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说客-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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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大发出了一阵软弱无力的嘟嘟声。是布鲁索打电话检查来啦。运气怎么样？不咋的，我说，一边望着餐厅另一头坐在轮椅上比着伤势的那两个歪脑袋斜脖子的伤员。他说他和警察局的头儿已经谈过，情况看来很不错。他相信警察会寻找别的线索，查找别的嫌疑犯的。祝你钓鱼开心！他哈哈一笑便挂断电话。他准是要去尤吉酒家，和普林斯一起灌下几杯烈酒。
我又复习了1个小时，然后就离开餐厅，去8楼看丹·范·兰德尔。他依然在忍受着疼痛的折磨，但并不反对和我交谈。我把已经和对方的保险公司接触，对方投保数额很大这一好消息告诉了他。我用戴克前不久对我说的话向他解释道，他的案子一应条件齐备：责任明确（对方不折不扣是酒后开车），保险数额巨大，而且伤得很妙。所谓伤得很妙是指那些断了的骨头，有可能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发展成“永久性骨折”这种奇妙的状态。
丹吃力而又高兴地笑了笑。他已经在计算可以得到多少赔偿费啦。可是这个馅饼怎么个分法，他还有得和布鲁索讨价还价呢。
我跟他说了再见，答应明天再来探视。我已经奉命常驻医院，我有足够的条件探望我所有的客户，向他们提供服务。
我回到餐厅，在原来那个角落重新坐下。这时，餐厅里又已经挤满了顾客。方才去8楼时我摊在桌上的书没有收起来，其中一本有着一个十分显眼的名字：《伊尔顿法律评论》，引起了坐在隔壁桌上的几位年轻医生的注意。在我落座时，他们都用怀疑的目光打量我，而且都不约而同地闭上嘴，因而我明白他们已详细地讨论过我的书。他们不久就离开了餐厅。我又要了咖啡，在令人叹为观止的联邦审讯程序中遨游。
餐厅里的顾客只剩下最后的几个。我喝着脱去咖啡因的咖啡。在过去4个小时中，我居然读完这么多材料，连自己也颇为惊讶。9时45分，布鲁索又打来一次电话。听声音他好像在某家酒吧。他要我明晨9时去他办公室，讨论一个法律观点；他手上那件贩毒案本月开庭时，他需要加以阐述。我准到，我说。
假如我的律师一边在脱衣舞俱乐部饮酒作乐，一边却在考虑为我辩护时使用的法律理论依据，我知道了一定会大为生气。
但布鲁索是我的老板。
10点钟，餐厅里只剩下寡人一个。这家自助餐厅通宵营业，所以收银员对我的在场并不在意。我正沉浸在对需要高度语言技巧的审判前会谈的描述中，突然听见一位青年妇女动听悦耳的喷嚏声。抬头一看，原来在离我两张桌子的地方，有位病人坐在轮椅上。这时，除了我，她是餐厅唯一的客人。她直伸着的右腿，从膝盖以下都打着石膏。根据我对石膏的一知半解，从她脚上石膏的颜色可以看出，她的腿用石膏固定是最近的事。
她非常年轻，而且极其漂亮。我忍不住盯了她几秒钟，才把目光转回到笔记上，但过了不一会，却又不由自主地抬头瞪着她，而且这一次看的时间更长。她头发乌黑，蓬蓬松松地披在肩上。栗色的眼睛泪水盈盈，五官端正，轮廓鲜明，但左下颌明显地又青又肿，这通常是一只卑劣的拳头留下的伤痕。一件医院里标准的白色长袍，罩着她那几乎是脆弱的身体。
一位穿着粉红茄克的老人，把一只装了橙子汁的塑料杯轻轻放在她面前的桌子上。有许多善良的人在圣彼得医院义务劳动，这位老人便是其中之一。“喝一点吧，凯莉。”他说话的口气像一个无可挑剔的老祖父。
“谢谢。”她嫣然一笑。
“你说30分钟？”他问。
她点点头，咬着下唇。“30分钟。”她对他说。
“还要我做什么吗？”
“没有了，谢谢你。”
他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离开了餐厅。
