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政府-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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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也不相信瘸子是自杀。仓里的人都被叫去受审，包括才来两天的三个四川佬。几个杀人犯更是重点怀疑对象，受审时间总是很长。尤其是黎头，一去就三天，直到一个深夜才被两个劳动仔架着回仓。他气息奄奄，浑身汗湿，虚弱得话都说不出来。车管教把他的一只手铐住，另一端铐在仓门的门栓上，让他只能站着，顶多只能半蹲，没法坐下来。只有半天，牢头的两腿就统统肿如木桶，加上门口的风大，两手已经冻得铁一样冰凉。大家找来些纸盒和棉毯，塞到他屁股下，让他能够坐一坐。他不从。弟兄们送来吃的喝的，他也一直紧咬着嘴唇，还是不从。他有一种要与手铐拼到底的劲头。最后，大概是发现没有希望了，他突然破口大骂，每骂一句，脑袋就朝墙上猛撞一下，整个人疯了一般。顷刻之间，他满脸盖着血，已经不见脸了，只有红色中两只眼睛眨巴眨巴。
我们大惊失色冲上前去，七手八脚将他抱住和按住，用一床棉毯包住他的头。但我们不知他哪里那么大的力量，不但甩得我们东偏西倒，不但继续往墙上撞头，而且身上所有没有被我们按住的部位，一团团的肉都突突跳动，都在向外爆炸。
“要死人啦！”
“救命啊！”
我们恐惧万分地大喊，喊来了警察。他们也被一个血淋淋的脑袋吓坏了，商议了一下，给他解了手铐。
我也是瘸子的交往密切者，因此在提审室呆了很久。我想洗脱自己，帮助警察迅速地破案，但我没法供出我们密谋的过程和动手的情节，更没法供出他们想象中的棍棒、刮刀、毒药一类物证，使警察们很不满足，连冯姐也对着我瞪眼大拍桌子，根本不把我视为什么人才。另一个警察接班，同样对我没有好脸色，口口声声要把我丢出去喂狼狗。又一个警察来接班，虽然没有威胁，但始终不让我闭上沉重的眼皮，一连十几个钟头折腾得我痛苦不堪。这种车轮审讯的最后一站是车麻子。我怕他，一心想让他满意，于是忙不迭挖空心思把早已成为枯渣的回忆再来一次榨挤。我说瘸子做过很多数学题，不知是什么意思。麻子听后并不满意。我又说瘸子给我们讲过《圣经》，讲过洪水滔天毒疫流行之类阴冷可疑的故事，麻子听后更不满意，认为我故意糊弄他。
他用电棒戳戳我的衣袋，“这里面没有白粉吧？要不要我今天给你搜一下？给你加判个七年八年？”
我知道他的意思，气愤地大喊：“你，你不能栽赃陷害！”
“还知道怕啊？那就好，那就好，那就态度老实一点！”
“你打死我，我也只知道这一些。”
“想骗谁呢？你同他臭味相投，交往密切，经常合伙加菜。有人还揭发你们走后门！”他是指同性恋。
“那是血口喷人！无聊！”
“人家的笔录上有白纸黑字！”
“是你们搞逼供信！”
“好，就算没有走后门，你们混在一起也不光是下棋吧？不光是讲故事吧？不光是思考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吧？9号仓里就这几团毒，你不知情还有谁知情？你以为我们公安局是粮食局？都是吃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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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政府（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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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电棒指定一个台灯架，一按电门，棒头立刻啪叭一响，白中带蓝的光团爆出，震击得台灯架一跳。我知道，下一步我肯定就是这个台灯架了。我看见他的电棒头已经逼近过来，逼近我的鼻尖，知道自己马上要发出一股焦糊味，就要头发竖立和眼球外突，整个身子跳到天花板上去。
我果真大叫一声，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倒在地下，满面流着冷水，眼中是车麻子朝下俯瞰的一张脸，在水花那边有些模糊和变形。
我听到他哈哈一笑：“我没有按电门，你小子晕什么晕？你还没学会视死如归啊？”
