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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道路与梦想-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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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玉米到了深圳100天后香港人仍然固执地“以鸽代鸡”,那我只有彻底认输。
  第一条万吨散装船在大连装载了7 000吨玉米,启程经渤海过黄海向南海驶过来。随着海轮距深圳的路程缩短,我也开始紧张起来,天天盯着报纸电视,“香港人啊,你们吃鸡啊吃鸡啊……”
  1983年的夏天,台风来得特别频繁。7 000吨玉米船却没有误期,按时抵达南海海域,并向珠江口进发。
  还没有香港人开始吃鸡的消息,7 000吨的玉米船却距离深圳越来越近。夜深人静,我在莫扎特《弥撒曲》声中默念:台风啊,南海的台风,你刮吧,刮吧,阻滞这条船,最好能把它打沉。反正船运合同保了自然灾害险。
  差两天,7 000吨船就要停靠蛇口赤湾码头了。香港报纸刊登了一条消息:之前的报道有误,饲料中不存在致癌物质。
  这消息如同及时雨!香港人再次开始享受吃白斩鸡、盐鸡的快乐!
  来到皇岗村,找到发仔,预订20台8吨翻斗卡车,装卸7 000吨玉米。
  来到赤湾港。我站在一个高台上。看着万吨巨轮耸立眼前,载重翻斗车一辆接一辆。起重门吊上的吊网一兜是8吨玉米包,轻轻抓起,滑轮滑动到停车的位置,一松网兜,100多包玉米落进翻斗,卡车启动,后面一辆轰隆隆补上位等待装包。向正大康地、远东金钱驶去的装载卡车队掀起尘烟滚滚。我双手叉腰仰望天空,天空是那么的蓝,云朵是那么的白……
  第二役,我不仅补回赔掉的钱,还赚了300多万元。
  

一箱钱岂能满足我?
1984年秋,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商品经济”首次写入了中央纲领性文件。
  展览中心的营业厅每天挤满了交款的购物客户,交款的工作台边也挤满了人。总经理的办公室同营业厅隔着一层通体玻璃隔墙,营业厅的情况一目了然。
  从通透的办公室中望出去,我却看到一个人穿着一身当时流行的猎装静静地站在旁边,似乎和排队的人没有任何关系。更让人好奇的是,他戴着一顶水獭毛的皮帽子,下面拴着带子,就如同电影中走出的人物。
  我让秘书将戴皮帽子的男子请进办公室。
  “您有何贵干?”
  “我想见总经理。”
  “我就是。有什么事情吗?”
  “想买投影机和录像机。”
  “哦,您戴皮帽子是……?”
  “引起你的注意啊。你看排队的有那么多人,啥时能轮到我?”
  就这样,我认识了陈宇光。按陈宇光的货单,我安排秘书给他办了提货手续。谈话之中得知,他还有两个弟弟宇安、宇建,公司位于成都,卖羊毛衫起家,后改为经营电器。
  随后,陈先生差不多每个礼拜来一次,带着一张十几万限额的支票,开过提货单便即刻赶到展销中心位于广州的仓库提货。
  一天,接近下班时间。一个男子跌跌撞撞走进销售展厅,头额还缠裹着绷带。我迎过去,却不想竟是陈宇光,绷带上滴渗着血痕、衣衫不整、狼狈不堪。
  我吃了一惊:“陈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从广州打的过来,在东莞车翻了,受了伤。到医院包扎了一下又租了一辆车赶过来。”
  “你这不是玩命嘛。休息好再赚钱,不至于休息两天生意就没了啊。”
  “我实话跟你说,我这儿是空手道,拿的是客户的钱,我应承说款到给货。如果不能马上到你这里拿到提货单,再返回广州仓库提货,我就露馅了。”
  “哦,明白了,我让秘书办手续……”
  一个星期之后,再次见到陈宇光,额头上的绷带换上了创可贴。
  我请吃饭。饭桌上,我问:“设备、机器在我的仓库里,客户怎会把支票交给你呢?”
  他露出狡黠的笑容:“呵呵,这还不简单,你的仓库就是我的仓库啊。”
  “……?”
  “我领着客户去看你展销中心的仓库。”
  “这又怎么样?”
