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社会的人:德国当今的两极-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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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房子里的学者，和财富之间缺乏联系。“精英”一词则只能代表最优秀的意思。“高收入者”所造成的误区是大部分高收入者连真正财富的影子都没见过。因此，没有一个称呼是完全准确的。对于叫不上名字的事物，人们当然也说不清楚。这也是为什么关于两个阶层的讨论总是因为对象的不明确而以失败告终。大家都在各说各的。这种失语现象正是这两个危险的社会阶层在未被察觉的情况下形成的重要原因。
第8节
“贫穷”和“富有”倒是经常被人用来形容这两个阶层，但它们同样受制于一个片面而错误的分析结果。收入低于中等平均值60％的人被定义为穷人，而收入比中等平均值高出1倍的人即可成为富人。这样的标准使社会中的大部分不是成了穷人就是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富人，或在二者的边缘徘徊。这两个概念也因此失去了意义。到底这种贫富划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差距有多大，那些工程或自然科学专业的大学生在毕业后对此深有体会。学生时期的他们绝对是符合标准的穷人，但其第一份工作的薪酬立即就能让他们一跃成为所谓的富人。他们跳过的中间地带正是在德国被称为中等收入水平的部分。如果这些新晋的富人在汉堡、斯图加特或是慕尼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他们马上就能发现自己每月赚的钱也就只够租一间不大的房子。德国人习惯于用收入标准来划分其社会结构，这种简单的思维模式将社会的复杂性压缩到了对贫富标准的制定上。然而月收入的多寡并不是对社会现实进行有效评判的标准，它只是德国中产阶级错误的固有思维。因为月收入这一标准对于上下两个阶级来说不具备任何意义。上层阶级所拥有的财富使其特有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是进入其上层平行世界的通行证。它同时也向我们展示社会财富向上转移的真正规模。下层阶级生活同样不受月收入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德国的中等收入水平比失业救济金标准高出40％。二者之间的差距在其后的40年中不断缩小，目前已达到相同的水平。如今的失业者每月可以和辛勤工作的护士、油漆工或邮递员拿到同样多的钱。然而，下层阶级与社会之间存在的差异并非是经济层面上的，而是文化的差异。平行社会的产生必然会伴随着其特有的生活方式。下层阶级的标志体现在他们无力承担生活的责任，无论是日常生活、夫妻关系、个人健康或是孩子的抚养。下层阶级缺的不是钱而是教育。
公众、科学家和政客面对社会行将解体的征兆所做出的反应，是这两个平行社会的又一个共同点。事态的发展首先被忽视，然后是遮掩，最后又试图用建立在错误分析上的方法去解决。
富人和穷人的新自由主义
错误的诊断往往会导致错误的治疗，政府相信人们手头有多余的钱就可以解决问题。几十年来，服务于财富阶层的游说者成功地说服政府实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减税。他们一贯的理由是：让人们支配更多的金钱，他们自己知道该把钱花在哪里。在经济层面，这种观念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当提到那些靠救济金生活的家庭时，不少政客和社会慈善机构持有相同的意见。给这些家庭提供更多的救济，他们自己知道该把钱花在哪里。这是否可以称之为穷人的新自由主义？正是如此，不劳而获的生活方式才变得具有吸引力。这种掩盖了问题本质的财富分配政策不但无法帮助下层阶级，反而对他们造成了伤害。保罗诺尔特将其称之为“关怀性忽视”。高额的救济金只是造成了社会参与的假象，同时又刺激了惰性的增加。这种帮助让工作离下层阶级的生活重心越来越远。工作就意味着报酬和付出，在德国不存在只有报酬却无须付出的工作。但德国的福利政策只专注于救济金的发放，从而阻碍了下层阶级参与付出的行为。
