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宫-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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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蒂在东京度过童年，她就读于美国学校，这说明了何以她的英语流畅无瑕。身为特权阶级，她拥有多种享受：芭蕾课程、美式圣诞节、私家轿车接送。虽然如此，她的童年很寂寞。她比最年轻的同父异母姊姊小十岁，一个住在瑞士的银行家哥哥，大她整整三十岁。更糟的是，她母亲二姨太的地位，让她在家庭阶级制度里与仆役无异。六十四岁的元配和五十二岁的大姨太，十分忌妒凯蒂年轻美丽的母亲，她们用尽一切手段来削弱她在家中的地位。正如凯蒂向济马的解释一样，那就像生活在中国皇宫里，敌对斗争、派系倾轧、阴谋陷害、无声圈套、虚假笑容等如影随形。将军自己鲜少露面。公务不缠身时，他便把时间花在各个声名狼藉的年轻女子身上。东京遍地诱惑，这类混迹脂粉的机会取之不尽。他后来包养了一个情妇，为她准备高级的寓所，花大笔银子讨她欢心：砸钱买衣服、珠宝、最后是跑车。但这些终究不够，连痛得要命、所费不赀的性能力治疗也扭转不了情势。那位情妇开始移情别恋，有天晚上将军出其不意地走进金屋，却发现她躺在一个年纪比他小的男人怀里。接踵而来的打斗惨烈：尖叫声、锐利的指甲、血迹斑斑的破衬衫。那是一个蠢老头最后的人生假象。将军回到家，把扯烂的衬衫挂在自己房中，贴了一张纸片在衣服上，纸上写着事件发生的日期：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四日。在他有生之年，他就让衣服这样挂着，把它当成纪念碑，独自回味坍塌的虚荣浮华。
月宫 3（6）
后来凯蒂的母亲过世，但济马不清楚是何原因或状况。那时将军已年逾八十，体力渐衰，他突然对小女儿大发父爱，安排她到美国的寄宿学校就读。凯蒂到麻州进入私立费尔汀高中就读一年级时，刚满十四岁。照她的个性，她很快就融入环境，为自己找到适当的定位。她演戏跳舞交朋友，努力读书获得好成绩。待到第四年时，她明白自己再也不会回日本去。也不会再回台湾或是其他地方。美国变成她的国家，她用继承来的小额遗产支付茱利亚音乐学院的学费，并搬到纽约来住。她已经在这城市住了一年，现在刚开始第二年的课程。
“听起来似曾相识，对吧？”济马问道。
“似曾相识？”我说：“那是我听过最有异国情调的故事之一。”
“那只是表面而已。撇开一些地方色彩，其余的跟我所知其他人的遭遇几乎一模一样。当然啦，还要加加减减一些细节。”
“嗯，好吧，我懂你意思了。暴风雨中的孤儿，诸如此类的。”
“完全正确。”
我停了一会儿想想济马说的事。“我想是有些相似之处。”我最后说道：“但你真认为她说的是真的？”
“我无法证实。不过基于到目前为止我对她的认识，如果不是真的，我一定会很震惊。”
我啜了一口啤酒点点头。很久以后，在我更了解凯蒂的为人后，我才知道她从不说谎。
跟济马同住愈久，我愈不自在。他替我支付休养身体所需的费用，虽然他从未抱怨过，但我知道他的经济状况其实不很稳，这样无法再持续多久。济马从纽泽西的家里得到一些帮助，但基本上他得赚钱养活自己。大概是同一个月的二十号吧，他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学校提供助学金请他来念──学费全免再加上两千块的津贴──就算这笔钱在当时算是丰厚，也不够一年的开销。但他还是继续照顾我，无怨无悔地逐渐掏空微薄的存款。济马会这么慷慨大方，除了纯粹的利他主义外，一定还有什么理由。回溯我们仍是室友的第一年，总觉得他有点受我威胁，被我完全愚蠢的行为给压制住，可以这么说吧。现在我为生活所逼，也许他觉得这是个取得优势的机会，调整双方友谊内部平衡的时候。我怀疑济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点，但现在他跟我说话的时候，声音里头不知不觉地流露出尖锐的优越感，很难不去察觉他从取笑我当中所获得的快感。我有点厌烦，但也没动怒。我那时的自我评价滑落到谷底，暗地里欣然接受他的烦扰，把它当成一种制裁、一种罪有应得的惩罚。
