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说客-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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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推开车门，哇地一声把胃里的东西全吐在旁边一辆汽车的车身上。没有人听见我呕吐的声音。我抹了抹嘴，悄悄走进人丛。“他最后终于把她打死了。”我听见有人这样说。警察进进出出，川流不息。我站在离公寓50英尺之外的地方，在人群的海洋中毫不显眼。警察在房子的门外用黄色胶带拉了一圈隔离线。每隔几秒钟就从公寓窗户里透出照相机发出的闪光。
我们等着。我必须见她，但又无能为力。这时，人群中又传出了一个消息。这一次的消息准确无误；他死了。而且他们认为，是她杀的。我非常仔细地听着人们的议论，因为万一有人在听到大声狂吼和高声尖叫以后不久就看到一个陌生人走出那个公寓，那么我必须心中有数。我耳朵竖得高高的在人群中慢慢地走动，结果却什么也没有听到。我后退几步离开人群，几秒钟后在一堆灌木后面又吐了一次。
公寓门口出现了一阵忙乱。一个急救人员拉着担架床倒退着出了公寓。尸体装在一只银灰色的口袋中。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担架拉到小面包旁边，装上车开往验尸所。过了几分钟，两名警察押着凯莉出现在门口。她显得瘦小，惊慌，幸好没有带手铐。她已经设法换过衣服，如今穿着牛仔裤和一件派克大衣。
他们把她押上一辆巡逻车，在后排坐定后，警车便疾驰而去。我飞快走向我的沃尔沃，开足马力驶向警察署。
我对坐在前台的警官说，我是一位律师，我的委托人刚才被捕，我坚持要在她接受审问时在场和她在一起。我的话句句铿锵有力。他不知给谁挂了个电话，从里面走出一位警官，把我带到二楼的一间审讯室，凯莉正独自一人坐在里面。一位名叫斯莫瑟顿的嗜血成性的侦探，在透过一扇单向玻璃窗监视着她。我递上一张名片，伸出一只手，可他懒得和我握。
“你们这种人脚头真快不是？”他用明显的轻蔑口吻说。
“她打了911报警电话后，就立刻给我打了电话。你们发现了什么情况？”
我和警官都在望着她。她坐在一块长桌的一头，用纸巾抹着眼泪。
斯莫瑟顿一边盘算应该告诉我些什么，一边咕咕哝哝地说：“发现她男人死在地板上。颅骨断裂，像是用棒球棍干的。她讲得很少，只是告诉我们他们就要离婚，她溜回家取衣服，他发现了她，于是两个人就开始干仗。他喝得醉醺醺的，她不知怎么一把抓到了棒球棍，于是他现在就躺在停尸所里。她离婚的案子是你办的？”
“对。我会给你一份起诉状的。法官上周还下令禁止他靠近她呢。这几年他一直殴打她。”
“她身上的伤我们已经看到了。我想问她几个问题，行吗？”
“当然。”我们一道走进审讯室。凯莉看见我吃了一惊，但马上就装得冷冷的，不动声色。我们像律师和委托人那样礼节性地拥抱了对方。这时又进来一位名叫哈姆雷特的便衣侦探，他带着一只录音机，来协助斯莫瑟顿进行审讯。我当然无从反对。但他一打开录音机，我立即采取主动。“我郑重声明：我叫鲁迪·贝勒，是凯莉·赖考的律师。今天是1993年2月15日，星期一。此刻我们在孟菲斯市区中央警察署。我来到这儿，是因为在今晚7时45分左右，我接到了我的委托人的一个电话。她刚刚打过911报警电话，向警方报告说她认为她丈夫已经死了。”
我讲完朝斯莫瑟顿点了点头，意思是说现在该他了。他恶狠狠地望着我，仿佛想要一把将我卡死。警察总是讨厌辩护律师，可此时此刻我才管不了那么多。
斯莫瑟顿从凯莉和克利夫的基本情况入手，提了一大堆问题：出生日期，婚姻状况，就业情况，有无儿女，等等，等等。她的目光有点心不在焉，但回答得十分耐心。她脸上的肿块已经消散，但左眼依然青紫，眉头上还扎着绷带，人已经吓得半死。
