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心术-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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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贼亡后，各地盗贼蜂起，我和弟弟杜成、好友孟冀等人在逃亡途中，正遇数千盗贼抢劫财物。我们被扒下了身上穿的衣服，正当盗贼举刀要杀我们时，我的好友孟冀却对盗贼们说：‘你们知道天神吗？赤眉军虽拥有百万之众，但他们胡乱杀人，不讲道义，最终还是失败了。你们应该成就霸业，就不能不推行仁义，否则，你们就是不畏惧天神，到头来只能重蹈覆辙了。’ 孟冀的这些话让盗贼心动，他们随后便把我们释放了。”
刘秀听之茫然，不解地看着杜林。杜林于是接着说：
“盗贼凶狠，亦有仁德教之的功效，何况他人呢？莽贼苛政刑酷，百姓纷纷造反，他这样治世却与御民的大道背道而驰了。臣之所以叙此旧事，实要奏请陛下实行德政，教人懂法知礼。”
刘秀欣然叹道：
“你能在闲谈之中给朕进言，朕可知你的忠心了。”
杜林后来做了大司徒司直，他推荐同郡人范逡、赵秉、申屠刚等人，结果他们都得到了提拔重用，杜林为此向光武帝刘秀说：
“臣荐举之人，虽为同乡，却非私情所致，臣了解他们甚深，知道他们性本贤良，不会乱用威权，以求取名声。现在许多人不惜破坏国法，乱用刑罚，追逐个人私利，他们表面上看似为国为民，实则害国害民，陛下切不可为这些人所蒙蔽。”
刘秀暗中详查，果见杜林荐举之人都十分称职，一如杜林所说。从此，他对杜林更为器重了。
建武十四年（38年），群臣们上奏给刘秀说：
“古时，肉刑极其严厉，这样，人人都畏惧犯法，就不敢闹事了。现在，犯法的人不断，应是法令宽松的缘故。陛下应该增加法令的条文，用以杜绝犯罪的根源。”
刘秀下诏给三公九卿，让他们各抒己见，杜林的奏书和其他人的意见大不相同，他在奏书中说：
“百姓的感情受到污辱，那么，讲究道义和气节的风气就要受到损害：法律条文繁多，那么，苟且和侥幸的行为就要兴起。孔子说：‘用政治来教导民众，用刑罚来强制民众，民众只以苟免于罪过为务，却没有真正自觉惭愧的心。如果用道德来诱导民众，用礼教来规范民众，民众不但自觉惭愧，而且真心归服。’古时的贤明君主，都能深谋远虑，行动都注意到宽厚，不在刑罚上做过多的规定。周朝的五刑，处罚规定不超过三千。汉朝刚建立时，仔细地考察了秦朝的过失，废除了苛刻的政法，使统治的网络疏阔起来。民众欢欣鼓舞，人人都归向宽厚的德政。后来，法令条文逐渐增多，吹毛求疵，诋毁、欺骗的事就不断了。小事对道义没有妨碍，却采取大的刑戮，由此造成的弊端就十分严重了，于是百姓多叛，难以驯服。”
料林的奏书条理明晰，极有说服力，刘秀读罢感叹良久，他对群臣们说：
“不患民不御也，患德不修矣。如杜林所奏，古时德政不加以效仿，后世方有弥天大祸了。
朕主意已定，当在减轻刑罚、简化法令上示以仁德，重在教化百姓，如此，才是根本之法啊。”
【原文】
权重勿恃，名高勿寄，树威以信也。
【译文】
权力大不可以倚仗，名望高不可以托付，树立威严要讲究信用。
【释评】
信用是最能让人诚服的法宝，无信则是所有失败的原因之一。统治者往往自恃位高权重，朝令夕改，言行不一，这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民众对他的信赖之情，自不会诚心服从他的号令了。如此，上下离心，令不能行，凡事只能向坏的方向发展，一旦危难来临，便无药可救。高明的统治者总是在取信于民上树立自己的威望，利用一切机会彰显他的诚意。