济马个头小、身体结实、头发黝黑鬈曲，一副从容正直的样子。他戴着金属框眼镜，这在当时很流行，刚蓄的胡须让他看来像个年轻的犹太教士。我在哥伦比亚所认识的大学生里头，他是最有才气最勤恳的一个，要是他能坚持下去的话，绝对具备成为优秀学者的潜力。我们对那种晦涩难懂没人记得的书有相同的热情（莱克福隆的《卡珊卓》、乔丹诺·布鲁诺的哲学对话、约瑟夫·朱伯特的笔记，这里只提出几个我们一块发现的东西），但我只有狂热，而且是分散在这些作品上，而济马却是周密完善、有条有理，专注的程度常令我惊讶。尽管如此，他并未因自身的评论天赋而沾沾自喜，反倒把它们当成次要的事。济马对生命的主要关注在于诗的创作，他花大量的精力时间在上头，仔细地推敲每个字，好像世界的命运就维系于他所勉力维持的平衡一样──当然，这是惟一合理的办法。在许多方面，济马的诗正如同他自己的身体：紧密结实、连绵紧凑、羞怯腼腆。他的意念绵密交织，我常难以领会其中的深意。但我还是很佩服那些诗的奇特以及语言文字坚若盘石的质地。济马信任我的意见，而每当他问的时候，我也总是尽可能地坦率并给予鼓励，但觉得不对劲的时候也不会客气。我自个儿是没什么文学抱负，这就让一切比较简单。如果我批评了他的作品，他很清楚这不是由于我们之间不曾挑明的竞赛。
月宫 3（7）
他过去两三年来都跟同一个人在谈恋爱，对方叫做安娜·布隆或布农，我不确定是怎么拼。她住在纽泽西市郊济马家的对面，跟他妹同年级，也就是说比济马小上好几岁。我只见过她一两次，她是个娇小的黑发女子，脸蛋满漂亮的，看起来精神奕奕、很有活力，我觉得她对济马这种认真的个性来说，也许太难掌握了。夏初，她突然飞去找在异国担任记者的哥哥威廉。从那时起就音讯全无──没有信，没有明信片，什么都没有。几个礼拜过去，他对这种缄默越来越感到绝望。他每天都到楼下看看信箱，用这个仪式开始每一天的生活，而进出大楼也一定会去开关那个空荡荡的信箱。连清晨两三点，这种根本不可能有信送来的时间也一样。但济马无力抗拒这种诱惑。很多次我们两个在街角的白马酒馆喝啤酒喝到半醉回家时，我就会亲眼目睹那番痛苦的景象，我的朋友摸索着信箱的钥匙，盲目地伸手探寻不存在的东西。也许那正是济马何以能容忍我待在他家这么久的原因吧。撇开别的不谈，我是个可以聊天转移注意力的对象，是个古怪又难以捉摸的有趣慰藉。
不过，我仍是他经济上的负担。他愈不提这事，我感觉就愈糟。我打算等身体够强壮时就出去找工作（任何工作，什么都没关系），开始偿还他花在我身上的钱。虽然无法解决另觅住处的问题，但起码我说服济马让我睡地板，他自己则回床上去睡。换房后几天，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课开始了。开学第一个礼拜的某天晚上，他拿了一大包文件回来，郑重地宣布他一个在法文系的朋友接了急件翻译，现在才发现自己没时间做。济马问她愿不愿意把工作转包给他，对方同意。那些手稿就是这样来的，那是冗长乏味的档案文件，约有一百来页，都在讨论纽约法国领事馆的架构重组。济马一提到这个，我就明白自己派上用场的机会到了。我法文跟他一样好，我这么跟他解释，既然目前我没什么重任在身，何不把翻译交给我呢？济马反对，但我已经料到他会有这种反应，所以我逐步瓦解他的防线。我想结清我们两个之间的帐，我说，而这份工作是最快最实际的办法。我会把钱给他，有两三百块吧，那这么一来我们就扯平了。最后这个理由终于说服了他。济马喜欢扮演殉道者的角色，不过一旦他明白我的心理健康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时，他立刻就退让。
“好吧。”他说：“如果你觉得这么重要的话，我想钱可以平分。”
“不。”我说：“你还是不懂。钱全数都归你。不然这一切没有意义。每分钱都要给你。”
