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难登临录-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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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朋友说，攻击有组织是肯定的，因为忽然间群起而攻的新题材，是张五常不懂得写文章，中语水平连小学生也不如，要找小学老师补习一下，找人修改无数白字吧。说文章不及小学生可能对，但说白字无数则误中副车，因为我的文章有两位专家看清楚没有白字才发表。朋友说从来没有见过读者批评老人家的文字，怎会一下子那么多，而又同时在几个网站出现呢？
接受了「小学生也不如」的评语，这篇文章就容易写了。最近获经济学诺贝尔奖的克鲁明（国内称克鲁格曼），是在美国《纽约时报》写经济专栏的大名家，红极一时。好几年前熊秉元在《信报》把我的专栏与克大师的相提并论，却没有说谁高谁下。几年来不少朋友问我对克鲁明的专栏文字怎样看。只读过几篇，本着「小学生不如」的资格这里东拉西扯地说说吧。
克鲁明获诺奖后，有评论说他是凯恩斯之后英语文笔最好的经济学者。我认为他的文笔可以，生动爽快，但略嫌霸道，不够潇洒。比贝加等大师有文采，可读性也较高，称专栏大师没有浪得虚名。然而，论到英语文字水平，凯恩斯之后克鲁明写不过史德拉（George Stigler）及高斯等好些人。我认为高斯虽然文笔了不起，但写专栏不会怎样——他的个性看来不宜于写专栏。昔日佛利民与森穆逊一起在《新闻周刊》写专栏，摆明是比赛一下，过瘾兼精彩。择其佳者，佛、森二师胜过今天的克鲁明，但平均水平可能斗不过。我是说专栏文章，不是说经济内容。很可惜史德拉没有写过专栏。要是当年此公动笔，可能无敌天下。史老兄文采顶级，幽默潇洒，而个性是极宜写专栏的。
我自己只写过四篇英语专栏，发表于《*》，可幸保存了下来，读者不妨读读，与美国的大师们比较一下（见《张五常英语论文选》第三十至三十三篇，其中三十一与三十三可以视为我的代表作）。我的中文专栏与克鲁明的英文专栏怎样比呢？很难比，因为大家的风格与文体差别甚大。不是因为中、英二语不同，而是在文章的处理上有很大的差别。说我的「专栏」不是专栏我不会跟你打官司。有三点。
其一是八三年山木邀请我写专栏之前，我没有用中文写过文章，逼着自己发明百鸟归巢的写法：四六文体，宋词句法，论平仄，砌字数，古文、白话文、广东话、俗语等都一起用上。读者喜欢不喜欢是另一回事，但经过约一千五百篇的尝试，我这种文体是写到尽头了。囊括了炎黄子孙数千年的文化，虽然有点不伦不类，但奇异而又过瘾的表达英文是办不到的。其二是我什么题材都写。既然不乏刊物收容，意之所之，包罗万有，题材斗多容易胜出几条街。其三是为了过瘾，一文之内我喜欢写出变化。不是刻意的。只是下笔时如醉酒步行，跌向哪一方自己事前不知道，顺其自然，久而久之，知道读者喜欢这种不成规矩的写法，就继续下去了。是的，跟我的书法、摄影、经济分析那样，我的专栏文字是愈老愈放了。
北京不要拜凯恩斯学派为师（2）
不少朋友问及克鲁明的经济学，我无从回应。数十年来我没有读他家之作，而在求学上克大师算是比我晚了两辈——我在芝大作助理教授时，他的老师是那里的学生。最近读到一篇克鲁明写金融风暴的专栏，有同意与不同意的地方。大家同意的重点，是认为美国面对的难关不容易过。格林斯潘、贝加、刘遵义等人是比较乐观的。整个不幸非常复杂，观点不同在所难免。在一个关键的困境上克鲁明与我的看法相近。他认为美国人的消费意欲会持久不振；我认为借贷的无可避免的收缩，很可能需要长时日。
