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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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非常快乐。遗憾的是，我11岁的时候，贾迈沙哈哥哥升迁去了喀布尔。我们不得不随他迁徙。搬家那天是我一生中最激动的一天，不仅仅是因为我可以搬到首都居住——这个只有在电视上看过的城市，而且还因为我可以转学到当地的高中大校园里学习。车在首都的大街上开着，我的心激动得几乎要跳出胸膛。
喀布尔与我想象中的首都一模一样：令人激动，喧嚣不已。我惊叹于黄色的出租车，车身两侧画有黑色带子；看到蓝色的米莉公交车上，女司机穿着时髦的蓝色迷你裙制服，我惊讶得目瞪口呆。（那个时候，电车被称为米莉公交车；靓丽夺目的女司机则被称为米莉。）绚丽夺目的商店橱窗里摆出了最时尚的商品，鳞次栉比的饭店里飘出喷香的烤肉味，身处其中的我欢喜得不得了。这个城市张开双臂欢迎我，叫我入神，而我也报以全身心的热爱。如今，我对这个城市的那份爱丝毫未减。
在喀布尔的三年是我童年里最快乐的三年。母亲也很喜欢这座城市，于她而言，在集市上购物的经历既刺激又难忘。或许乍一听没什么，但是，这样独立自由的时刻是她嫁给我父亲时想都未曾想的。我也享受着连做梦都未曾梦到的自由。我不但尝试时尚，还跟朋友们交流起了诗歌和文学。我们背着书包，面带自豪，一起沿着绿树成行的大道放学回家。
对我来说，这些同学特别老练，魅力四射。他们住的是带有游泳池的房子，母亲梳着时尚短发，父亲和蔼宽容，身上散发着淡淡的剃须水香和苏格兰威士忌味道。有些女孩子甚至还化了妆，涂了指甲油。我的兄长绝不允许我碰化妆品。有一天，我在朋友家涂了一点儿，还借了条长袜和一条短裙。我就这样和朋友沿着悠闲地马路逛着，为自己的老练外表沾沾自喜，恰好贾迈沙哈开车经过，他看到了我，然后放慢车速，从车窗里往外望。我来不及躲避，只好转过身面对着墙壁。我当时就像只鸵鸟，心想只要我看不到他，他也就看不到我。结果可想而知，他看到我了，后来还在家等我回去。正当他做出准备打我的姿势时，我就跑开去躲了起来。我听到他哈哈大笑，还把母亲叫过去，跟她说起事情的经过。母亲听了也大笑起来，我则害羞得偷偷溜进餐厅去吃晚饭。
在喀布尔的生活无忧无虑，轻松惬意。不幸的是，外面的大世界很快就要跟我安全的小世界再次发生激烈的冲突。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我还小的时候，总感觉自己的生活一直在变。每次我们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居住或者刚过上一段平静的日子，战争总是会来打破这种平静。
那些日子里，我讨厌改变。我只想待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家庭，然后好好上学。我心怀伟大的梦想，但我也想过一种心满意足的生活。这也是我对你们的期望。我希望你们自由飞翔，追逐梦想，当然我也希望你们能有幸福的家，一个爱你们的丈夫，也能有朝一日享受到生儿育女的快乐。
在短暂的生命里，你们必须经历诸多改变，或许要远远超乎我的期望。在逆境面前逆来顺受比被迫做出改变要容易得多。但有时我担心自己让你们忍受了太多的委屈：我长期不在你们身边，还常常令你们担心我会遇害而使得你们孤苦伶仃。
有时候忍受不一定是正确的处事方法。所有伟大的领袖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能力调节自己，适应形势，然后重新开始。改变并不一定都是我们的敌人，你们必须学会接受它，视其为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与“改变”结为朋友，欢迎它的到来，那么，下次它来造访我们的时候，或许就不会对我们那么残忍了。
挚爱你们的妈妈
另一颗最闪耀的星星陨落了
1991~1992年
20世纪90年代初，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已经结束了，柏林墙也倒下了，伟大的苏联帝国也开始解体，冷战也接近尾声。
