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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大萧条时代-第5章

小说: 大萧条时代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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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精神打垮;另一些家庭因为对生活远景的展望过于乐观,或者因为不愿意降低某些生活标准,而走到了同样的关口。还有一些家庭则以谋略和勇气与大萧条搏斗,有时候嘲弄吝啬,并充分享受他们在娱乐上的罕见浪费。   

  在家庭圈子之内,很可能居住着这样一些幽灵:未付的账单,疾病,照料眼睛和牙齿的需要,为了孩子的教育或老人的保障而舍弃防老的储蓄。诸如此类不断累积的烦恼,常常会扭曲正常的家庭关系,导致此前一直忠心耿耿的妻子责骂正在找工作的丈夫回家吃饭太晚,或者对他口出恶言,奚落嘲弄——从富人的嘴里很容易搜集这样的话:“任何人都能找到工作,如果他想要工作的话。”丧失信用的养家者往往也会丧失他们的勇气,而丧失信用的家庭也会丧失它的主动。老的工作习惯已经一去不返,懒惰不再是责备的理由,一家人常常睡得很晚,漫无目的地听着无线电广播,或者只是干坐着,然后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倔强有时候导致人渴望酗酒和赌博的刺激——如果手头还有点钱的话——结果就是自责或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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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新的生活设计(3)         

  有些家庭,丈夫和父亲的严厉独裁是一种传统,比如从欧洲大陆来的移民家庭或农村家庭,在这样的家庭里,养家者失去威信、甚或放弃权利被证明是惊人的。出钱养活家庭的年纪较长的孩子,作为内部议事会的成员而获得了新的威信。如果妻子成了主要的挣钱者,她通常会僭取更大的家庭控制权,而失业的丈夫则只好转向家庭杂务。然而,在城市家庭,丈夫常常并未主张过严格的男性统治。在黑暗时期,妻子常常试着给没有工作的丈夫打气,或者迁就他,正如在他们繁荣兴旺的日子里他总是宠着她一样。失业的父亲长期呆在家里,也有可能增强他与年幼的孩子们的友谊,促进游戏和亲密。   

  很多观察者试图在家族的这种更强大的团体精神中找到一线希望。1932年5月,内政部长雷?莱曼?威尔伯在全国社会工作者大会上说,代表孩子的委托责任已经结束了,“在这场灾难中,家庭回归了它正常的位置。没有什么东西能取代父母的悉心照料,白天管你吃饭,夜晚控制适当的睡眠”。这些话,对那些保姆已被解雇的家庭足够正确,但对那些挣钱养家的妻子被迫外出挣外快、家里食品匮乏、孩子破衣烂衫的家庭来说,这些话几乎不现实。一些中等城镇的鼓吹者以类似的口吻愉快地承认:“很多家庭虽说失去了汽车,却找到了它的灵魂。”这多亏了更坚定的勇气,得到了休息的身体,更强的消化力,以及更严肃地遵守安息日礼俗。诸如此类说法,并不纯粹是古老的清教徒福音的新教修订版,因为圣母大学的校长约翰?F。 奥哈拉神父还加上了他的确信:“作为大萧条的结果,大部分美国公众重新发现了家庭,重新发现了朋友的乐趣,重新发现了属灵的东西。” 这样的乐观主义抓住了真实的谷粒,但也有很多谷壳。比方说,几乎可以肯定,丈夫和妻子有更多时间呆在一起,分享一些廉价的娱乐,比如听广播、玩牌和朗读。主要以男性为顾客的娱乐场所——比如桌球室、保龄球场、棒球赛、拳击赛——越来越门庭冷落,则从反面佐证了这一变化。但是,就算有些夫妇被灾难的纽带和被迫的亲近重新连结在一起,也有一些夫妻,却因为匮乏、不安全感和互相之间琐碎无用的责备,而怨恨渐深。一位在一座大型工业城市搜集了很多个案的研究者发现,在已婚的失业者当中,“性生活如果说受到了什么影响的话,那也是减少了”,由于担心怀孕,由于女性担心经济失败而失去尊重,以及由于焦虑压抑的整体气氛。   