克鲁明出自麻省理工，他对这次灾难的分析，是相当纯净的凯恩斯学派。他相信储蓄悖论（Paradox of Thrift），是森穆逊从凯恩斯的理论变化出来的。他也相信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是凯恩斯的发明。我出自洛杉矶加大与芝大，二者皆对凯恩斯学派没有好感。其实在我个人而言，出自何方是没有关系的。主要是当年读宏观，我老是不明白为什么储蓄等于投资是宏观经济的均衡点。这是凯恩斯的发明，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在一九六三年初，老师普纳（Karl Brunner）详尽地向我解释得清楚。清楚了，明白了，就认为凯恩斯的宏观分析在基础上是错了。当时我正在深研与凯氏同期的费沙（Irving Fisher）的利息理论，在基础的理念上二者大有出入，我认为费沙对，凯恩斯错。话虽如此，从凯氏演变出来的方程式我背得出来，博士试考个第一容易，可见读书考试可以是很无聊的玩意。
我不要在这里解释我认为是不对的或起码大有问题的储蓄悖论及流动性陷阱，但克鲁明建议的处理目前金融风暴的主要方案，我认为行不通。他认为美国政府要大手花钱，由政府推出消费，因为消费者有钱也不一定会花。这是纯度一百的凯恩斯学派了。
我认为这政策行不通，因为美国政府今天的财赤庞大得惊人，再大花一笔后患无穷也。事实上，目前的金融灾难，虽然不是起于美国政府花钱太多，但庞大的财赤肯定是加重了他们目前面对的困境。佛利民生时认为伊拉克之战是大错，但又认为财政上美国负担得起。真的吗？
我的观点简单得多。不管宏观或微观，我信奉的原则是花钱要有所值，不值得花就不要花。多花不值得花的钱，早晚会闯祸，那些政府究竟可以花多少、把财赤推向后代可以推多少的分析，我知道，但不同意。花钱的原则简单，不值得花就不要花。政府大手花钱可以挽救目前的灾难吗？如果有钱大花特花，当然有助，但值不值得是另一个远为重要的问题。国债这回事，不是推到后代那么简单。这次灾难过后，国债太高可能惹来债券下跌，利率上升，通胀急起，美元大跌──会是另一场灾难。这些不容易加起来的现象组合，地球出现过。
最近的观察，是*知道问题严重：不一定是恐惧金融风暴，而是知道经济数字很不对头，工业兵败如山倒。迹象显示北京开始花钱了。值得吗？
我不担心像美国三十年代那样，中国会因为不景而搞出大政府，因为中国的政府已经够大了。问题是中国比美国幸运得多，可以修改现有的为祸不浅的政策而过关。我担心的是如果北京轻视这个选择，学美国的别无选择的花钱途径，为祸不浅的政策会永远地驱之不去！
经济解释会成为中国学派吗？（1）
（2008…11…11 08：08：03）
「《佃农理论》四十年」研讨会议结束了，参与者说很成功。我极少参加会议，不知「成功」如何衡量。约一百人，其中不少说，那是他们参与过的最成功的会议，甚至有说比七月高斯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周年」还要好。芝大之会一致好评，但因为参与者一半是西方人士，不知中国，交流有点沙石。
《佃农理论》是我一九六六年作学生时的论文习作，首篇文章的发表日期是一九六八，刚好四十年。往事如烟，这次研讨，参与的年轻人不少熟读该书（若干年前出版了中译本，有学子说读英文版），使我有无限感慨。筹办这次会议的朋友征文，由他们选出六篇赠予奖金作鼓励。说明限于以经济分析来解释真实世界的现象才考虑。果然，收到的四十多篇文稿全是解释之作，好坏不论，这类作品在地球上近于失踪有三十年了。
我还是沉醉于六、七十年代解释有趣现象的经济学。不一定同意他家的解释，但好些过瘾可读，有启发力，不同意更加紧张刺激了。为什么同样的病，加州的医生收费，收富人比收穷人的多？为什么厂家或批发商要管制零售价？为什么职业棒球手的雇用合约，是奴隶性质的？为什么电影片的批发，叫座的永远与不叫座的一起捆绑销售？
问的永远是为什么，不问好不好，也不问怎么办。这是我当年对经济学着了迷的原因。我自己的作品也永远问为什么，不管其它。为什么香港战前建造的私人楼宇，在战后出现天台木屋的僭建呢？是谁那样神通广大，有本领把房子僭建在他人的房子之上呢？为什么佳座的票价偏低了？为什么台湾管制佃农的分成率，农业的产出量竟然上升？为什么中国昔日有盲婚制，有童养媳，而妇女要缠足那么蠢？就是到了年逾古稀的七十二岁，我还在问：为什么问题多多，被人批评得一无是处的中国，经济会发展得那么快？
