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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电视信仰-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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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霞:今年七、八月份还有另外一个更为火爆的电视节目,那就是“超女”,这两个节目在活动上用了很多相同的手段,有没有人拿“圆梦行动”和“超女”进行过比较?
  姜秋镝:有人说是公益PK商业,高雅PK低俗,我们也不说哪个低俗哪个高雅。今年七八月份的时候人们的确看到了这样的景象,一边孩子可能是拿着募捐箱,说请您帮助一下贫困的大学生吧,他们需要上学,他们需要知识,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另外一边孩子就说请你给谁谁谁投一张票吧,发一个短信吧。这样两种景象放在一起,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两种价值观。我想央视作为国家媒体应该倡导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做完“圆梦行动”,觉得心里充满了阳光,充满了温暖,觉得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就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节目,就有那么多人捐款来帮助那些孩子。新加坡《联合早报》采访“圆梦行动”后写了一个评论,说善心在这个国家依然发出微弱的光芒,我说我不同意这句话,我们这个小小的栏目做了五十多期节目,而且很多层次的东西很多活动还没能做起来,就有这么大的传播效应,可见中国人并不缺乏善心,而是缺少唤醒。而唤醒公众的功能恰恰应该是媒体承担的。令我们欣慰的是,“圆梦行动”整个系列节目最后的收视率并不差,节目很好地诠释了绿色收视率的理念。
  其实我们当初也没有想到。今年三四月份我们在策划这个节目的时候也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就是募集捐款一个亿,资助差不多两万个孩子。结果自己也吃了一惊,哦,还能这样啊,我们后来在节目里做了一个小版块,“圆梦快报”,每天连续报捐款数字,每天都报,很多人都特别关注这个数字,过一亿的时候,《新闻联播》也播了。
  这次活动我认为是媒体和公众之间做了非常高效的互动,观众看了节目非常希望帮助他们,节目播出后很多人问我们要碟,说要给我儿子、女儿看,他是希望这个东西能够触动他们的孩子。
  节目的影响力做出来了,捐款人的层面非常广泛,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到拿低保的普通老百姓。人大副委员长王兆国夫妇以两个老共青团员的名义,捐了福建灾区的两个孩子。兄妹两个都考上大学,只能去一个,夫妇二人争吵不休,后来决定让儿子去,不让女儿去了,这样一个节目,王兆国夫妇看了以后非常感动,就给青基会打电话,说要捐这两个孩子,在捐款的信封上亲笔写下了两个孩子的名字。
  ###副总理帮助“圆梦行动”进行劝募,她让美国柯达公司捐了二十万美元,全部给了我们做启动仪式的广西都安县。
  还有一位不留姓名的老将军,广西的孩子来北京他到车站去接,但是不让我们的记者去拍。企业家、白领捐款的也特别多,李东生捐了一百多万,很多企业把这个节目作为教育员工的一个活动。
  更多的是普通老百姓,我们每一个电话都做记录的,有些就记着“听不清,一听就知道是在街上用公用电话打的。他本身就是打工的,他就想捐个几百块钱,他捐不起一个孩子,他说捐几百块钱行不行?”
  还有敬老院的阿姨,自己的生活都不能照顾了还要捐款。还有监狱的犯人,上海青浦监狱的犯人凑了八千八百块钱,捐了两个孩子,监狱把这个事作为教育犯人重生的一个很好的项目。我们去采访犯人,他们说,相信我们,捐的全是干干净净的钱。安徽一个班的小孩寄过来一个捐款箱,上面写着每一个人的名字,里边都是一毛两毛的毛票。收到这个捐款箱的时候,我就想,熬了那么多的夜、受了那么多的罪,全都值了,觉得自己特别欣慰,觉得生活是有价值的。
  姚明是我们的形象大使,他在参加启动仪式的时候,我们同时请了两个孩子,兄弟俩,来自甘肃。他们老家特别贫困,喝水靠雨水,我们做的节目就叫《驴背上的兄弟》,因为这两兄弟用一条驴帮人到很远的地方去驮水回来卖,好大的一桶水五毛钱,这样来挣钱上学。今年他们全考上大学了,一个是大连海事学院,一个是北京物资学院。金榜题名,很高兴啊,但是不要说两个兄弟,家里连一个人都供不起,爸爸在外打工,妈妈有病,怎么办?愁得不行,来参加我们的启动仪式,第一次出门,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到人民大会堂,第一次见到姚明。在启动仪式上,他们讲自己的故事,而且讲了一句话,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姚明说这句话对他有很大的启发。人的出生不可以选择,但是后面的路可以决定自己走,后来他就资助了这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的命运可以说彻彻底底地改变了。姚明比较低调,这个事情就一直没让报道。后来,歌手孙悦、腾格尔也都资助了孩子,水木年华给我们制作演唱了主题歌。
  我们做这个节目就是要唤起这种诚信互助的社会风尚,而且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把这种和谐的景象传递给大众。
  梦霞:“圆梦行动”的拍摄地点都在偏远的农村,对记者来说应该是非常艰苦的,他们也有非常难忘的故事吧?
  姜秋镝:这个节目做下来,对我们全体人员来说都是一次心灵上的洗礼。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去的地方,全是一些中国最最贫困的地方,好多地方都不通车。有的记者为了采访到某个孩子,拍到孩子家里的情况,他要扛着机器走几个小时的山路,还有的要翻过一座又一座的大山,本身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我们自己就说,我们是一些草根记者,要有一种悲悯的情怀。我们的记者往往被采访对象所感动,很多记者主动给这些孩子捐钱,或者买一些吃的,买一些衣物送给这些孩子。好多记者去的地方都不通路,住在老乡家里面,走的时候往往还会留下钱。有个家庭为了孩子上学把家里猪卖了,我们的女编导还给人买了两头猪崽。像这样的事在我们栏目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今年“圆梦行动”捐助者的名单上,有很多栏目组的成员,包括我们部门主任、制片人等等很多人的名字都在上面。我记得有一个编导跟我说过,他说我们今年夏天做的事情,能够让我们死后上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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