【事典】徙木立信的公孙鞅
战国时期，公孙鞅为秦孝公所重用，任用他为左庶长，推行变法事宜。
公孙鞅大权在手，于是起草制定了新法令，其中规定：第一，废除世卿世禄制度。有功于国的，都按功劳大小封官；没有功劳的宗室贵族，削除宗室的属籍。第二，奖励种地的农户，发展农业生产。对耕地织布的农民，超过一般规定产量的，免除其徭役；商人要多交税。第三，全国百姓都要登记户口，按户籍组织起来，每五家为“伍”，每十家为“什”，各家互相监督。第四，一家有兄弟二人以上的，成年之后，必须分居，各立门户，违者要加倍征税。
秦孝公对新法令十分赞同，于是就要下令执行，不想公孙鞅却阻止说：
“百姓对官府暗怀猜疑，多有不信，远非一日了。新法虽好，若是无人相信苛守，其功效自无法见到。主公且容我略作安排，以让百姓增加对官府的信任，其后新法方可实施无虞了。”秦孝公答应了公孙鞅的请求。
一日，公孙鞅命人把一根约三丈长的木杆立在城南门口，随后他对围观的百姓说：
“无论何人，只要把这根木杆扛到北门，赏黄金十两。”
围观百姓越来越多，他们心中狐疑，不敢相信公孙鞅的话，只是观望。
公孙鞅目视众人，又高声说：
“我为左庶长，代表官府说话，绝对言出必行。如各位嫌赏金还少，那好，我现在宣布谁执行我的命令，把木杆扛到北门，赏黄金五十两。”
人们知道此事不难，那五十两的赏金又是太高，一时更添疑惑了。他们不知公孙鞅在搞什么花样，仍是站立不动。
过了多时，忽有一位壮汉越众而出，扛起小杆便向北门走。百姓一路跟随，场面十分喧闹。
壮汉到了北门，刚把木杆放在地上，公孙鞅就对壮汉开口说；
“你能听从官府的号令，官府自会信守诺言，予以重赏。”
他命人当众给那壮汉五十两黄金，还提高声调对众人说：
“官府的命令，是绝不会欺骗大家的，人家若能按官府的命令行事，一定会得到应得的好处。”
此事在秦国各地传开，百姓称奇，都说官府有令必行，有赏必信，无形中对官府充满了信赖。
有的大臣却不以为然，他们对秦孝公上奏说：
“主公身为万民之主，若实行新法，自可发号施令，百姓谁敢不从呢？公孙鞅小题大作，多此一举，不仅于主公威望有损，更令官府颜面丢尽，令敌国耻笑。”
秦孝公和公孙鞅论及此事，公孙鞅十分气愤，他沉痛地对秦孝公说：
“那些大臣弄权久，自以为以权压人应可让百姓屈服，这是于国有害的大错啊。官府法令得不到百姓真心拥护和支持，强迫他们只能招来怨恨，增加他们的抗拒之心，不仅会一无所获，更会种下祸根。”
秦孝公听罢释然，对公孙鞅的见识极表赞同。新法令公布厉，因为有了百姓的理解和拥护，秦国的局面为之一新，国力开始强盛起来。
擒心第三
本卷精要
擒心术为统治者手中的王牌。
用情感打动，这是最好的操纵术。
上位者凭好恶而澶用人，小则必失，大则必乱。
使用人才看是否忠心，才能应属第二。
大才大用，小才小用，不可因其才微而不用。
用人所长，亦为笼络之道，长久之计也。
屈人之心用大赏。
【原文】
德不悦上，上赏其才也。
【译文】
品德好不能让君主高兴，君主尊重的是人的才能。
【释评】
在利益第一的社会里，良好的品行虽为人提倡，但好人的处境却是堪忧的。封建统治者对人才的看重和收买，本质上全在为其所用，一旦人才失去了利用价值，被抛弃的命运就绝不是偶然的了。实际上，德与才都是被纯治者利用的东西，他们的高谈阔论和惺惺作态并不足信，明白了这一要旨，有才能的人更应保持清醒。
【事典】刘基的殊荣
元朝末年，朱元璋领兵攻克金华，派人以币帛等礼物前去拜见刘基，请他出山相助。朱元璋的使者恭维了刘基一番后，信誓旦旦地对他说；
“我家主公仁爱惜才，无人能比，先生若能助我家主公一臂之力，不仅可成其大业，亦可让先生不废其才，青史有名了。”
刘基不为所动，只懒懒地说：
“多谢你家主公一番美意，只是在下浪得虚名，恐令你家主公失望，故不敢从命。”
使者走后，刘基的家人对他说：