  “嘿嘿,你们仓库负责提货的两个小女孩被我两包天府花生就搞熟了,再夸奖她们打扮得像模特,女孩经不起这么夸奖呀……你可不要批评她们,我告诉她们说,‘如果我领着客户看货,你们就问,‘陈老板,你这么多货什么时候取走啊。’呵呵,可不要批评她们。你王石还有虚荣心呢。何况小姑娘,呵呵……”
  我也笑了起来。这个勤快狡黠的狐狸!
  1985年春节,一天清早。门突然响了,“当、当……”
  谁会在这么早的时候拜年?
  打开门,是陈宇光,手上提着一个公文皮箱和一个塑料提兜。
  “这么早拜年?太太和女儿还在睡觉呢,轻点声……坐吧。”
  陈先生把皮箱平放到玻璃茶几上,“嗒、嗒”两声打开,10元一张,一捆捆整齐码好,簇新簇新的一箱钱。
  “今年做生意赚了30万,都是和贵公司做的,没有其他意思,表示一下心意。”
  “你了解我吗?”
  “我知道你对钱看得很轻。怕你误会,生意做完了才来表示心意。”
  我笑了:“我这个人志向很大,这一箱钱岂能满足我的欲望。”
  宇光愣住了,多少有点尴尬。按照他的逻辑,经营过程中送礼是免不了的,看仓库的还需要两包花生打点呢,更何况一家公司的总经理,看他的眼神,似乎是,“是不是嫌钱少了?”
  “误会啦。我的志趣在做一番事业。国营公司有国营公司的逻辑,私收生意关系上的礼品可就是受贿。我要是要钱的话,早就干个体了。和你合作不是要私下获取你的好处,你帮助我们销售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新的一年,我们继续合作。你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你受了伤也要赶到深圳换取货单,你看重的是经营中的信用,这也是我看重的。一诺千金!”
  他笑了,“这一袋里的冬虫夏草和天府花生留下来吧。”
  “冬虫夏草拿走,天府花生留下,免得拿去收买仓库提货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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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与老猫的游戏
1985年,国家对计划外外汇做了新的规定:冻结企业手中的外汇,国家银行以官价收购,企业银行里留存着同等数量的外汇额度,企业获得允许使用时再用官方的价格买回外汇。在冻结外汇时,展销中心的账户上还有800万美元,官方以1∶买回,批准使用时再按当时的官价赎回。这一严格得近似苛刻的外汇管理,使调汇成本上升,同时隐藏着人民币贬值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地下调汇市场异常活跃。
  一天晚餐时间。我正在海丰苑大厦一楼的一间理发店理发。
  躺在理发椅上,腮帮子涂满了肥皂沫,理发师手握亮闪闪的剃刀,仔细地为我刮着胡须。透过理发师脑袋和肩膀之间的空隙,我注视着高挂在墙壁上的电视屏幕。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新华社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同美元汇率贬值18%,从1美元兑元人民币贬值1美元兑元人民币。”哧喇,我觉的脖颈上如同被割了一刀!现在要赎回800万美元要用1∶汇价,仅此一项直接账面损失就有400万,而去年全年利润也就是500多万啊!
  外部环境变幻莫测,公司内部也出现了问题,这就是展销中心和深圳特区发展公司的矛盾。
  事情源于1984年夏天,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决定兴建高达米的特区发展大厦,钢结构、玻璃幕墙,由美国设计公司设计。投资贷款来自日本北海道拓殖银行。
  一年后,还款期到了,特发总部财务上却没有多少外汇。怎么办呢?财务告诉孙凯峰总经理,展销中心在中国银行里有800万美元额度。
  我被召进特发公司孙凯峰总经理办公室。
  “王石啊,这一段表现很不错,准备把你调到总公司当副总。你也知道发展大厦需付贷款的首期,你那800万额度先调拨给总公司吧。”孙总慢斯条理,控制着局面。
  “我要是不同意调呢?”我那意思是既不同意上调总部,也不同意无偿划拨800万美元额度。在展销中心困难的时候,将800万美元额度调走无疑是雪上加霜,我再“高升”离开,这公司的气数就尽了。
  “你不同意调拨有用吗?”孙总不动声色,“先把你调离,新上任老总第一件事就是划拨800万额度。”
  “只要我一天是法人代表,就一天不同意调拨外汇。”
  两个礼拜后,一纸通知到了我的手中,通知我参加深圳党校处级培训班第四期,为期一个月。我没有理会,公司正处在动荡之中:裁人后遗症、推销积压电器、融通外汇指标、银行贷款延期、广州、北京展销会。此时,我怎能离开?
