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时代-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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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计划当然并不完美，其设计也不尽合理。像老百姓自己一样，行政部门也不愿意承认救济已经成了一个长期问题。计划中很多的权宜特征，以及它的关于联邦义务的优柔寡断的理论，就源自于这种乐观主义。事后看来，WPA花钱大手大脚，应对紧急救济灵活迅速，按说应该在花钱谨慎、把联邦政府与私营企业捆绑在一起的PWA之前出现。然而实际上，马车却出现在马之前。
1936年的竞选使整个新政在政府的观念中处于显要位置。的确，行政部门的活动似乎因为其规模和多样性，而提供了一个容易受到攻击的靶子。在这里，也就是山姆大叔不断为下面这些活动融资：商品的购买和出售，航运和铁路的运作，管理通货和试图控制价格，生产和销售电力，销毁和储藏农产品，教农民如何耕田种地，监管学校儿童的饮食，排干沼泽，买卖不动产，赞助文学、戏剧、艺术和民间舞蹈，而且，一直在画赤字财政这个不断扩大的圆圈。反对派把他们的枪口转向了新政的家长式作风，其集中的权力和垄断的形成，阶级对抗的结盟，以及向“神意政府”漂移，这样的政府，可以在晚期阶段的俄国、德国和意大利看到。在政府充当监管者的体制之下，总是潜伏着这样的危险：当做“公共利益”来夸耀的东西，实际上会变成一个集团的利益——如果不是实业家、银行家或退伍老兵的利益，那么便是农民、工会劳工或者一大帮无用之辈的利益。
米德尔顿出版社的编辑打磨了那句古老的格言：“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愿意苦干并节俭，善用他的空闲时间，他就能够登上顶峰。这就是美国的方式，它在今天就像过去一样正确。”嗅到了复兴的春天气息，很多上了年纪的美国人便本能地转向了自力更生这株老树根。这些人说，从来就没有人“通过每周工作40个小时”登上顶峰。戴尔？卡耐基的《如何赢得朋友、影响他人》（How to Win Friends ａｎｄ Influence People）出版于1936年，注定要成为非小说类的畅销书，到最后共卖出了300万册，它来得就像一缕给人带来灵感的推销术的微风，这股风从蒂莫西？谢伊？阿瑟和奥里森？斯韦特？马登吹起，一直吹了很多年。而且，在这一年，美国制造商协会资助了一系列电影短片，批驳各种“主义”和做琐碎之事的不断增长的成本，拒绝承认机器消灭的工作岗位比它创造的就业机会更多，尤其是提升《宪法》的威信。
在克里夫兰市开会的共和党领袖们在参议员阿瑟？H。 范登堡的话里发现了他们的团结纽带：“我只属于一个集团，它只有一句口号——阻止罗斯福。”然而，这一政纲透露出了对新政服务型政府的观念所作出的重大让步。尽管它把“我国人民的活力、自立和品格”看做是经济安全的防波堤，但共和党也承认，社会有责任“对非自愿失业和老年人的依靠提供某种保护措施，以此促进人民的保障”，并要求联邦政府为各州养老金的制度和配套资金制定标准。此外，“必须为贫困者提供生活必需品”，尽管公共工程与救济、政治与救济已经更清晰地分离开了，救济的主要责任已经落到了非政治性的地方机构的肩上。应该以下列方式帮助农民：为水土保持支付津贴，提供充裕的信贷，非生产性土地退耕，以及联邦政府鼓励合作营销。应该允许劳工在“没有任何外来的干涉”（包括官僚的干涉）的情况下集体谈判。共和党的政纲还支持各州采取措施，宣布童工和血汗工厂为非法，保护妇女儿童免遭经济剥削，尽管最高法院（大多数共和党人将最高法院奉为自由的守护神）刚刚宣布纽约为妇女制定的最低工资无效，因为它破坏了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契约自由”，因此表面看来堵死了各州规定工作条件的大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阿尔弗雷德？M。 兰登性情温和，缺乏自信，在个性上缺乏鲜明的色彩，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打这场选战，尽量不让对手赢得一边倒的压倒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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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公民及其政府（9）