当时，游击队员已经成了久经沙场的老兵。他们跟入侵的苏联人展开了一场消耗战，终于在1989年成功地将苏联军队赶回莫斯科。红军被迫羞愧地撤退，阿富汗人民上街高声欢呼、鼓掌。叛乱分子的士气高涨到了顶点，许多人视他们为英雄。当然，最著名的还是有着“潘杰希尔之狮”之称的艾哈迈德 · 沙阿 · 马苏德，他是公认的游击队领导人中最杰出的一位，也是击退苏联军队的幕后战略家，他的照片至今仍然出现在阿富汗各地。
红军败走后，游击队员便急着攫取政权。他们派出军队横扫喀布尔。游击队员认为当权者是苏联的傀儡，尽管苏联军事力量已经撤走，政府依然跟莫斯科方面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时任总统的纳吉布拉确实给阿富汗带来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但是，因为他允许苏联军事力量驻扎在阿富汗，所以招致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三年来，阿富汗军队均由他控制，把游击队员挡在千里之外，然而，他最终还是被打败了，政权也随之垮台。
人们期待政权更迭能够带来稳定和一个全新的纯阿富汗的政府，但叫人出乎意料的是，就在刚刚推翻旧政府后不久，游击队员开始起内讧。没有了共同的敌人，种族间的紧张关系渐渐浮出水面。尽管都是阿富汗人，但这些游击队将军操不同语言，来自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观念。他们无法就如何分享权力达成一致。这些权力之争最终演变为阿富汗内战，这场血腥恶战足足持续了十几年。
16岁那年，我从收音机里听到纳吉布拉总统企图逃离阿富汗时被逮捕的消息。我们听了大为震惊，也为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
那时我依旧住在喀布尔，也在那里上高中。事情发生时，我们正在与家乡巴达赫尚省和法扎巴德的亲戚们共度长假。
听到总统被捕消息的那天，我们还听到从法扎巴德上面的山上传来的枪声。政府军在山的一侧建立了阵地，包围了这个城市，而游击队员在另一侧也驻扎了下来。双方用步枪和机枪交火，偶尔还用上了炮弹。据我判断，游击队开火的次数比政府军频繁许多，政府军在枪和火药的数量上无法跟游击队相匹敌。
政府军似乎不怎么进攻，只在防卫阵地。大量的政府军士兵已经逃掉了，许多人都不愿意对自己的同胞开战，而且他们也知道游击队员在之前的战斗中曾经对苏联士兵做过什么：折磨加杀戮。随着时间的推移，折磨的手段也不断翻新，残忍程度也越来越强。有时他们把人活活烧死；有时他们会问俘虏的年龄，然后把所得到的数字用钉子钉入其头盖骨；有时他们甚至将俘虏的头割下，浇上滚烫的油到剩下的躯体之上，热油一碰到神经末梢，无头尸体就到处乱转，持续了几秒，就像在跳舞，这种折磨方式被称之为“死人跳舞”。
政府军很清楚，这就是他们的新敌人，而且也不指望他们比苏联军仁慈多少。于是，很多士兵脱下军装，复员过上平民生活。
经过两天的交战，游击队方面宣布接手新政府。投降和谈以及政权移交在两年前，即1989年的一次日内瓦会议上。所以，喀布尔的中央政府垮台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觉得惊讶。仿佛一夜之间，游击队员从山上的营地走下来，法扎巴德顿时全是他们的影子。我还记得，当时看到他们，心想这些人的脸煞白煞白的，真是有趣。他们住在山头的营地里，靠着稀少的口粮维持生命，好几年来都是天天作战。在我的印象里，士兵总是穿着光鲜整齐的军装，所以，当看到他们穿着工装裤和帆布胶底运动鞋，我觉得很异样。
我心想，他们中的某些人怎样才能再次适应平民生活呢？其实，有这样疑惑的不止我一个。政府办公楼里现在突然全是这些人，这可一下子把当地人吓着了。许多学校因此关门大吉，因为家长拒绝让女儿上学，怕她们遭到这些人的弓虽。女干。这些人之前还是战士，现在却趾高气扬地满大街行走。
但总体上，阿富汗的大多数人还是很高兴苏联人终于走了。他们期盼游击队员能够解决争端，组建一个像样的政府。
