情的火焰，对她的思恋在逐日增长，希望天天能收到她的来信，心里已是全然被爱情所占据。只是我对她还有点担心，她的虚荣心太强，她嘴角边那几条泼辣的皱纹令我心寒，她会不会为几分钱跟别人吵起来？她会不会对我永远忠贞？
一段时间她不给我来信了，让我感到心烦、焦虑。我一连去了几封信，她才回复，却半真半假地写着：“你是个有理想的青年，我怕配不上你，将来要贻误你的前程，你还是另寻佳人吧！”我立即回信表明自己的态度。她来信又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我爱你，我相信我们的爱情是真挚的，将来就是海枯石烂也不变心。”我一方面安下心来，一方面感到疑惑，我看不出她前后两次变化的真正原因，倒好象在讨价还价作买卖。
这以后的来信，她尽在数苦，数生活上的困苦，没有钱订报呀！连寄信的邮资还是朋友送的呀！等等。我就寄了一点钱去。她回信却说不稀罕金钱，说曾有一位华侨子弟追求过她，答应给她几千元存款，她都拒绝了。真是的，我感到一种虚伪和欺骗的存在，但是我仍然想用真诚去打动她。
想不到她的来信却变得如同外交文件那样堂皇、枯燥，没有一点爱情的味道。我热烈的心被冷却下去，不得不坦白告诉，对我来说，恋爱并非终身事业，爱情必须双方真诚对待，共同呵护。我同时希望爱情能帮助实现自己的理想，如果仅在敷衍和出于不得已，请尽早说出。
她回信把我大骂一顿，什么“背信弃义”，“玩弄女性”，只要她想得出都用上了。最后竟得意地写着：“告诉你吧！组织部的王干事早就在追求我，是我一直不肯答应，现在我终于可以下决心了，到时请你再来喝我们的喜酒吧！”
我气得浑身发抖，知道自己上当受骗，真正被玩弄了。这也许是她设计的圈套，也许是她相好出的计媒。其实你同一个人合谋干了坏事，他不认为你是他的知己，反而觉得你不外也是如此。她在政治上有相当的野心，我是早就看出，尤其经过“社教”运动，她更渴望有一个政治上走“红”的人当她的后台，她始终想在社会上占有一定的地位，这点我无法满足她。她又以为女人要被男人死不放心地追求，才显出她的高贵。我认为爱情不是游戏，用不着说一些蛊惑人心的话；也不是一场战斗，必须讲究战略战术。爱情应是一首优美动听的交响曲，需要双方真诚、和谐地来共同演奏。几个月来我辛勤浇灌，满以为到秋来可以获得丰硕的成果。她却擅自把盛开的花朵踏成烂泥，把一幅绚丽的图画撕成碎片。我不知道她这样做的心情是怎样，我还象当初忠于自己的诺言，忠于自己的天性。我不曾有过使别人痛苦的想法，却不料得到别人施加给我的不幸。泰戈尔说：“我们把世界看错了，反而说她欺骗了我们。”我在一次次对生活的探索中懂得它的真理。
我的心受了伤害，本想进行反击。如果我不悲伤，那将损害我的人格，暴露几个月来我对爱情的虚伪。但是我不至于过分悲哀，我终究不是一个傻瓜的痴男人，即令我的悲哀，也不单单是为了她，她不过是社会中微不足道的一员，我悲哀的是导至她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我象原谅一个无知的孩子，不愿再去想她。“只管走过去，不必逗留着去采了花朵来保存，因为一路上，花朵自会继续开放的。”还是泰戈尔说得对。
在回忆录中我尽量写出当时的心情，并不代表现在的看法。恋爱婚姻是一生中的大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和追求，这是无法勉强的。必须慎重考虑，也要大胆进取。那些不成功的婚事，原因是多方面的，应该说双方都有责任，完全归咎于一方并不公平。
十三、一束不象爱情的书信
我有对象了，是钊人介绍的。
1966年3月，钊人到学校看望我，言谈中提到我的婚姻问题。他对我的处境深表同情。忽然他想起他一位亲戚有个女儿，尚待字闺中，并说是不错的一位，问我意见如何。我坦白告诉：“试试看，不知道人家要不要。”钊人却越谈越起劲，一再说准叫我满意，并很有把握地表示：“包在我身上。”
钊人回去不久，果然给我来信，说事情已有端倪，对方愿意交朋友，叫我按他提供的地址先给她写信。
也许是前世有缘，从此书信象雪片般飞来往去，又经过几次会面，两根孤单的弦，终于和鸣了。钊人的话不错，他了解我，也了解她，由他当“介绍人”，所持标准和母亲他们的就不一样，这首先是事情成功的关键。
我和美娟的结合，除了感谢这位“红娘”，还要感谢那些书信，是它们把我们连结在一起，对此我特别怀念，至今保存完好，用红线扎成一束，永不分散。我们有个约定，在共同生活中，如果因对方引起不愉快的时候，就去看看那些书信。重温旧情，可以使怨气烟消云散，使委屈舒畅。我们从来不幻想要过一辈子“和平”生活。