民主党人以新政作为他们1936年竞选的基本政纲，在费城大会上全体起立，以雷鸣般的欢呼声再次提名罗斯福，然后坐下来聆听提名演讲，总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并迸出了一句挑战性的短语：“经济上的保皇党人。”在竞选活动中，他的守护神似乎是“老山胡桃”①——而不是杰斐逊——的鬼魂。这是一场人民对金钱利益集团的更粗犷的选战，在选举日，为了好运，罗斯福佩戴了杰克逊的那根粗重的金表链。他的最富有战斗性的一场演说保留给了麦迪逊广场花园。他先是回忆了“在股票行情收录器面前的疯狂九年，以及站在等待分配救济队伍中的漫长三年。沉浸在海市蜃楼中的狂热九年，以及陷入绝望的漫长三年”。接下来，他说：“今天，强大的影响力在努力恢复这样一种政府，它的信条是：最中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共和党人的反对让他兴高采烈： 在我们国家的全部历史上，此前从未有过哪些势力像今天的他们那样，如此团结地联合起来反对一位总统候选人。他们全体一致地憎恨我——我欢迎他们的仇恨。
我想这样说到我的第一届政府：在这届政府中，自私与贪权的力量有了他们的对手。我想这样说到我的第二届政府：在这届政府中，这些力量则遭遇了他们的师傅。
一篇关于选举经费的选后分析——共和党人花了将近900万美元，民主党人是525万美元——充当了这番话的注解。在1928年和1932年，银行家都属于民主党钱包的最大捐助者，而在1936年，他们的造反是十分显著的。投资公司的头儿，钢铁和化学品巨头，连锁店和邮购公司的执行官，像出版家赫斯特和石油商J。 霍华德？皮尤这样的个人，全都慷慨地把资金倾注到共和党人的保险柜里。而另一方面，电影制片人，剧院老板，酒和烟草利益集团的公平代表，以及专业人士和有组织劳工的很多成员，则让民主党人的腰包鼓了起来。背后站着数百万农民——不种庄稼也能得到报酬；另外还有数百万领救济的人——他们啥也给不了总统，除了爱——当然，还有选票。
罗斯福以高票获得连任，这样的胜利，现代美国的任何其他总统都不曾赢得过，他赢得了将近61％的普选票，而这场竞选所吸引到的选民比1932年的选举多出了将近600万，在1932年，他也只不过得到了57％的普选票。民主党人席卷了46个州。罗斯福的死对头当中，最不服气的是赫斯特，在选举结束几天之后，他才万分不情愿地承认，美国历史上除了杰克逊之外还没有哪个人享受过“同样压倒性的普遍吸引力和普遍的胜利”。
在行情看涨的情绪中，总统打算迫使他的老对头——最高法院——居于下风。从1935年初开始，最高法院就毫不含糊地开始对新政立法的那窝幼崽给予致命的打击：不仅仅是NRA、农业调整法案、弗雷泽－莱姆基农业抵押延期还贷法案、以及试图稳定烟煤矿的劳动条件的加菲－施奈德法，甚至还有像为雇员发放养老金的铁路退休法这样看上去很清白的措施——该法案最终被判定为与州际贸易无关，是“通过拿一个人的财产给另一个人”来否定适当的法律程序。大法官哈兰？F。 斯通、路易斯？D。 布兰德斯和本杰明？N。 卡多佐通常自命为自由主义异议少数派，有时候（比如纽约的女工最低工资法被裁定无效的时候），首席大法官查尔斯？E。 休斯也会加入他们的行列。然而，最高法院另外5位大法官似乎都是不可救药的保守派。这一时期的一本被广泛阅读的书、爱德华？S。 科温教授的《最高法院的黄昏》（The Twilight of the Supreme Court，1934）认为：法官已经成了社会进步最大的绊脚石。
罗斯福总统也是这么认为的，1937年2月，他提议重组整个联邦法官席，并声称，老态龙钟往往会妨碍商业的步伐。按照他的计划，对于每一位年届七旬仍未退休的大法官，应该额外再任命一位大法官，直到最高法院总共有15位成员为止。当时6位70多岁的大法官当中，只有布兰德斯是个坚定不移的自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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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公民及其政府（10）