同样对于上层阶级，政府也运用了错误的政策。BMW公司的全体员工在2011年创造了新的历史最高收益，公司大股东昆特家族则从中坐收巨额利润。一方面这些员工需要为其工作收入缴纳最高可达45％的个人所得税，而另一方面财政部对昆特家族所获得的资本收益规定的统一税率只有25％。德国的税法对财富阶层和普通劳动者所采取的态度截然不同。当个人所得税税率高于资本收益时，政府实际上是在人为地加大贫富差距。中产阶级肩上的负担越重，财富阶层就能从中获益越多。有钱人早就接收到了政府的这一信息，越来越多的德国财富阶层退出了企业中繁重且高税负的领导层工作。典型的德国富人并非其父辈一样的企业奠基人，也极少亲手打理家族企业。投资者和继承人才是他们如今的身份。
第9节
政客们的举措不但没有阻止这两个平行社会的壮大，反而通过金钱激励了这一社会变化，准确地说是用中产阶级的金钱。德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在过去几十年中急剧增加。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自1970年以来增长了40％，如今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这一数据显示了，被救助人群不仅享受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其胃口还在不断加大。谁来对这些支付负责？当然不是上层阶级。因为其缴纳的资本收益税自1970年以来几乎缩减了一半。而同时中产阶级所承担的公共支出费用则成倍地增长a。这是上下两个阶级的又一共同点，他们从中产阶级那里获得越来越多的好处。德国真正的贫穷由此体现在社会公共支出方面，特别是在地方政府层面。作为将社会福利政策落到实处的一环，地方政府的该项支出在1992年到2012年之间增长了超过一倍。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因为社会福利是政府的责任，就算地方财政达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也只能继续维持。迅速发展的社会救助行业则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专业的救助者在许多典型的下层阶级居住区不断寻找那些由政府买单的救助对象。地方财政在支付了这些救助者和被救助者后已经所剩无几，因此也无力再去维持学校、街道、公共游泳池或图书馆的运作。地方议会被迫看着那些凝结了几代人心血的社区逐渐走向衰败。社会福利支出已经威胁到了德国基础设施的建设。☆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上层和下层阶级导致了政府负债
德国的城市和乡镇在大量负债，像凯泽斯劳滕、路德维希港或奥博豪森这样的城市已经达到了人均10000欧元的负债水平a。有些地方的负债率已接近希腊的规模。和希腊一样，一些地区的信用等级也在不断下降，这导致了银行不再向这些地区发放贷款。不只是地方政府，联邦政府也一样背负着上万亿欧元的债务和担保。其中大部分是金融市场危机的结果，也就是由德国社会中最富有的一群人的投机行为引发的恶果。其所造成的政府负债规模已接近了20世纪70年代社会福利体系建立和之后的两德统一的代价a。如果将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负债相加，如今的德国人均负债数则较1970年增加了近25倍b。
负债意味着支出大于收入，而造成巨大财政支出的罪魁祸首之一是上层阶级。他们的高风险投机行为引发了金融危机，而政府修复金融市场和阻止情况进一步恶化的措施对国家财政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除此之外，下层阶级也是造成巨大财政支出的原因之一。政府用以维持社会福利体系和支付社会救助行业的支出正在不断地增加。而政府财政收入缩减却是上层阶级单方面的责任，因为他们为国家财政所做的贡献正日益减少。德国税法在对其资本收益的放任程度上不论是比以前或是与其他国家相比都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由此可见，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携手造成了德国财政高负债率和低收入的局面。而中产阶级却独自在支撑着国家的日常运作。他们既要为上层阶级的财富提供保护，又要为下层阶级的各类需求付钱。
