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杀人计划-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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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警方通过其他人的口供确认我的证词十分宝贵。接下来的一周邀请我去基尔市的法尔克警局见检察机关的人。那儿的人想知道，我是否认识X先生和Y女士，借此他们可以进一步鉴定我的供词的价值。
　　我不认识这个女人，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她记得，案发时我离被害者很近。她甚至还记得当时我身上的穿着。
　　除此之外警方还想知道，当时是否有人在我们的房子里，是不是房门可能是打开着的。我说不是这样的。
　　于是我可以走了。
　　之后我再也没有直接听到过关于这次谋杀的消息，但是报纸上，甚至是跨区域的报纸上，有一段时间充斥着关于这个案件的报道、图片和猜测。这很快吸引了一批惊恐万状的游客到案发现场参观，但是那儿根本就没有任何值得看的东西，这件事渐渐地被平息了。
　　接下来提到的这些关键点成了遗留问题：对于死者的调查显示，他根本没有直接参与过战争，他的简历完全是他自己杜撰出来的，为的是骗取战后损失赔偿金。某个医生给他开了战争伤患的证明，让他名义上成了个残障人士，为此还获得了一点儿养老金。
　　他究竟在战争期间做过些什么，如今已经无从查证，也再不会公之于众。很快这次案件就被定位成了复仇杀人案，复仇的原因和这位老先生在第三帝国期间不光彩的行为有莫大的关联。
　　故事发展到这个程度，警察似乎停止了费力的调查。也可能是，那些弹道专家未能给作为作案工具的子弹和武器作出更为详细贴切的报告和陈述。
　　人们辨认出那个球是弹弓用的弹丸，但是不知道这种武器的制造者是如何带着凶器藏匿在遇害者周围的。此外，当时附近可能有至少二十扇窗户，另外还有无数个位置可以作为猎手埋伏的地方。
　　母亲对于她的房子也在警方搜查范围之内这件事颇感愤怒。但无论是在她的房子还是她邻居的房子里警方没有任何发现。
　　调查总算是告一段落，或者警方是出于某种我不知道的原因主动放弃了。
　　我成功了。我当然意识到了，当时的事态有多么危险，特别是受害者本人也曾有过罪行，因而引发了更大范围的调查，而不仅仅是针对我。尽管我这次成功地从案件中脱身而出，我心里还是很清楚，我需要继续加强我的理性。只有懂得把握一切的人，才能胜券在握。
　　

我的杀人计划　第七章（1）
她肯定已经察觉到，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些特别的事情，因为最近我学习勤奋，简直无人能敌，尽可能用最短的时间顺利地通过了全部考试，我的抱负也渐渐浮出了水面。
　　我想要完成学业，改进和完善我的市民生活。
　　她却正好相反，在同一件事情上表现得松懈马虎，尽管她还一直坚持去上研讨课，成绩却是一塌糊涂。而我除了学业之外还从事更多别的附加工作。我们几乎成天都见不到彼此，而晚上我们见面的时候，总会不断地争吵。那段时间真的令人身心疲惫不堪，特别是当我窝在我那间狭小的屋顶房里继续从事第一份兼职的时候。这份工作很不规律，但是总算还是顺利地进行下去。
　　这期间我需要有一个信箱，但我不需要不断地为我的生意做广告，到处散播我的地址。因为我有一批固定的老客人，我已经和他们约定好，如果他们有什么需求可以直接到邮局寄信到我的这个住址，这一举动正好迎合了我的顾客对谨慎小心行事的需求。
　　当时的第一个回复是来自一位叫维尔德女士的短信。她写到，她十分想认识我，因为她急需一位性学临床治疗师的帮助。我按照信中提供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接电话的人先是报出一个公司的名字，然后友好地问我有什么他能效劳的。
　　“我想和维尔德女士通话。”
　　“请您稍等一下。”