又只剩下我们俩。我竭力不去看她，但欲罢不能。眼睛盯著书本不过一小会儿，就再也无法克制，又慢慢抬了起来，直到可以看清她为止。她朝着的方向与我并非面面相对，而是几乎成一个90度的直角。她用双手端起饮料，我看见她的两只手腕都绑着绷带。到目前为止，她还没看见我。事实上，我已经意识到，即使这餐厅里挤满了人，她也会视而不见的。此刻的凯莉，正处于她那小小的与世隔绝的世界之中。
好像是断了一只踝关节。她脸上乌青的肿块，尽管看不见一个伤口，但可以满足戴克的一大堆要求。两只手腕受的伤却令人迷惑不解。她虽然如此美貌，我却不为所动，不想去练一下寻根刨底的技巧。她看上去如此悲伤，我怎能去加深她的不幸？她的左手无名指带着一个薄薄的结婚戒指，而她的年纪绝不可能超过18岁。我尽力克制。至少有5分钟之久，两只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书本，但我仍旧可以看见她在用一块纸巾揩着眼睛。她的头微微偏在右边，她的泪水一颗一颗向下滴。她在无声抽泣。
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些眼泪与她那断了的踝关节引起的疼痛无关。使她哭泣的不是肉体的伤痛。
我那蹩脚律师的想象力在天马行空。或许是发生了一次车祸，她的丈夫当场不幸亡故，而她只是受了伤。她年纪很轻，不可能有孩子，而娘家离此又很遥远，因此她才孤身一人坐在这里，为遇难的丈夫伤心哭泣。可能是个了不得的大案呐！
我用力摇摇头，甩掉这些可怕的想法，再次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到面前的书本上。她仍在不停地哽咽，无声地哭泣。几位客人来了又走，谁也没有留下来，坐到凯莉或者我的桌子旁。我喝光了咖啡，不声不响地从座椅上站了起来，径直从她面前走向柜台。我望着她，她望着我，我们的目光交汇在一起足足有一秒钟之久，我几乎撞倒了一把金属座椅。我用颤颤抖抖的手，付了咖啡的账，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停住脚步站在她的桌边。
她缓缓地抬起那双美丽的泪光闪闪的眼睛。我屏住气说：“呃，我并不是一个喜欢管闲事的人，但是我能为你效劳吗？你疼吗？”我用头指指她上着石膏的腿，问道。
“不，”她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接着是扣人心弦的微微一笑。“但是，还是要谢谢你。”
“不客气，”我说。我望着距离将近20英尺的我坐的那张桌子。“我在那边复习，准备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如果你需要什么的话。”我耸耸肩，仿佛是说：我不知道该为你做点什么，但尽管我是个笨蛋，我还是个乐于助人的好心人，所以如果我越出了界限，还得请你多多原谅。但是我关心你，而且随时都可以召之即来。
“谢谢。”她又说了一声。
我回到了座位上。现在我已明确地告诉了她，我正在啃着厚厚的书本，希望不久之后能置身于一种高贵的行业，目前算得上半个律师。她也肯定对我有了一点模模糊糊的印象。我于是心安理得地一头埋进书本，不再记挂她正受着的煎熬。
几分钟过去了。我在翻过一页时朝她看了看，她也正在看着我。我的心脏停止跳动足有一秒钟。我低下头，对她不看不想不理不睬，直到最后实在憋不住，才又抬眼望去：她已再次深深陷入痛苦的泥潭。她紧捏着餐巾，泪水沿着面颊一串一串往下流。
看着她这样伤心，我心如刀绞。我真想坐在她的身边，用手搂着她，和她谈谈心。假如她已经结婚，那她丈夫跑到哪儿去啦？她的眼睛朝我这边凝望，但我想她并没有看见我。
她那位穿粉红茄克的随从在10时30分准时来到，她立即努力使自己恢复平静。他轻轻拍着她的头，说了几句我无法听见的安慰话，温存地转过轮椅。她离开餐厅时，毫不掩饰地久久地凝视着我，投给我一个长长的含泪的微笑。
我很想跟在轮椅后面走一段，摸清她的病房位于何处。但我控制住了自己。后来，我又想去找那个穿粉红茄克的老人，迫使他把详细情况原原本本告诉我。但我还是没有去。我要想法忘记她。她只是个大孩子而已。