这段政治上的动荡时期是我一生中非常绝望的时期。当时我还是个少女，如果我想到市区走走，那么我不得不穿上蒙面长袍。这是我第一次穿蒙面长袍。这倒不是因为游击队员是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者，也不是说他们非要人穿蒙面长袍不可，穿蒙面长袍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保护。外面那么多男人，几年来都在深山老林里打仗，没碰过女人，所以对一个少女来说还是不要在公众场合展现美貌为好。
过去，穿蒙面长袍是高贵身份的象征，还兼具实际功用。这种衣袍之所以如此设计，主要是为了遮挡烈日、沙尘、强风等恶劣的环境元素。
我知道，许多西方人士至今依然把蒙面长袍看做压迫女性和宗教教原教旨主义的象征。对此我却不敢苟同。
我希望拥有穿我认为最合适的衣服的权利，但前提是遵循伊斯兰教教义。用头巾盖住头发，再穿一件宽松的束腰大衣，遮住双臂、胸口和臀部，这就足以合乎伊斯兰教提倡的在真主面前穿着庄重的要求。谁要是说女人必须完全遮住脸才是真正符合伊斯兰教规那就大错特错了，蒙面长袍绝对不是伊斯兰教的要求，人们穿它只是出于文化和社会的原因。
我也知道，在西方某些国家，蒙面长袍已经成为一大政治话题，甚至有政治家和领袖想通过立法禁止。虽然我认为所有政府都有权决定自己国家的立法和文化习惯，但我也信奉自由选择。我希望西方政府允许穆斯林妇女穿她们想穿的服饰。
有一天，母亲、姐姐和我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准备去参加一场在我姨母家举行的晚会。我还化了妆，对自己的外表非常满意，而且，我有史以来罕见地发现自己原来可以这么漂亮。游击队员下山之前，我外出时通常只在头上戴一块头巾。现在，母亲坚持要我穿上一件她特意从邻居那里借来的蒙面长袍。我怒了。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穿过蒙面长袍，再说，今天穿的是最漂亮的衣服，还做了头发，化了妆，为的就是参加聚会，可她竟然要我穿一件厚重的蓝色“麻袋”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我坚决不穿，还跟母亲吵得很凶。母亲对我又是央求、哄劝，甚至还威胁我说这是为了保护我。她说：“如果看到我没遮得严严实实，那些士兵保不准就打我的主意，所以我应该穿得保守点儿，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哭了，但这样只会让我更加生气，因为脸上的妆都被毁了。那一刻，我突然来了青年人特有的叛逆精神。我说：“如果非穿蒙面长袍不可，那么我就不去姨母家了。”我坐在地板上，双臂抱在胸前，一副不肯妥协的模样。母亲最终还是说服了我，而我确实想参加聚会，而且还是花了很长时间准备的，不去实在可惜。于是，我极不情愿地拿起蒙面长袍套在身上，第一次这样走在法扎巴德的街上，感觉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新世界。
透过蓝色小网眼，我感觉被周围的一切所包围。山似乎就在我肩上，仿佛世界在变大的同时也变小了许多。在厚厚的蒙面长袍之下，我的呼吸声变得很响，身子也很热，看来就要得幽闭恐惧症了。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被活埋——那块厚厚的尼龙布几乎要把我闷死。那一刻，我觉得这样的穿着很不人道。我的信心消逝得无影无踪，人突然变小了，不重要了，孤立无援了，好像穿上蒙面长袍的那一刻，我曾经努力开启的生活大门突然又关闭了。学校、漂亮的衣服、化妆、派对——这一切对我来说不再有一丝意义。
从小到大，我看到母亲总是穿着蒙面长袍，但我总觉得那是属于她们那一代人的东西。这一文化传统正在渐渐消亡。我从来没觉得有必要遵循这个传统，家里人也从来没要求过。我只是把自己当成是阿富汗新一代女性中的一分子，穿蒙面长袍的传统既不代表我的个人意思也不代表阿富汗的意向。和母亲不同，我接受过教育，但我并不满足于此。我有的是机会和自由，其中一项自由便是选择穿或者不穿蒙面长袍的自由，我选择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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