　　我从电话里听到了一段关于那个维尔德女士的谈话，可惜我听不清全部的对话，只能模糊地听懂其中的一些片段。想要猜测出这段对话的全部内容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可能。
　　“我们这里没有您说的那位维尔德女士，您可以告诉我您究竟有什么需要，我很愿意继续帮助您。”
　　这件事情在我听起来变得十分危险。谁知道，那里的什么人把这事儿当成什么玩笑。我只知道，我以后对这种信最好不要有任何回应。
　　这件事过后我就开始学会过滤大量类似这样的信。首先是那些鲁莽的询问信，然后我挑出那些根本不懂得一个临床治疗师要以他的工作维生这个道理的人写来的东西。最后是那些来自不明寄信者或者社会机构以及远离我居住地来信者的信件。过滤后剩下的来信就很少了。一个“有意联系”的写信人想在每个星期四早上十点在联合咖啡屋等我。暗号是，手里拿着一份《明镜周刊》①　，或者放一本在桌子上。
　　另外一个自称是一位女士的来信人住在卡帕恩①。她形容自己是位“经济独立”，年龄介于“年轻与成熟”之间的女性。
　　为了能去联合咖啡屋会面，我只能错过星期四的中古高地德语引论的讨论课。这堂课因为是给分数的，所以需要我给出假条才能合法旷课，但这对我来说并不困难。施马茨博士对于我给出的去医院看望母亲的理由表示了极大的理解。他是从小市民阶层爬上来的，想借着派到教育学院工作的机会能迅速爬到教授的位置上。他勤奋，肥胖，油滑。具备这些特质的人都是那些教授迫切需要找来帮他们干苦力的人。他就是这样做着苦活，讲授大学初级专题讨论课，而当教授先生想去参加一个会议，或者只是飞到南方海边度假的时候，时常还得代替他处理一切杂事（其实不过是宣读教授的旨意罢了）。
　　他在冬季忙得不可开交，令人印象深刻。所有人都清楚，教授先生每年冬天都会在他位于瑞士的雪地小屋里度过圣诞节假期。事先他总会在学生面前意味深长地说道，今年冬天保证会“有雪”。估计他是希望，我们对他的代表不要有过高的要求。施马茨则每年心里都暗暗期待，下雪能够阻挡这位教授先生准时归来。

我的杀人计划　第七章（2）
“施马茨老师会把课程内容传达给大家。只要状况允许，开课的老师返回后将重新接管讨论课。为了保证教学工作正常规范地运行，将优先采取这种授课程序来替代必要的集中补课方式。”
　　这个通知总是一成不变。每年都不得不重复这一流程的秘书处，今年干脆直接把这份被使用过多次的通知贴到了公告栏里。通知钉在了公告栏上，四角被图钉戳出很多小洞，好像一块瑞士奶酪一样，被切成小块，慢慢地变黄。
　　施马茨小心地拿出那张考勤表，把对它的使用提升为一种个人的责任。因为他要做好准备，以防他的上级要等到学期结束之后才回来，他的责任就是最后给出出勤成绩。但在我们看来，就是要被他那无聊至极、过度愚蠢的报告折磨，同时还要或多或少静静忍受这种德国高校里典型的剥削。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公众都知道，什么是以学术教育在基本法中确定的自治权的名义进行的。想给那些普通市民解释这些道理并期待他们理解根本毫无希望可言。*行吗？拒绝行吗？
　　对此我们已经进行了足够的讨论，然后我们遗弃了这个话题，这样做只会伤害到我们自己，会强迫我们继续忍受现状里这些傲慢剥削的玩弄。我们的学习期限最多也就是延长了，但肯定丝毫不会有所改善，我们都这么觉得。
　　我也很快就发现，一条被隐藏在平凡之下的特别道路能够禁止任何人公开参与到政治领域中。
　　手拿《明镜周刊》的女人在联合咖啡屋里十分显眼。后来我突然开始思考，究竟有多少人喜欢用这本杂志当做识别标记？如果同时有很多这样的暗号出现，是否有可能产生更多的伙伴关系呢？
　　我粗略推测眼前的这个女人五十岁出头，十分娇小可爱，穿着年轻时髦，但并不是去刻意模仿年轻人。她的头发很显然是刚刚在理发厅剪短了。
　　她摊开《明镜周刊》的标题版，但是并没有在读，而是不停地环顾四周。她完全没有把我放在可能和她约会的人选范围之内，这便大大方便了我接近她。我走到她的桌子旁边，把《明镜周刊》卷起来握在左手上。
　　“允许我坐在您这里吗？”
　　“很抱歉，我一会儿有个约会，不好意思了，年轻人。”