  一个月过去了。又接到一个通知:参加深圳党校处级培训班第五期,为期一个月。我勉强去党校报到,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开学典礼。第三天开溜回到展销中心。
  我面对的是特发的一纸新任命:鉴于王石同志参加党校学习,撤销其展销中心经理职务,任命欣大同为展销中心经理。我没有再回党校学习,而是继续主持工作,新任命的老总也没有露头。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特发总办的彭国华把我和孙总的冲突形容为“老鼠同老猫的捉迷藏游戏”。
  为了防止再发生类似的变故,我找到张西甫商量对策。最后决定在科学仪器科的基础上创建新一代企业有限公司,由张西甫任总经理,王石兼副总经理。从行政上,展销中心归属新一代公司。这样,中心与特发总部就隔着特发贸易公司和新一代公司两个层次,有点“山高皇帝远”了。
  老鼠与老猫的游戏继续着。
  800万美元额度仍属展销中心。但中国银行获得特发公司的通知:不经特发的同意,下属的展销中心不得动用800万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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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最规范的企业
深圳现代科仪中心的名字只用了一年,更名为“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英文字母缩写MEC)。
  1988年3月1日,深圳市政府发出红头文件:赛格集团、城建开发集团、物资总公司、石化总公司等6家大型国营企业实行股份化。
  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全力以赴进行股份化筹备的推进。
  新成立的股份化筹备小组招聘了三位秀才:清华大学青年教师孙路、来自武汉的青年干部李杰和西南财大研究生冯佳。孙路负责文件起草和宣讲,李杰负责同各职能部门的联络协调,冯佳则扮演智囊及吸收社会资金。
  看着三位新鲜面孔围着我团团转,总部的老职员自然看不惯,销售部经理詹宏祥公开表示藐视:“别看他们忙活儿,赚钱还得靠销售部。”一些老职员在一起议论时,更干脆称三位秀才为“老板身边的三位‘公公’”。
  “我们在一线搞产业化,搞散件组装,搞融资,搞贸易推销,怎么突然冒出来三位‘公公’鼓唇弄舌,安的什么心?”员工对股份化改制的抵触情绪逐渐显现。
  作为国营公司,即使是特区新建立的企业,员工仍不愿放弃旱涝保收的“大锅饭”和“铁饭碗”。老员工推荐了詹宏祥、高建明为代表向我摊牌:“公司股份化改革完成了就不是终身制了,我们突然失去了靠山,要是被公司开除了不得上街要饭?干脆把这几年赚的钱分光,之后,你怎么做都行。”接着,在召集的老员工座谈会上,有人发出了“先于股改进行住宅私有化”的呼声。
  根据蛇口中华会计事务所的审计报告(截至1988年10月),万科净资产为1 300万元。
  其中住宅资产占了500万,如果把这部分资产分了,公司资产将缩小近1/2,不利于增资扩股。我自然不会妥协。
  通过轰炸式的宣讲、恳谈会等形式进行解释说服后,尽管仍旧有些老员工持不同看法,但大多数人还是愿意公司进行股改。
  在顾问公司香港新鸿基证券的指导下,公司反复酌协,经过17次修改,招股通函最终定稿。
  对招股通函上公司要遵循“规范、透明、守法”的条款,管理层进行了热烈的争论。遵守还是不遵守?多数认为:在不规范市场的现实下,大多数企业不规范,我们规范无疑束缚自己的手脚,死路一条,所以,不能一味书呆子气地对规范化动真格;作为少数派,我坚持:同过去决裂,走规范化的道路,可能有走不通的风险,但将来市场规范了,我们不仅能继续生存下去,还会处在一个制高点,走在前头成为标兵榜样。
  “我们最初靠贸易起家,在开放之初的深圳,搞贸易往往需要搞关系、倒批文,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公司要发展,成就一番事业,就不能再走老路,从现在开始就要规范。中国要进入市场经济,规范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我们力图按照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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