我得到我想要的，几个月来头一次觉得人生又有了目标。济马早早就到哥伦比亚去上课，其余时间我可以自由使用各种设备，坐在他书桌前心无旁骛的工作。原稿的文笔很差，净是官样文章废话连篇，但愈麻烦我反而觉得这项任务愈有挑战性，我非从那些断章取义的拙劣字句里，找出一点象样的意义不可。这工作的困难度正好激励了我。要是这个翻译再容易一点，我就不会觉得在为过去的错误做适当的赎罪。就某项意义而言，这个计划的一无是处正是其价值所在。我觉得自己像是被判锁上手铐、脚链做苦工的犯人。我的工作是用大锤子把大石头敲成小石头，再把小石头敲成更小的石头。这份工作没什么目标可言。但其实我不关心会有什么成果。工作本身就是结果，我要献身工作，决心当个模范受刑人。
天气晴朗的日子里，我有时会到邻区闲晃，让头脑清静一下。现在是十月，纽约一年里头最棒的月份，而我喜欢研究初秋的光线，观察它斜斜落在砖造大楼上所呈现的清新澄明。夏天已逝，冬天仍远，我品味着炎热和寒冷之间的平衡。那些日子到过的每个地方，都在谈大都会队。那是所有人都想着同一件事的稀有时刻之一。每个人都随身携带晶体管收音机收听比赛，人群聚集在电器用品店的橱窗前，看着无声电视里的画面，欢呼声从街角酒吧、公寓窗户、不知名的屋顶中迸出。先是季后赛的亚特兰大，接着是世界大赛的巴尔的摩。十月的八场比赛，大都会只输了一场，当冒险落幕后，纽约又来一场彩带游行，这次的规模甚至远远超越了两个月前为航天员所举办的疯狂游行。那一天有超过五百吨的纸片落在街道上，这项纪录到现在还没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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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在艾宾顿广场吃午餐，那个小公园在济马家的东边，有一个半街区远。那里有为儿童设计的简易游乐设施。稿子里头都是死气沉沉的语言，身旁则是横冲直撞、尖声大叫的小孩子，脸上满是热切兴奋、不顾一切的神情，我喜欢这样的对比。我发现这有助于注意力的集中，所以偶尔会带工作过去坐在吵闹的地方翻译。结果就是在那个十月中旬的某天下午，我终于再见到吴凯蒂。那时我正在跟一个棘手的段落缠斗，等到她在我坐的长椅上坐下时，我才留意到她。济马在酒吧对我说过那番话后，这是我头一次见到她，而相遇的那份偶然使我卸下了防备。过去几个礼拜我一直在揣摩，再见面时该说些什么漂亮的话，现在她活生生就在我面前，我却连一个字也说不出口。
“哈啰，作家先生。”她说：“真高兴看到你又能起来走走。”
她这次戴着太阳眼镜，涂着亮红的唇膏。因为她的眼睛藏在太阳眼镜后面，我只能克制自己不去注视她的双唇。
“我不是真的在写东西。”我说：“只是翻译，赚点小钱而已。”
“我知道。我昨天碰到戴维，他都跟我说了。”
渐渐地，我发现自己在谈话中变得比较不拘谨。凯蒂有种天赋能让人卸下心防，很容易就认同她，对她的存在感到自在。很久以前维克托舅舅曾告诉我，一场谈话就像跟对方玩投接球一样。一个好的伙伴会把球直接投入你的手套里，让你漏接不了；换他接球时，他会接住你投给他的任何一球，就算是丢歪了或丢太轻也没关系。那正是凯蒂在做的事。她不断地把直线慢速球丢进我手套里，换我把球投回去时，她就会想尽办法接住球，连防区最远的地方也不放过：跳起来接杀划过头顶的球，敏捷地扑左窜右，向前疾冲翻滚，轻轻地接住球。不只如此，她的技巧高明到让我觉得自己是故意丢烂球过去的，好像我惟一的目的就是让游戏变得更引人发噱。她让我看起来比实际情况还要好，增强了我的信心，也因此让她比较能掌握我投去的球。换句话说，我是开始跟她说话而不再只是自言自语，这种快乐比我长久以来所经历的任何事都要大。
我们继续在十月的阳光下说话，我开始想办法要延长这场谈话。我太兴奋太高兴了，不想让它结束，但凯蒂带着一个侧背包，袋口露出了一些舞蹈用品──紧身衣的袖子、运动衫的领子、毛巾的一角──让我很担心她就要离开去赶赴下一场约。空气中微有凉意，坐在长椅上谈了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