经济学鼻祖史密斯一七七六推出的《国富论》，包罗万有，既问好不好，也问怎么办，但一举成名的重点，还是问为什么：为什么自私自利的人，会给社会整体带来那么大的贡献呢？是的，以史前辈为首的古典经济学，虽然倾向于政策好不好的建议，但「为什么」一般是分析的出发点。到了以马歇尔为首的新古典经济学，数学被引进，边际分析盛行，变量与方程式相等的均衡理论普及，问「为什么」一时间成了主流。很可惜，因为数学的引进，经济学者问的多，答得少。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学者们专注于理论或技术上的发展，漠视了真实世界的现象。其二是为了方程式或几何的整齐好看，经济学者逼着把局限条件简化，其中最大的错失是或明或暗地假设交易费用是零。真实世界的局限与理论假设的局限不同，理论的解释力不管用。三十年前我说过，如果在实验室作化学试验，你不可以用不清洁的试管而假设是清洁的。换言之，以经济理论解释世事，假设的局限一定要与真实世界的局限大致吻合。假设的局限要看得到、摸得着，要真有其事，而推断会发生的现象也同样要看得到、摸得着。
篇幅所限，我不能在这里再评论因为世界复杂，理论一定要简化，或上世纪五十年代经济发展学说的一无是处，或宏观分析一落笔就打三更，或机会主义之类的博弈分析只是说故事，无从验证。我要说的是七十年代后期起，经济学者的兴趣一般是与真实世界脱离了。不知世事，问为什么不是有点胡里胡涂了？理论多多，但一般与真实世界扯不上关系，是今天经济学发展的悲哀。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经济解释会成为中国学派吗？（2）
我对后者不幸发展的解释，是越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大学转向算助理教授发表文章的数量及发表学报的名头来作为升级或加薪的准则。出道于越战之前，我用不着担心薪酬要与文章数量及学报品牌挂钩。自由自在，想到过瘾有趣的，调查、思考到忍不住时才写出来，潇洒得很，虽然每件作品都经过一段艰苦历程。在我之前的经济学者，是好是坏都可以这样潇洒一番。越战后不久形势开始转变。
七十年代中期，老师艾智仁给我信，说「愤青」在学术界出现，很头痛。其它大学，包括我在西雅图任职的华大，也有类似的困难。当时助理教授升级或加薪是由大教授品评、话事的。一些助理教授问：「你们这些老头子算什么？有多少文章在名学报发表过？懂数学吗？凭什么资格决定我的前途？」事实上，除了三几家名校，大学中也真的有不少没有跟进学问的老头子，发表文章的数量远不及数学与统计皆可应付的后起之秀。数文章与论学报之风于是成为定局。可悲的是再没有重视趣味与真实世界了。有名牌学报收容，算；书不算，没有评审过关的也不算。问题是替学报作评审的一般低能（高能的通常没有时间评审），而那些所谓名学报，动不动要「审」几年才可以过关。撒网政策的行为于是普及。为了饭碗，没有谁会那样傻，花一两年时间去考查一个题材才动笔。要知道世事从来不易，在不多发表必遭淘汰的情况下，再没有谁像我当年，可以奢侈地调查思考十三年才动笔写《公司的合约本质》，或奢侈得像我今天那样，跟进中国二十九年才发表《中国的经济制度》。是的，局限不同，今天没有谁可以写得出像高斯一九六○的《社会成本问题》那种需要深入调查世事的文章。制度不改，今天在大学谋生计的不可能写得出《国富论》那种伟大作品。
年多来高斯两次来信，提出如下的问题：「有趣的经济学在西方完蛋了，你可以在中国再搞起来吗？」我见自己也日暮黄昏，很久没有回应。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我若有所悟，给他信，说：「你提到要试把有趣的经济学在中国再搞起来，不是毫无希望的。网上的搜索说，『高斯定律』及两个其它译法在中文世界被提及超过十万次，远比英文世界为多，而我只几年前发表的三卷本的《经济解释》，被提及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