  迷惘困惑,犹豫迟疑,冷淡漠然,自信尽失,是长期失业最常见的标志。一个男人不再操心人们怎么看他。头发蓬乱,胡子拉碴,焉头耷脑,走路拖沓,这些是内在溃败的外在征兆,常常被营养不良所恶化。失业被证明是一种萎靡病。社会工作者所谓的“失业休克”,对某些人的影响就好像他们被恐慌所攫住了一样,驱使他们白天疯狂地去找工作,夜里在烦恼中沉沉睡去。对少数人来说,失业明显带来了个人的重要感——感觉到自己是国家危机的一部分,是头版头条重大问题的一部分——但更普遍的情绪感受,是丧失自尊,是茫然失措,是对老雇主和整个生活的怨恨。   

  这些对从前挣钱养家者的影响,加起来就等于更低落的士气,这样的恶性循环,使得他更难找到工作。1933年,对赋闲工程师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4个人当中有3个人的士气显得比有工作的平凡百姓更低落。另外一些类似的身体亏空是:当他重新工作时,肌肉无力、协调失衡、缺乏毅力。就像一家停工歇业的工厂,生锈给它造成了损害。1933年,当40个长期失业的速记员被安排在纽约的一家政府机关工作的时候,在老一套的日常工作中,他们全都很快显示出了神经性疲劳的症状,有几个人甚至发展成了歇斯底里。超过三分之二的人需要两到三周的时间重新调整,才能不停顿地记录别人的口述。   

  那些暂时保住了饭碗或者在无所事事和轮班工作之间来回摆动的人,也同样被不安全感的幽灵所纠缠。他们下定决心要牢牢抓住已经拥有的东西不放,他们不敢放弃微薄却稳定的工资以换取报酬更高、但风险更大的工作,这些都消磨了美国人的进取之心。对工作的热情,以及对公司的忠诚,也日趋暗淡。很多人都同意:“干活太卖力不值得,因为老板只会利用你。”关于成功的传说——它们的光辉曾让几代年轻人心驰神往——如今明显开始失去光泽,连同勤奋和节俭的清教徒美德也是如此。那些值得信赖的老规矩似乎已经失效。20世纪30年代中期,托马斯?杰斐逊的大学①里的一位学生说:“我们认识到,诚实、正直和勤奋,再也不能让你登上顶峰。” 诸如此类的担忧,并不局限于年轻人。那些眼看着银行一家接一家关门大吉、辛苦积攒起来的钱被蝗虫之年吞噬一空的老家伙们也都说:“再开始存钱没有任何好处。我们已经陷得太深,我想,我们再也甭想出来了。”在一群将近400个失业的男人当中,半数人同意这样的观点:成功更多地取决于“幸运”或“门路”,而不是能力。在商业中,接受“粗犷的个人主义”①传统的人略少于一半,尽管在一群类似的有工作的男人当中,四分之三的人依然认可这种历史悠久的哲学。对很多人来说,这场灾难让人怀疑节俭的古训。有些人断定:储蓄的使徒们——银行家和白手起家的实业家——在很大程度上要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负责。还有一些人则从哲学上反思:“你不能带走它”——这句古老的谚语因为1931年一首风靡一时的歌曲而流行起来,并在5年后的一部深受欢迎的戏剧中发出了回声,这是乔治?S。 考夫曼和莫斯?哈特所创作的一部喜剧,说的是一个随遇而安的家庭一辈子过着快乐逍遥的生活。为什么烦恼呢?那些还有能力买得起书的人,使埃德蒙?雅各布森的《你必须放松》(You Mast Relax,)成了1934年最畅销的一本书,不久之后,他们又拿起了马乔里?希利斯的励志手册《享受独居生活》(Live Alone and Like It,1936)和《赞扬你的预算》(Orchids on Your Budget,1937),在轻松愉快的漫不经心当中,混合进了她的父亲(曾经是一位著名的国会鼓吹者)在他那个时代以他们单纯质朴的满腔激情所提出的那些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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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新的生活设计(4)         