这个要“塞满”最高法院的提议引发了一场群情激昂的骚动，让国会淹没在来自几个立法机关的书信、电报和愤怒的抗议之中，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冒出了一大堆“保护我们的自由委员会”、“为了美国协会”之类的组织。对憎恨罗斯福的人来说，反对是自然而然的事，然而，也有很多走中间道路的人加入了反对者的行列，这些人真诚地担心：宪政理想正受到个人统治的威胁。在很多人的眼里，罗斯福的策略看上去既轻率冒失，又躲躲闪闪，保护“九老帮”这一集体象征的力量重新集结起来了。1937年4月，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向被访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否支持修正宪法要求最高法院大法官在70～75岁之间退休？”结果是，肯定答复占到了64％，但在6月，在回答“国会该不该通过总统的最高法院改组计划？”这一询问时，反对者以58％的多数赢了一个回合，9月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有68％的人反对他的“扩大最高法院之战”。
1937年春，最高法院自己动手拆了变革鼓吹者们的台，与此同时公开站出来面对怀疑者，为它超凡脱俗的公正客观辩护。大法官欧文？J。 罗伯茨如今把他的分量转到了自由主义的一翼。首席大法官休斯的忠诚似乎也越来越稳固。因此，最高法院支持铁路劳工法案和弗雷泽－莱姆基农业抵押延期还贷法案。除此之外，它还维持了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法，瓦格纳劳资关系法，以及社会保障法中关于失业保险税的规定——全都是以5比4的票数通过的。大法官威利斯？范？德温特的辞职，立即让罗斯福能够提名他所任命的第一位大法官、参议员雨果？L。 布莱克，从而确保了新政能够赢得较大差额的胜利。
与此同时，1937年8月，参议院否决了总统改革最高法院的提议。罗斯福尽管没能完全如愿，但他达到了他的目的。第二年，回顾这场论战，罗斯福把它视为“赢得了一次战争的一场败仗”。最高法院对联邦政府活动范围的新的态度，完全可以引用1938年的一份裁决来加以说明，这份裁决认为，PWA有权提供资金给地方建设与私人机构竞争的配电线路。就这样清除了罗斯福的革命之路上最强大的路障，最高法院开始把它的嘉奖给予很多的新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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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变革中的城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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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中的城乡
正如他们曾看到大萧条各自的一面一样，城市居民和农民也是从不同的视点来看待新政。城市首先感觉到的是被经济灾难给死死攫住，比小镇或乡村社群更长时间地、更牢固地被失业和饥饿的妖魔所抓住。例如，1935年，仅10座最大的城市就占到了全国接受救济的可就业人数的五分之一。城市救济的组织工作往往比小镇更有效，在大都市的匿名状态下，接受嗟来之食时的最初的羞愧也更少。
此外，城市居民对于自力更生和粗犷的个人主义更少顾虑。在20世纪，城市已经成了创新和改革的温床。除了观念的迅速发酵、组织化劳工的力量，以及经济上的看得见的阶层化之外，另一个理由，就是典型都市人连根拔起的状态。如果他来自一个小镇、村庄或农场，这个事实本身一般会给他打上进步主义者、非国教徒和不满现状者的烙印，更常见的情况是，其影响就是剥去了附着在他的根上的习俗沉积块。另一方面，如果他出生于外国或者是移民子女的话——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当中，将近三分之二的居民是这样——那么，对于那些被在农村生活的人怀疑是跟“美国方式”背道而驰的观念，他往往感觉不到顽固的偏见。因此一点也不奇怪，新政的工作救济、社会保障和住宅计划，其最热烈的支持者，莫过于大都市中心，罗斯福本人也是如此，特别是在几次成功的连任竞选中，他扫荡了城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