“你久有大志，常恨不展其才，如今朱元璋相请，你为何又拒绝呢？”
刘基脸上一暗，口说：
“以才侍人，岂能轻率？如遇无德之主，才不堪用，纵才有所施，到头来也会遭人厌弃，反是惹祸上身了。”
朱元璋听使者回报，脸露不愉之色，他悻悻地说：
“听闻刘基有大才在身，却不想他这样傲慢，莫非他还在观望时局待变吗？”
总制孙炎与刘基有旧，这时他便对朱元璋进言说：
“有人曾把刘基与诸葛亮相提并论，他的才能由此可见。主公用人之际，若收刘基在帐下，大事何愁不成？刘基应召不至，想是他对主公并不了解，一旦他知晓主公的仁德之心，自不会推辞了，请允许我给他修书一封，恳请他为主公效力。”
于是孙炎致书刘基，好言说尽后，他还特别指出道：
“先生纵不为我家主公分忧，难道还不为天下百姓尽力吗？如今天下大乱，百姓受苦，幸有我家主公英明雄武，当可消解此难，先生不助他成就伟业，却显先生无济世之心了，这绝不是先牛所愿啊。”
刘基抚书良久，这才一叹说：
“孙炎言尽于此，我若不肯，当真如他所言了，我岂能消受？为了救民于水火，那就勉为其难吧！”
刘基应召，朱元璋高兴异常。刘基向朱元璋陈述时务策十八项，令朱元璋更加佩服他的识见。朱元璋于是修建礼贤馆安置刘基，对他礼遇备至，关爱优崇。
刘基为朱元璋献言献策，屡建大功，朱元璋当上皇帝后，就惟独下令刘基家乡青田的税粮不许增加，以示对刘基的特殊褒奖，他还就此说：
“刘基有大功于国，朕之所为，是让刘基家乡世世代代传为美谈。”
有此殊荣，君臣向刘基称贺，刘基却一脸惶恐，并无喜色。他谢过君臣，却对家人忧虑说：
“皇上破例示恩，只不过看重我的薄才罢了，未必对我信任不二。如此看来，我还有什么值得欢喜的呢？”
朱元璋追封刘基的祖父、父亲都为永嘉郡公，还多次要进封刘基的爵位，刘基却坚决辞谢不受。
一日，朱元璋因对丞相李善长不满，要任命刘基为丞相，刘基坚辞相位。朱元璋无奈，问他杨宪、汪广洋、胡惟庸三位人选如何，刘基直言不可，他还强调说：
“胡惟庸才能尚可，但他德行不佳，用他为相只能坏其大事。如同驾车，我担心惟庸会把车弄翻。”
刘基不久坚请辞职，归乡养老。后来，朱元璋任用胡惟庸为相，果如刘基所言，胡惟庸专权擅政，谋反不成被杀。
【原文】
才不服下，下敬其恕也。
【译文】
才能大不能让属下诚服，属下敬畏的是君主的宽恕。
【释评】
本领越大的统治者就越容易犯下苛求于人的错误，不能宽恕别人。这样，人们就会对他敬而远之，有才能的人更不会为他效力了。原谅别人的过失，为他人着想，是收纳人才的常胜之道；在情感上和别人拉近距离，别人才会抛弃利益和世俗，真正做到生死与共。有才能者都是自尊心极强的，他们也最易被感情所打动，对他们不斤斤计较，大度宽容，就是最有力的操纵。
【事典】大气量的王旦
宋真宗时，一次皇宫发生火灾，宰相王旦马丘向宋真宗请罪说：
“臣身居宰相之职，国家发生这么大的天灾，臣应该被罢免。”
宋真宗为此下了罪己诏书，并没有解除王旦的职务。
后来，经查证这次火灾是荣王的宫中火蔓延所致，并不是天灾，为此还抓捕了一百多人，准备处以死刑。王旦独自请求宋真宗说：
“火灾发生后，陛下已下了罪己诏公布天下，臣等也都上书请求问罪受罚，倘若归罪给别人，就显不出朝廷的信义了。虽然火灾已有了线索，难道就知道那不是天降的灾祸吗？”
宋真宗十分生气，说道：
“这场大火损失甚巨，两朝积下的财物差不多烧光了，那些人一定要处死。”
王旦劝谏说：
“陛下拥有天下这样的财富，财货布帛不必忧虑，所忧虑的应该是政令上赏罚不当，陛下没有仁恕之心。如果陛下宽大为怀，世人一定会感念陛下大恩。”
王旦的努力没有白废，他终于让宋真宗改变了主意，使那些本当论罪处死的人都被赦免了。
其时，寇准为王旦下属官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