  对普通市民来说,这场灾难的洪水深不可测,它们滚滚而来,冲掉了古老的潮标,在祖传智慧的停泊处挣扎着。这个时代把质疑深深地带进了美国人的生活,比内战以来其他任何时期都要深。思想的条条框框,传统的陈词滥调,长辈的古老智慧,全都在书籍、杂志和私人谈话中受到了挑战。或许,归根到底,美国生活的许诺终究被证明只不过是一种宣传,是词语的暴政,或者是资本主义的民间传说。但是,在年轻人动辄造反的同时,中、老年人却常常更加顽强地坚持古老的忠诚,特别是如果现状中有他们的个人利益的话——他们会奋起捍卫像苦干、节俭和个人进取这样一些真理,反对改变法律和政体中的某些方面,他们把这些方面与更幸福的时光联系在一起。然而,即便是在这个群体当中,贫穷的威胁也在发挥它的影响,正如汤森改革运动所证明的那样。   

  因为,在经过两三年之后,失业已经进入了美国生活的机理中。它的严酷以及显而易见的毫无希望,可谓空前绝后。金融恐慌和银行倒闭,雨天和荒年,洪水和干旱,自最早的殖民者在这片荒凉偏僻的旷野上开拓文明以来,多少次来来去去。看起来,这次危机尚没有先例。贫困无处不在,失业的人被它逼到了绝境,如今感觉到了某种类似于幽闭恐怖症的东西。   

  1932年,加利福尼亚州失业委员会文件中的一个案例,生动地说明了这种差别。这位80岁的老人,正如他回忆的那样,自他1873年在纽约市参加工作的那天以来,经历了太多的盛衰沉浮,而且,“杰伊?库克公司的银行破产了,我的老板关门大吉,我丢掉了工作,成了一个流浪汉。……那年头,整个西部都向自耕农开放。那年头,大山里挤满了新家,以及正在开挖的新矿。那年头,全国各地都在修铁路”。   

  他从一个流浪汉变成了一个护路工,打那之后,工作是稳定的,最早是煤矿工,后来是杂货商,直到1890年,他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还算富裕的商人”。但是,1893年的金融恐慌把他洗劫一空,他再一次流落街头,成为一个流浪汉,直到1895年,在加利福尼亚的诱惑下,他设法筹到了足够的资金,去经营牧场。当他积累到可观收入的时候,生活再一次变得宽裕起来。如今,在垂暮之年,他又失去了一切,在心底里,他知道这是错误的,是不同寻常的。“没有一片像样的土地用来安家。任何地方没有一条铁路要修建。”他回忆道,“多年前,霍勒斯?格里利发表了一篇声明:‘年轻人,去西部吧,与国家一同成长。’”现如今他就生活在西部,他会这样声称:“去西部吧,年轻人,然后把自己淹死在太平洋里。”像挪威的旅鼠①所做的那样。已经山穷水尽了。   

  一个试图把自己的境遇合理化的人,往往会遵循下面几条路径中的一条。如果他把这样的境遇看做是机器取代人的结果,他可能就会心平气和地看待它,因为没有谁会跟一台机器生气。如果他归咎于自己或自己的糟糕运气,他就会滑向一条不归的失败之路。如果他把责任归到社会或经济体制的身上,他就会选择激进主义的岔道,走不了几步就会向左转。有人做过一项认真细致的研究,结果发现,跟女人比起来,失业使得男人更加激进。将近四分之一的闲人(比有工作的人当中多四倍)都同意这个观点:“革命对这个国家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尽管几乎所有人都反对像“外国激进分子”这样一些观念,并且断言:“一个人应该欣然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斗。” 实际上,像这样的激进主义,大体上是朴素的,理论上是天真的。对于被商店所包围的贫困,普通人有着本能的愤恨,随着食品和农场窒息在他们自己的生产过剩之下,这种愤恨突然爆发了。1932年,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对一位社会工作者说:“这些日子,思考是危险的,请别烦我。”同一年,一位新闻记者走遍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城镇和偏远林区——所经之处,身边是一片废墟,造成这些废墟的原因是廉价棉花、工厂停产、银行倒闭、抵押物丧失赎回权,以及很方便地降临在华尔街的美国佬身上的其他不幸——他听到了人们咕哝着“革命”这个词。在新政初期,密歇根州的一位村民告诉联邦紧急救济署的官员: 我不相信你在这家机构启动之前就已经认识到了事情有多么糟糕。……他们全都说,如果事情变得更糟,而且并没有很快就发生点什么事情的话,他们就会来到缅街上,砸碎窗户,拿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不会欺负小店。他们首先会去找那些大店……没人愿意让自己的老婆孩子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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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新的生活设计(5)         

  对于某些人的丑行,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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