我在第二天晚上来到餐厅，又坐到同一张桌子旁。我听着同样匆匆忙忙的人群在用同样急促的声音叽叽喳喳闲聊。我看望了范·兰德尔夫妇，并且应付了他们许许多多的问题。我冷眼旁观别的鲨鱼在这混浊的水域中争食。我对几个等着被人欺骗的明显的潜在委托人视而不见。我接连几小时埋头学习。我学得非常专注，学习欲望从来没有如此强烈。
但我并没有忘掉墙上的挂钟。快到10点钟，我就再也无法保持平静，两只眼睛开始东张西望。我竭力让自己保持冷静，继续苦读，可是只要有人踏进餐厅，我就会身不由己地从椅子上蹦起来。一张桌上有两名护士正在用餐，另一张桌上一个孤独的技术员正在读着一本书。
10时过5分，她终于出现在餐厅。那同一个老人轻轻推着轮椅，把她送到她指定的地点。她挑了昨天坐的那张桌，在他为她摆好椅子的当儿，对我嫣然一笑。“橙汁。”她说。她的头发还是和昨天一样往后梳，但是，假如我没有看错的话，她今天抹了一点睫毛膏，画了一点眼线，而且还搽了一点淡红的口红，那效果真令人吃惊。昨儿晚上，我没有注意到她脸上全然未施脂粉；今夜，只不过淡淡几笔，她竟然如此美貌绝伦，光彩夺目。她的眼睛像清澈的湖水，闪耀着幸福的光芒，没有一丝悲伤。
老人把橙汁放在她的面前，又说了一遍昨夜说过的话。“喝点儿吧，凯莉。你说30分钟？”
“45分钟吧。”她说。
“我听你的。”说完，他就从容离去。
她啜着橙汁，目光茫然地望着桌面。今天，我想念凯莉已经想了很久，早就决定了我的行动路线。我等了几分钟，装作没有看见她，只是胡乱地翻着《伊尔顿法律评论》，接着就慢慢站起来，仿佛是想喝杯咖啡，休息休息。我走到她桌旁说道：“你今天好多了。”
她显然是在等我开口说点儿诸如此类的话。“我感觉好多了，”她说，迷人地微微一笑，露出了那珍珠一般洁白无瑕的牙齿。她的脸真是艳丽，尽管有那块吓人的又青又紫的伤肿。
“我给你买点儿什么来，好吗？”
“我想喝可乐。这橙汁苦。”
“好的。”我说完掉头就走，激动得无法用语言形容。我在自动售货机上付了钱，拿了两大杯可乐，走回去放在她桌上，然后就神情慌乱地盯着她对面的一把椅子，一言不发。
“你请坐下。”她说。
“真的？”
“请坐吧。我跟护士们讲话都讲腻啦。”
我坐了下来，手肘搁在桌子上。“我叫鲁迪·贝勒，”我自我介绍说。“你是凯莉——”
“凯莉·赖考。认识你很高兴。”
“认识你很高兴。”在20英尺以外偷偷地看她便足以使我心旌摇荡，如今，仅仅隔着4英尺，可以放心大胆目不转睛地凝望着她，而且，这怎能不让我张口结舌，目瞪口呆？她那双温柔的栗色眼睛，不时调皮地闪闪发亮。她真是上帝的杰作！
“昨天晚上打扰你，很抱歉。”我说，迫不及待地想把谈话进行下去。我想了解的事情很多很多。
“你并没有打扰我呀。我出那样的洋相，才真应该感到抱歉呢。”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我问，好像她是个陌生的路人，而我倒是这里的主人。
“在病房里呆腻了。你呢？”
“复习功课，准备参加律师资格考试。这儿安静。”
“这么说你要当律师啰？”
“是的。几个星期前我从法学院毕了业，在一家事务所找了份工作。一通过资格考试，我就离开那里。”
她用吸管吸着可乐；在轮椅上动了动，马上痛得微微扭歪了脸。“伤得相当重，是不是？”我问，头朝她的腿点了点。
“我的脚踝很疼，医生在脚踝上钉了一根钉。”
“怎么出的事？”很显然，我接下来会问这个问题，而且我想她回答这个问题，一定是不费吹灰之力。
但是不然。她迟疑了一会，眼睛里立刻涌满了泪水。“在家里出了点事。”她说。这一模模糊糊的解释，仿佛事前排练过。
该死！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在家里出了点事？是她从楼梯上摔下来受的伤？
“哦，”我说，仿佛她已回答得一清二楚。她的两只手腕没有上石膏，而是绑着绷带，这使我很担心。看来不是骨折或扭伤，而可能是创口。
“说起来话太长。”她吸了一口可乐，眼睛看着别处喃喃地说。
“在这儿有多久啦？”我问。
“几天。医生要观察打进去的钉子有没有弯。要是弯了，还得再做一次手术。”她停了停，玩着手中的吸管。“在这个地方学习，不是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