　　她的语调坚定得令人惊奇，和我对她的第一印象并不相符。
　　“是的，一个约会，和我的约会。”我轻轻地对她说道。因为我不想直接戳穿她，让她感到害怕。
　　接下来我就坐在了她的面前。
　　她似乎有些犹豫，本想大声地抱怨，因为她还处于等待的状态，既不能倾听，也不能跟着一起思考。
　　我紧张地看着她，把手中的《明镜周刊》展示给她看。她沉默了，低下头来看了看她自己的那份杂志。
　　服务生走到我们这桌询问我想点些什么。我点了一小壶咖啡，然后立刻把头转向她。
　　“您不是偶然拿着《明镜周刊》的吧？”
　　她还是一直不肯看我，却仍然回答我的问题。
　　“不是这样的，但是……”
　　她的声音仍然是那么坚定，不过变得越来越细弱。
　　“但是什么？告诉我您在想些什么，这里没人会听见我们的谈话。”
　　她第一次看了我一眼，羞涩得像是一位少女。她始终半开半闭地拿着那本新闻杂志，却没有在读。她之前肯定从来没买过或者读过这本杂志。
　　“但我对您来说年纪太大了。我大概要比您大三十岁。这肯定不成。”
　　现在她面对着我，已经恢复了一些冷静，可以和我理智地交谈了。

我的杀人计划　第七章（3）
“您心里清楚，这是可行的。我们可以单独作决定，而最终的决定权在您。因为您应该借此机会结识朋友。另外，您肯定不会比我大三十岁，可能也就二十岁。您这个年龄正是社交的好时候。我不必为您举例说出几位有年轻男友的女士的姓名吧？”
　　“没有必要，但是这让我觉得很不自在。我不知道能否适应与您的交往。真对不起了。”
　　“如果你必须撒谎的话，那我们现在先一起商议一个迫不得已的谎话吧。我为一个市场调研机构做采访，想询问一下您平日都使用些什么化妆品。此外咱们现在应该分别离开这里，过会儿在一家旅馆里见面。请您到柏林旅馆等我。您知道柏林旅馆在哪儿吧？就在火车站的正对面，在……”
　　“嗯，我知道在哪儿，当然知道。”
　　“您在那儿以您的名义开一间房。那个怎么样？好的，等等看会发生些什么。我叫埃尔默？佩特森。”
　　我站起身来，桌上的咖啡一点儿也没动过，我付了钱给服务生，径直离开了咖啡馆。出了咖啡屋我站在旁边电影院的入口处等候着。两分钟后她从咖啡屋里出来，匆忙地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她和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是她没走错方向。她走到街角的出租车那里，上了车。
　　我的车停在了相对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尽管如此我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柏林旅馆附近。我找不到停车场，必须花很长时间到火车站的停车场里找车位。在联邦铁路大楼里我找了个没人占用的电话亭，往柏林旅馆打了个电话。
　　“您好，我叫马腾斯，请问杨德罗施女士到您的旅馆了吗？我想和她谈话。我们之前定了个谈话时间。”
　　“您说的这位女士刚刚抵达，正在去她房间的路上，您可以过一会儿打电话给她。”
　　“好的，非常感谢，我稍后再打过去。”
　　我必须再忍耐十分钟的时间，她现在已经租了房间，绝对不会从我眼前消失。
　　“但最好不要等太长时间。”我这样想到。
　　“请问我能和杨德罗施女士讲话吗？”
　　“好的，我这就为您连线她。”
　　“喂，您是哪一位？”此刻，电话里她的声音听起来很不安，是非常不安。
　　“是我，您在哪个房间呢？”
　　“215。”
　　“215？好的，我马上就过去。请您通知前台的女接待员，说您的侄子马腾斯马上就要来拜访您。您想让我直接到房间里来。”
　　我挂上电话，跑向旅馆。在这种事情上我不需要事先有任何演练就能做到，这着实让我感到吃惊。
　　旅馆那边完全没有问题，前台的女接待员为我引路，并预祝我度过愉快的一天。
　　到了二层楼，我用力敲215房门，门立刻就打开了，但她想迅速把门再关上，以至于我差点被夹在门缝里。这就避免了我被周围的什么人看见。
　　她在屋里一直待到现在什么也没做，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