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煮楼市-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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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干脆把那本功法书打出来每天给他发，觉得练一练，对潘总也有好处。
3月1号，早上开机看到潘总的回复，“已经进仓两周了，现在是相对难熬的所谓‘极期’，有些障碍，也总在闯过。”
潘总说的进仓就是进隔离室，他现在白血球极低，几乎没有抵抗力，非常容易感染，即使在隔离室，保护隔离得相当好，仍然可能被感染，很危险。进仓后是长期大剂量放疗化疗清除体内的癌细胞。
一直等到下午，我才敢回复他，“看到您凌晨三点发的信，看来，夜不能寐。网上说放疗化疗非常痛苦，会有很多不良反应。这么有力量的人都用到难熬、障碍、闯这样的词和字，痛苦和煎熬常人难以想象，好在总能一一闯过！祝福您！白天不敢打扰，想您一夜睡不着该在补觉，现在我想，您可能24小时都在不良反应中痛苦着。您按照功法书上教的试试，看能不能轻松些……”
“非常感谢胡妹子的建议！我会实践的！”
这句话是潘总跟我网络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时间停留在2009年3月1日20点43分43秒。感谢飞信的历史消息功能。
这会儿，是13点16分，潘总在八宝山的告别会已经开始了，始终没有勇气去见他最后一面。我点开飞信里的“潘明朗”，送上我对他的最后祝福“潘总，一路走好！”，后面加了个流泪的小人，就请他代我送别潘总吧。这棵向下生长的树，正离尘，归土。 。 想看书来
陈顺：怀念罗京
//blog。sina。/s/blog_47762d580100d2l7。html
20096月5日一早上网，看到罗京病逝的消息，让我浑身一紧，不敢相信。于是马上和中体明星俱乐部公司的李海龙联系，想确定这是假新闻。但是很遗憾，我听到的是他确已经走了的消息。不信、不忍、心疼、心痛……真的难以置信，心里很难受。
“播音王子，人民的爱戴。”、“罗老师一路走好！”，罗京逝世噩耗传来，各大网站论坛上，网友们的追思从充满真情的笔端泉涌般流出……难忘罗京，怀念罗京。前段时间，有消息说罗京病情好转了，很快就能回到央视的工作岗位上，我听了真是为之高兴。而如今，昔人已乘黄鹤去，面对他48岁风华正茂的年龄，我们只能用悲痛来表达怀念，用怀念来表达爱，用爱来表达铭记，用铭记来表达罗京的永存！
罗京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主播，*十七大代表，中央电视台播音主持人业务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新闻采编部播音组副组长，播音指导，同时也是我的好友。罗京平素话不多，不善玩笑。交往后，才知道他也是个性情中人，说话、做事特别真诚。
在我同他的接触中，印象比较深的有三次。一次是在2004年王府井大饭店举办的中国明星足球队成立十周年纪念会上，我遇见了他和他胖胖的儿子。他儿子手里拿着个笔记本乐呵呵地找明星要签名，样子特别可爱；另一次见到罗京是在2007年4月何振梁老先生的著作英文版首发式上。那时候他刚刚回国，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就来参加这个活动。罗京在会上重读了何振梁老先生在2001年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上的发言 “如果你们把举办２００８年奥运会荣誉授予北京，我可以向你们保证，7年后的北京会让你们为今天的决定而自豪…”音犹在耳。就是在这次全会上，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北京市获得了２００８年奥运会主办权。在何老的这次著作首发式上，我还有幸见到了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我和罗格的合影就是当时照的。还有一次是2007年与李海龙等好友相约，利用五一假期到菲律宾去玩，7个家庭共20多人，其中就有罗京一家。闲谈中才知道他比我大两岁，我们住得也很近，我儿子和他儿子又在一个学校，比他儿子低一年级。他带着两个一胖一瘦的孩子一起玩水，一起比赛游泳，特别有趣。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一阵一阵的辛酸涌上心头。