她对所受的虐待，描述得十分详尽，足以使我们3个男子汉听了不寒而栗。斯莫瑟顿叫哈姆雷特拿来了克利夫殴打妻子3次被捕的案卷。她谈着没有留下任何文件或记录的那几次毒打，谈着他用棒球棍把她脚踝打裂的暴行。在他不想打断她的骨骼时，有好多次他干脆对她拳打脚踢。
她谈了最后那一次殴打，以及她如何打定主意离家出走，最后又是如何决心提出离婚申诉。她说的全是真话，因而极其可信。使我感到担心的，是她即将说出的谎言。
“你今晚为何回家？”斯莫瑟顿问。
“取衣服。我确信他不会在家。”
“过去几天你住在何处？”
“住在受虐待妇女庇护所里。”
“叫什么名字？”
“我不想说。”
“在孟菲斯城里吗？”
“是的。”
“你今天晚上是怎么回到公寓的？”
这个问题使我的心脏顿时停止了跳动，但她已是胸有成竹。“我开自己的车。”她说。
“什么样的车？”
“大众。”
“现在车在何处？”
“在我的公寓外面的停车场上。”
“我们可以瞧一瞧吗？”
“那必须在我先瞧过以后。”我说。我这时才突然记起，我在这儿的身份是律师，而不是同谋犯。
斯莫瑟顿摇摇头。满脸杀气。
“你是如何进入公寓的？”
“用我的钥匙开的门。”
“进去后你干了些什么？”
“走进卧室收拾衣服。我装了三四个枕头套，搬进小房问。”
“在赖考先生到家以前，你在那里呆了多久？”
“10分钟左右。”
“他回来后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我插嘴道：“这个问题她现在不能回答。我必须先和她谈一下，了解一下情况。你的盘问到此为止吧。”我伸过手去，关掉了录音机。斯莫瑟顿翻阅着笔记，强行压下那随时都可以爆发的火气。哈姆雷特这时已取来了打印机打出的资料，两人一起开始研究。我和凯莉相互不理不睬，可在桌子底下，我们的脚却在交流着感情。
斯莫瑟顿在纸上写了几个字，把它交给我。“本案是一件杀人案，但我们将移交检察署家庭虐待科处理。那里的负责人是摩根·威尔逊女士。她负责办理我们移交的案子。”
“可你们拘留她有这个必要吗？”
“我别无选择。我决不能放她走。”
“什么罪名？”
“过失杀人。”
“你可以把她交给我监管嘛。”
“不行，”他愤怒地说。“你是哪一门的律师？”
“那么就让她具结释放。”
“不行，”他说着，不快地望着哈姆雷特微微一笑。“我们手上有条人命呐。交多少保释金要法官才能决定，我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侦探而已。”
“我要进监牢？”凯莉问。
“我们没有办法，太太，”斯莫瑟顿说，一下子突然变得和气了。“如果你的这位律师称职的话，他明儿就可以把你弄出去。当然，你要交得起保释金。我可不能想放你就放你呀。”
我把手伸了过去，握住她的手。“就这样吧，凯莉。我保证明天尽早把你保出来。”她立即点点头，咬紧牙齿，尽量使自己表现得坚强。
“你能不能让她住个单人监房？”我问斯莫瑟顿。
“嘿，你这个笨蛋，监狱可是我开的？你有更好的法子嘛，你可去找监狱看守谈谈嘛。他们倒是挺乐意听听你这种律师的意见呢。”
别向我挑衅，伙计。我今天晚上可是已经砸碎一个脑壳啦。我们恶狠狠地瞪着对方。“谢谢。”我说。
“不客气。”他和哈姆雷特把椅子向后一踢，向门口咔咔地大步走去。“你可再呆5分钟，”他回过头来说。他们砰的一声带上门。
“一动都别动，”我小声说。“他们在那个窗子外面监视我们呢。而且这里可能装了窃听器，说话要当心点儿。”
她什么也没有说。
我继续扮演着律师的角色。“发生了这样的事，我很遗憾。”我局促地说。
“过失杀人是什么意思？”
“意思很复杂，但基本的意思是：杀了人，可不是有意的。”
“我在牢里可能要关多久？”
“那先要判决你有罪呀。而这是决不会发生的。”
“保证？”
“我保证。你吓坏了吧？”
她小心翼翼地擦着眼睛，想了很久。“他家里人很多，而且个个都跟他一样贪杯，一样凶暴。我对他们怕得要命。”
我无言以对。我对他们同样怕得要命。
“他们不会逼我去参加葬礼吧？”
“不会的。”