那些信件本身极为平常，不是哥呀妹呀一类的情书，倒成了我们交换对生活的感受，对社会人生看法的场所，可以看出我那时的生活片断和思想理念。我选取几封给美娟的信，作为对当年的一点回忆，不单纯是为了爱情。信首的称呼，信尾的祝愿、署名、日期、全都略去，代之以序号来表明信的先后。
（1）
第一封信不知该从何说起，倒不是为派词遣字的反复推敲，社会上的恶习和可怕的议论，往往束缚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尤其是男女间的往来，动辄有“某某追求某某”的嫌疑，似乎那是不道德的。生活中的朋友，习惯以同性为自然现象，只要有异性在内，就难免生出许多非议来。我希望你不会带着世俗的枷锁理解我这封信的动机。
生活的隔离，工作环境的不同，唯一能使人们相互了解，沟通情感的也只有书信了。写信原不是一件难事，想说什么就写什么。也许开头会有顾虑，要想一想，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有的就故意杜撰“优美词句”，尽说动听的话，却忘了写信的真正目的。我希望自己“原来怎样就怎样，信不信全由你”，就不加思索了。
我的情况，钊人大概都已告诉你，就不再重复。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话是一定会多起来，自然起来的。
（2）
来信收到，还是你爽快得多，一封信竟让我感到有点老朋友的味道，我的担心已是多余的。你如此坦率介绍了自己对生活的看法，毫不掩饰谈出你的个性和爱好，可见你对人的信任是在我之上。
过去家里教给我的是一套老实做人的哲学，对社会上的种种欺诈一无所知。上学时又因为成绩不错，一心一意想考大学，实现自己的抱负，却跟现实的距离越来越远。一到走进社会，那里已是另一种考试办法，评定的不是及格或不及格，而是一个人的幸运或倒霉。我的理想接二连三地破灭，冷酷的现实迫使我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挫败了我满有把握实现的计划。社会不象学校那样单纯，凶狠的人会显露一两件美德来迷惑人，正直的人也会被迫做出违心的事。钊人有过痛苦的教训，在一次政治运动中，他的一位朋友在别人的“启发”下，为了表示“忠诚和觉悟”，竟将他俩在一起交谈过的涉及政治的言论告发出来，想请领导也帮助钊人“提高认识”。钊人并不知道朋友这种近于告密的举动。当领导要他“交代严重的政治错误”，他当然不把那些话当作问题向组织交代。其实朋友在一起谈心，自然无所不至，也极少考虑后果，彼此交换一点对社会对现实的看法，也都在疑惑之中，是不能代表一个人公开的政治观点和立场。由于这位朋友的糊涂，造成钊人的不幸，差点被打成“反革命”。从此钊人变得世故持重，不敢随意跟别人谈论政事了。
就这样把原来就不平坦的路，搞得更为险恶。一个人不能直接了当为人类造福，却要处处提心吊胆，防范他人的暗算，见人先上下审视一番，看看对方的来历；谈话先诺诺应答几声，猜猜他的用意，而后选择可以说的话，即使违背本意也一点不脸红。过去说：“逢人只讲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我曾经表示反对，如今也只能在心里蔑视，现实中它并非全无道理。还有一种人从政治斗争中学来一套本领，毫不分辨地就用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连自己的亲戚朋友也不例外，学会了昆虫般的“变色”和“拟态”。褐色的蝗虫尽管不美，在枯草中它是最幸运的。这种人的生命力特强，适应性最大，因此学习和模仿的人反而多起来，路子也就更难走。有时你试探着要跟别人讲一句知心话，他却从现实斗争中学会了“防你三分”，不敢响应你的热情。你讨个无趣，也警惕起来。当他悟到你是出于至诚，恐怕你却开始怀疑了。
人们喜欢说：“生活就象大海洋”，这是指它的广阔和丰富，也说明可能遇到风浪险阻，指的是大自然的考验，这倒可以锻炼一个人的意志。生活中还有魍魉魑魅的黑暗东西，比大自然更令人捉摸不透，如一堆尚未发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