英年早逝，一个人的身体无法和我们生存的环境抗衡。最近几年，家人朋友之间总会相互叮嘱：要注意身体！我们要关心自己，关心家人和朋友，更要关怀一下我们的周围环境，让我们的生存空间更合适我们生存，这才是我们的生存之道。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一，距北京残奥会开幕还有6天，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这是我们听到罗京在去年9月入院治疗前的最后一次播音。罗京走了，再也不能回到他挚爱的播音台上。我很怀念他，愿他一路好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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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哲：中年男人与《超级女生》
//blog。sina。/s/blog_4aa6fa86010006ep。html
最近一直沉迷于《超级女生》。
几个月前各赛区海选时还是陆陆续续地看，但到最近一个多月的全国总决赛时，我已经到了每周五下班后必放下所有事务回家看“超女”的地步。有时看得兴起，还要同时与几个有共同爱好的人互发短信或打电话探讨心得感受。其中有一对和我年龄相仿的台湾夫妇，因工作关系和我及太太成为好友。他们因为第一次看到这个节目，感觉非常不错，尤其对方太太，比我还要投入，嘻笑怒骂溢于言表。每到看节目时就不断地和我短信、电话交流，有时甚至还未到周五就已提前和我探讨起来。为此，经常引得我太太醋意大发。某次正在看直播，岳母打来电话找我问事，太太直接回答说：“妈，明天您再打过来吧，我们老王现在正和别人老婆聊得欢呢！”吓得岳母差点当天赶来调解。
自从被同事们知道我是“超女”迷后，我感觉在公司的形象一落千丈！大家工作闲暇时的谈资一定是王总爱看“超女”的事。尽管公司的年轻人非常多，可好像没几个人爱看“超女”，尤其让我痛心疾首的是，我曾扒着门缝听到有个年轻女同事评价我：“王总可能是全北京最后一个看超级女生的中年男人了！”这件事让我深深体会到“扒门缝偷听”这个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良习气确实应该彻底根除！有件事一直困惑着我：“超女”这次是第三届了，但好像年轻人越来越不爱看，相反我身边的一些中年人却对这个节目越来越感兴趣。比如除了那对台湾中年夫妇，地产神仙派里的黄玺庆博士就是个地道的“超女迷 ”，包括杨乐渝、雷越姝这样的伪、准超女迷，虽说有关“超女”的问题一问三不知，但却也能坐在电视机前看一晚上“超女”（实在不知道他们在看什么）。想想去年，王石都成了著名的“超女迷 ”，黄健翔、白岩松加入了“凉粉”派，甚至于黄健翔还与超女闹出了绯闻。如果照这种趋势下去，难道《超级女生》会成为一道中老年观众喜爱的栏目吗？如果真是这样，我想《超级女生》的制作单位一定会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因为它的主要收入来源将大打折扣。这也是我一直想不明白的一件事：我们这些经济基础远远强于80后、90后的中年人，宁肯相互间打1小时电话表达对“超女”的心情和感受，却不会去给喜爱的选手发一条支持短信！
我坚信如果《超级女生》节目一直办下去，像我这样的中年观众一定会越来越多。因为这个节目带来的不仅仅是心理上的愉悦、放松，它同时还能给我们带来更深层次的思考和借鉴：
一、“超女”们从海选开始，经过复赛、淘汰赛、决赛，要多次面临评委们的吹毛求疵，接受场外选票的残酷事实，尤其在惊心动魄的PK大战时要面临“毫无专业素养”的大众评委们的考核，最后一路打拼上来。这与我们工作道路上的艰苦历程是何其相似呀！尤其是我们这些在职场上拼搏了十余年、有了一定社会和经济基础的中年人，体会就更加深刻。如何保持现在不错的工作状况？如何有更好地发展？如何不被别人超过？这些不正是我们每天都在冥思苦想的吗？因此，看“超女”的过程，实际也是我们回顾拼搏历程、品味人生真谛的一个过程。