维护社会的团结、平衡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是政府的任务。在过去的几年中，德国政府针对下层阶级提出了一条公平性原则，即依靠社会救济生活的人群不应享有比普通纳税人更优越的经济条件。由于对财富的讨论及对上层阶级的认识还处于开始阶段，所以类似的相关共识还没有形成。但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强壮的肩膀就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对一个百万富翁全部收入所征的税率不会低于普通纳税人的平均水平。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德国政府不光在收入方面进行了巨大的策略调整，在支出方面也一样。主体资助和客体资助是政府财政支出中两种相对的原则。政府选择资助单一的个体或家庭称之为主体资助，而客体资助则意味着政府选择投资公共设施，比如中学、大学或其他公共服务机构。瑞典的高税负使其能够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大量投资，而美国的税负较低，但美国人想游泳的话更愿意自己花钱造个泳池。德国的情况又是怎样呢？“没有其他国家像德国一样，在这件事情上采取如此一边倒的态度。”施派尔德国管理学院的经济学家吉塞拉费贝尔a说，“我们的政府宁可像疯子一样地给人发钱，也不愿去考虑投资公共设施。”德国是主体资助的中心，而德国主体资助的中心则是家庭。各种家庭补助的名目数不胜数，就连对此负责的政府部门也不清楚究竟有多少。当乌尔苏拉范德莱恩于2005年出任家庭事务部部长时，她授命进行了一项调查，其目标是计算出政府每年花在家庭补助上的资金总数。该项调查持续了一整个立法会议任期，最终得出的结果是1120亿欧元。乌尔苏拉的继任者克里斯蒂娜施罗德b在上任后也委托进行了后续调查。她想知道的是各项家庭补助措施的效果，而答案要到2013年才能揭晓。在那之前，各类补助只能在不知效果的情况下被继续发放。相比较而言，建设幼儿园的效果已经被证实，这应该说是一项明智的客体资助措施。但政府在无力对学前教育设施进行投资的同时却决定在2013年对每户家庭增发150欧元的育儿补贴。这又是一项典型的主体资助措施。德国每年的直接家庭补助支出比欧盟平均水平高出40％，但其对教育系统的投资却已经连续35年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
第10节
个别利益的优先权
德国到底怎么了？独具创意且行之有效的社会制度一直以来都是德国的商标。美国人到现在都没能建立起统一的社会保险体系，而俾斯麦早在19世纪就做到了。公务员以及历史上首个公共管理体系、全民义务教育制度和现代意义的大学，谁发明了这些？德国人。更别说幼儿园这样的绝妙发明，其他国家干脆连同它的德语名字一起照搬了过去。这些都为德国人带来了具有高度组织性的美名。完善的客体资助措施代表了德国风格。然而，如今德国的各种社会体制中却充斥了混乱。比如说工作中心，失业者虽然可以在这里领到救济金，却得不到任何帮助。而联邦劳动局在所有的政府部门中的名声是最差的。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劳动局没法帮人找到工作就成了德国人的共识。经过这20年中的百来次改革之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今天所谓的联邦劳动局仍然不能帮人找到工作。又比如说大学，自20世纪70年代大学扩大招生以来，相应的教育制度结构调整直到今天还没有完成。从那以后每一代学生都因为不尽如人意的学习条件走上街头抗议游行。他们都有理由这样做，但都没取得成果。中小学教育的情况又是怎样？自从2001年的PISA测试结果公布以来，不光是专家们心里清楚：必须对中小学教育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并加大相关资金投入，对此所有人都表示赞同。但却看不到任何进展。教育机会的不公平性仍然是德国中小学的通病。再拿幼儿园来说，连续两届联邦政府都决定要在2013年之前扩大幼儿园招生容量，但具体实施这一决策的地方政府却因资金问题无计可施。然而更紧迫的问题则是如何将幼儿园变成真正的学前教育设施。下层阶级的孩子不但可以在其中得到照顾，更能接受教育。但是没人为此提出任何计划。关于社会救助行业，在德国对有需要者进行救助的并非是政府机构，因为政府将这项事务完全外包给了私人企业。社会救助行业因为政府的资金而蓬勃发展，他们不但无须纳税而且还几乎不受监管。而且其中大部分的救助起不到实际的作用。还有财政部，德国税务工会估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