二十一
有一个管教好色，看中了一个女犯，值夜班的时候常把这个女犯叫去谈话，进行思想教育，然后要对方按摩，吃她一点小豆腐。他没料到对方按摩时偷听他打电话，察觉了他的一个圈套。他当时受人之托，正在设法给瘸子减刑，为瘸子制造了一个立功机会。他的这一招很阴：让瘸子去鼓动黎头越狱，假模假式提供锉刀一类工具，但准备在案发之前及时举报，一举制止越狱事件。这不就立功了？
按摩女郎把这事偷偷告诉了两个囚友，于是另一个女犯把风声透给了黎头。不用说，黎头心一横，先下手为强，就有了后面的故事。
这是一种说得通的说法。当然，关于瘸子的死还有其他说法。有人说他的哥们统统招了，让他始料未及大为悲愤。他是个心高气盛的人，眼下制毒证据确凿，身为主犯罪大恶极，最好的情况下也会判个无期。听检察官和律师都这么说，他不愿在监狱了此残生，便断然结束自己，与其他人没有什么关系。
这样说也似乎合情合理。不管出于哪种情况，他的死都让我深为可惜。他一个初中毕业生，做出那一堆堆的高等数学题，一直让我惊叹学海无涯。他对生活的看法，虽不被我全部接受，却使我深深震撼久久难忘。有一天夜深，他迟迟没有睡下，嚼着嘴里的一根干草，一口咬定这个世界已经无药可救了：“……贫困和权势都是犯罪的条件，你要是没碰上它们，当然容易做好人。”他冲着我冷冷一笑，“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其实只分成两种，一种是你说的好人，其实是没有碰上犯罪条件的人。另一种是你说的坏人，不过是犯罪以后没有悔改机会的人，比方说没时间了，不能重新开始了。”我怯怯地说：“你的意思是，大多数人不是潜在的罪人，就是后悔的罪人，是吗？”他点头：“对，我们都是迷途的羔羊，罪孽深重。”
我辩不过他，没有他那么多学问，更没有他动不动就提到的《圣经》。但我已察觉到他白中透青的脸上有一种死亡气息——那一夜他是不是对厄运已有所预感？
多少年以后，我从老魏那里知道了安妮的行踪，一心想找到安妮，想知道她是不是那个给黎头透风的女犯，或者说她知不知道那个女犯——这关系到黎头在我心中永远的疑点。当时老魏已经离开机关了，公司又破败了，办公室里堆了半个房间的旧货包，一台传真机据说是坏的，冰箱里只有西红柿和几包方便面，桌上和地上还有薄薄的灰尘。看来这里没有安妮那样的小秘书来侍候老总了，也没有多少谈判和会议了。但这并不妨碍老魏打开公文包，拿出一叠叠豪壮的项目书，一个劲向我描绘公司的大好前景。也并不妨碍他看在囚友的面子上，慷慨接纳了我，要我当营销部经理。
“日本贷款还没到位，因此我暂时不能给你工资，但公司的股份给你10％，或者12％，你看怎么样？”
我很感动。
“我是最念旧情的人。与你共过一次患难，对你还是够朋友吧？虽说事后没把你们那些弟兄都捞出来，但看守所面貌的彻底改变，践踏人权现象的基本杜绝，还不是靠我魏总？那两个去考察的著名作家，都是我哥们。他们把内参一写，把政协提案一交，公安局就得来乖乖地整改。我本来还想搞个记者团去好好曝它一下光！”
这似乎是事实。
手机响了。从他突然溶化如泥的五官来看，从他立刻扭腰和跷起小手指的青春活泼来看，手机里想必有女人的香风扑面。他乐呵呵地说不行不行，时间这么晚了，他刚见了中央一个领导，还要等两个美国的传真，实在没时间啊。他又哟哟哟几声，被一只蝎子咬着了似的，说好吧好吧，宝贝，我联系一下美国再说。
他收线了，气恼地摇摇头，“唉，都是我大观园里的一帮妹妹。好厉害！现在没多少客人了，天天把我的手机打爆，要宰我的冤大头！”
他无可奈何地带我去了一个夜总会，一进门碰上领班就吆喝：“还有哪些没上台的？都来都来，都算我的！”
七八个花枝招展的女子一涌而出，雀跃欢呼又饿虎扑食，把我们严密地押进了一个KTV包厢。其中有一个还坐到他腿上，攀到他的肩上，差一点就要骑到他的头上。不过，她们今天有点高兴得太早了。老魏确实是来收容她们，不过日本贷款没到位，今天不能给现金，只能开白条。
花蝴蝶们哪吃这一套？她们柳眉倒竖，翻脸不认人，咸鱼小贩的粗话脱口而出，七手八脚把魏总来了个围抢。不仅搜走了他身上的发票和几张小钞，还搜走了他的手机。放在茶几上的一副太阳镜也被人抢走，大概是便宜货，被那个女子看了看，又给甩了回来。一只手表还没解下手腕，已陷入三个疯婆子的争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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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政府（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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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欠打不是？”魏总一脚踢翻了茶几，这才吓得花蝴蝶们一轰而散。“你们也不看看你们自己的样子，眼睛画得熊猫一样，衣服穿得咸菜一样，一看就是个卖甘蔗的，没一点品位，也想在这里混钱？”