二、实事求是地说，“超女”创造了一个市场营销的奇迹！它完全可以作为市场营销学的经典案例而进入教科书。大到“超女”整体社会氛围的营造，小到每场比赛丰富多彩、新颖独特的竞赛方式，从整体到细节都确实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尤其今年，从复活赛开始到总决赛，每场比赛都有不同的赛制，而且每场比赛都能结合之前出现的问题不断进行调整，最终将专业化、娱乐化、大众化整合到了极致！相反，现在有哪个行业的营销手段能达到这种登峰造极的地步？特别是我们房地产行业，我粗粗统计了一下，所使用过的营销手段（途径）达到了20余种，是所有行业中营销手段最丰富、资金投入最多的行业，但我想同时可能也是投入产出效率最低的行业吧。因此，看“超女”的过程，实际也是我们思考如何营销创新、如何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的过程。
三、现在三四十岁的中年人，普遍会面临职业道路上的发展瓶颈：对新鲜事物特别是高科技产品的抵触以及吸收能力偏弱。由于这一代中年人大部分生于60年代及70年代初期，学习生涯都在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度过，因此普遍都没有受到计算机及高科技技术的深入培训和学习。相比于80、90年代的年轻人，这一代中年人接受的是更加传统、更加中式的教育方式，因此对于那些更能代表21世纪的西方高科技产物，他们的本能表现就是抵触，同时受先天教育基础所限，以及年龄、精力的影响，吸收新鲜事物的能力也更加力不从心。而观看“超女”，可以使我们这些中年人更加了解时尚、更加了解新新人类，因而也使我们更加年轻，更加适应这个社会，我们的思路就能更加开阔。
在我写这篇博客的时候，“超女”已经进入到了尾声。非常希望通过“超女”能结识更多的中年男人以及你们有共同爱好的老婆们。
蒋举：我的首席情结
（2008…01…07 10：35：07）
//blog。sina。/s/blog_4776f20701007s0j。html
在新闻媒体干了近20年，干房地产媒体也10多年了，从编辑记者干到了主编、总编，但是我最喜欢的头衔，是首席记者。
本身就不是当官的材料，被政治原因或市场作弄，非要你去当什么主编总编的时候，就像医院让最好的医生当院长、文工团让歌唱家当团长一样，未必是什么最佳选择。
当记者，尤其被赋予“首席”头衔的时候，你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说自己想说的话，最适合我这种人。
我对“首席”的敬畏和向往，是来自我妈的影响。
从我懂事儿开始，就听见我妈总说这样的话：“我们老头是几个中央单位的首席！”其实，我爸爸无非就是当时中央芭蕾舞团管弦乐队中提琴首席而已，他老人家从中央歌剧院到中央芭蕾舞团，最后到中国歌剧舞剧院，服从国家安排“跳槽”了三个单位，几十年只是工资有涨职称有改，“职务”没变。
在老父亲不能再靠拉琴上班的一天里，向我讲述了“成功之路”。
“我不是一开始就当首席的！”老爷子19岁参加革命工作，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他选择了无产阶级的队伍，是我们党自己培养出来的文艺干部。在华北大学艺术系，这个大资本家的少爷从头开始学习如何为“劳动人民服务”，在管弦乐队中，由于资历、水平因素，开始连椅子都没得坐（上台演出每一个演奏员都有一个座位，同一个声部，首席在前面）。
“用自己的刻苦，从最后一把椅子，坐到第一把”，老爷子就是这样，靠拉提琴拉成“教授”，拉成司局级待遇的离休干部。
没有子承父业的我，是靠着拉小提琴考上首师大音乐系的，4年之后又靠漂亮的男高音毕业的，在学校当了短短一年音乐教师后，开始爬格子的生活。
两次“再教育”机会使我改变了基本能力，人民大学的两个研究生班，一个法律，一个经济学。
凭着学音乐带来的丰富感情和想象力，加上学法律带来的逻辑思维，还用经济学原理认识和描述社会现象，这10年帮我完成了新闻圈座椅“从最后一把坐到第一把”。
在北京晚报地产部当首席记者的时候，参加一个地产界的活动，主席台上一位先生发言时自我介绍，我是什么单位首席，距离太远我听不清楚。大家知道我是无条件敬畏首席的，包括兄弟单位和兄弟行业。散会的时候我直接走过去，他也注意到我，四目相对英雄爱英雄啊！
两双手紧握之后互换名片，上面写“妇XXX康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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