“好。”
警察在几分钟后回来把她带走，这一次他们给她上了手铐。我注视着他们带着她沿着走廊走去，在一个电梯口停下。凯莉使劲绕开了一个警察，回头向我投来最后的一瞥。我挥挥手，她进了电梯。
……
52
在你谋杀一个人的时候，你会犯25个错误。如果你能想得出10个，那你就是一位天才。至少我看过的一部电影是这么说的。克利夫的死，其实并非谋杀，而是行使自卫权利的结果，但我们当时犯下的错误，现在却开始显得越来越多。
我在办公室里绕着写字台踱步，桌子上整整齐齐摆满了一摞摞标准的黄纸。我已把我记得的一切全部用图绘出：那座公寓、尸体、衣服、手枪、棒球棍、空啤酒罐，等等等等。我还画出了停车场上我的汽车、她的汽车和他的卡车停放的位置。我猜想我在公寓里只待了不到15分钟，可是把这一切写在纸上却像一部薄薄的长篇小说。在房子外面能听到多少声尖叫和狂吼？我想不会超过4声。有几位邻居看见过一个陌生人在尖叫后立即走出公寓？天知道。
这就是天字第一号错误，我想。我不应该那么快就走出公寓。我应该在里面等上10分钟左右，看看邻居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然后再悄悄地隐没在黑暗之中。
也许我当时应该报警，向警方说明真相。凯莉和我完全有权进入那幢公寓。在我们以为他在球场上参加比赛的那个时刻，他显然是埋伏在公寓附近的一个地方。我有这个权利对他进行反击，解除他的武装，用他自己的武器打击他。陪审员们考虑到他那残暴的个性和他以往的记录，是决不会裁定我有罪的。更何况在场的那唯一证人，又会百分之百地站在我的一边呢。
所以，我干吗不呆在那里呢？一个原因是，她在催我赶快跑走；而这在当时不啻是最佳的行动方案。在短短的15秒时间之内，你从一个被人野蛮袭击的受害者，变成了一个杀人者，在这样的关头，你怎么可能进行理性的思考呢？
第二个错误是与她的那辆车有关的谎言。我离开警察署之后，曾驱车经过停车场。我看到了她那辆大众牌小车和他那辆四轮轻型货车。假如有谁告诉警方她的车已经几天没有动过，那么她说的那个谎就会露馅。
而且，万一克利夫和他的某个球友，乘她待在庇护所的当儿，故意弄坏了她的那辆车，而这个朋友现在跑出来向警察报告，那将会多么糟糕？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在过去几个小时当中，我想起的最大错误莫过于凯莉打电话的那个谎；她在打过911报警电话之后，跟我通过话。我就是以此为借口，那么快就出现在警察署的。但这个谎说得愚蠢至极，令人难以相信。因为我们手上并无通话的录音，警察若是核查一下电话记录，我就会遇到严重的麻烦。
随着时间的过去，我又发现了其他一些错误。幸好大多是惊慌失措造成的结果，在拍纸簿上涂涂画画，进行了仔细分析以后，大多还能自圆其说。
我让戴克睡到清晨5点，才把他唤醒。1小时后，他带着热气腾腾的咖啡，赶到了办公室。我从我的角度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他听后最初的反应使我非常高兴。“管他什么样的陪审团，都不会判她有罪的。”他毫不怀疑地说。
“判决是一回事，”我说。“把她从监狱里搞出来又是另一回事。”
我们拟定了一个计划。我需要一些文件：拘捕报告，法庭档案，医疗记录和他们第一次离婚起诉的诉状。戴克满口答应，保证立即去搞到手。7点钟，他出去又买了一杯咖啡和一份报纸。
消息登在市内新闻栏的第三版上，只有短短的3段文字，没有配发死者的照片。这件事出在昨天深夜，记者来不及大书特书。标题是：《夫亡妻捕》。这样的事在孟菲斯每月平均有3起，如果我不是有心寻找，这一消息决不会引起我的注意。
我拨通了布齐的电话，把他从沉睡中唤醒。他是个夜游神，离了3次婚的单身汉，酒吧不关门决不归家。我告诉他说他那个朋友克利夫·赖考已经突然归天，这消息似乎使他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