看她们低眉顺眼，噘着嘴嘟嘟哝哝，气焰不再嚣张了，他把散乱的头发抹了抹，气平了一些：“叫化子嫌饭馊，还想要现金。哪来那么多现金？现在是文明社会，中国要申请进入WTO，各行各业都要讲道德，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你们首先就要端正服务态度不是？不要唯利是图急功近利不是？不要把一个钱字顶在额头上。钱钱钱，俗气！别说你们这些破冬瓜烂茄子，就是国色天香来了，也不能开口就是钱！你——”他指着一个女子，“要你去矫正牙齿。为什么不去？一嘴桂林山水，还不把客人吓出十万八千里？”他把对方气得哇的一声哭着夺路而去了，又指着另一个胖丫头，“你们也站好！你——讲话最没有礼貌，一点文化都没有，还口臭！只唱得了几首港台歌，连英国在哪里都不知道，美国在哪里也不知道。这样的素质怎么行？你们白天有的是时间，为什么不读读书？像唐诗，宋词，元曲，总要知道一点吧？像国家的基本法律和政策，还有最新发生的国家大事，总要知道一点吧？……”
他的政治教育和人生指导看来没完没了，我把一个点歌簿翻过好几遍，最后装作上厕所，溜出了空气混浊的包厢，来到了大街上。
二十二
眼前的街口靠近华天宾馆，有一个贴满小广告的邮局报亭，居然还是三年前的老样子。三年前我就是在这里被抓的，当时被警察反剪双臂，额头顶住了一个肮脏的垃圾桶，屈辱的牢狱生活由此开始。我曾经在监仓里狠狠掐自己的大腿，想把时间掐回到这个垃圾桶，掐回到我到达垃圾桶之前的一刻。
现在我回来了，对着垃圾桶忍不住泪流满面。我的两个同案犯后来终于落网，使案子得以审结，我可以获得轻判和出狱。但我不知道自己得到这一消息时，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就像经过旷日持久的排队，总算排到商店柜台前了，却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买什么，不知道柜台里的东西是否物有所值。母亲的床上已经空去并且积有灰尘。未婚妻的床下已经有了另一双男人的皮鞋。朋友们的电话号码大多已经改变——我现在应该往哪里去？我当然还能慢慢地找到朋友，听他们谈GRE，谈技术移民，谈欧二标准，谈真人秀，谈上网灌水，谈党校中青班，还有台阶和助巡……这都是我听不大明白的，就像我当初听不懂犯人的黑话。他们还会拍我的肩膀，给我加上葡萄酒和巴西烤肉，约我下一个周末去打球，看他们如何赢下350杆的耐克或者300杆的登喜路……这又是我不懂的黑话，再一次让我额头冒汗，手心发凉，一肚子话说不出来了。他们像我当初见到的犯人，对我这个新来的家伙饶有兴趣。
我不是一直在向往这样的自由吗？不是一直向往这样的明亮和舒适吗？为何一落到自由里反而一身哆嗦？
是的，我自由了，听不懂上等人的黑话但还是应该高兴自由的降临。我一遍又一遍说服自己，我现在不必担心陌生的男人和女人，不必担心任何保安和警车，就是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队伍开过来，我也可以在这里吹吹口哨。我没犯法，没有案情。你应该明白这一句话的意思。这就是说，我可以在这里自由地看看天色，挠挠头发，挖一挖鼻孔。我既可以上中巴车又可以招的士，既可以看广告又可以看橱窗，既可以摸电杆又可以摸墙壁，既可以踢一个饮料纸盒又可以踢一块小石子，既可以走进一家小酒吧又可以走进一家理发店……我再一次确认头上的天空没有四方形的边框，确认自己可以在这里幸福地打滚，翻斤斗，做广播操——我曾经昼思夜想的一幕。
我给安妮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这个电话号码是老魏告诉我的。
“我怎么不认识你呢？”电话里口香糖的咀嚼声，还有歌舞厅嘈杂的喧哗。
“我是收音机，你不记得了？”
“什么收音机？”
“我是9号仓的男高音啊。”
“有这样的事吗？”
“我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