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难登临录-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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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二者一也，管一就是管二，管制劳动市场就是管制产品市场，法定最低工资就是法定物价管制。那些高举自由产品市场而又赞同最低工资的经济学者，是有点胡涂了。
离开了擦皮鞋或穿珠仔，合约的形式变化多，例如以时间算工资，或分花红，或算佣金，或送股票，或供食宿，或赐奖赏，或佃农分成……而又或者几项花式合并而为约。然而，无论怎样变，不管搞得如何复杂，皆可翻为件工合约的替代，穿珠仔之类也。从一方面看是雇用合约，是生产要素市场，从另一方面看是产品市场的替代，合约的形式有别，市场一也。 txt小说上传分享
新劳动法与蚕食理论（2）
让我提出一个浅问题来考考读者吧。如果今天中国的劳动法规定最低工资是每天一千元人民币，严厉执行，失业会增加吗？答案是不一定。劳动市场可转用件工、或分红、或分成，等等其它合约处理。问题是政府约束一种合约的自由选择（这里指约束时工合约），市场选其它合约安排替代，一般会增加交易费用，而政府见工人一天赚不到他们意图的一千元，多半会左右其它替代合约。这样一来，雇主要迫着关门大吉，被雇的迫着回乡归故里，或到街头卖花生去。严格地说，行乞、犯案也是职业。
那所谓失业，是要有雇主及被雇的存在才出现的。失业主要是工业兴起的发明，工人被炒后一时间找不到其它雇主，自己无乡可归，一时间想不出卖花生之法，要再找雇主，找不到合意的，称为失业。炎黄子孙在地球存在了数千年，失业之声近二十年才听到。
为什么雇主与被雇于工业来得那样普及呢？两个原因。其一是分工合作，集中人手大量产出，每个成员分得的收入会远高于各自为战的产出方法。史密斯一七七六提出的造针工厂是好例子，虽然后来的实际经验证明史前辈远远低估了。其二是好些生产程序，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需要监管。这监管促成了劳工有奴隶性质的形象，剥削之声四起也。然而，多年的观察，知道说剥削工人的人没有一个做过厂。在市场的竞争下，剥削工人谈何容易哉？
这就带来上文提到的问题：为什么新劳动法为祸明确，网上还有读者支持此法呢？利益分子或颜面问题不论，答案是有些人见到某些地方，或某些企业，最低工资及劳动法例是明显地提升了就业工人的收入。这里的重点是租值的存在。最低工资及劳动法例由政府推出，更重要是跟着加进了工会，一个有租值的工厂或企业可以被蚕食而使工人的收入增加。租值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掌握得好不容易（见拙作《供应的行为》第二及第三章）。简单地说一句：租值是资源使用不受价格变动影响的那部分的资产价值。一家工厂大手投资购买了机械，转让出去不值钱的那种投资，工资被迫增加也要继续干下去，其租值是被蚕食了。一间因为苦干得法而打下名堂的企业，有值钱的注册商标，一间工厂研究有获，在发明及设计上拿得专利注册，等等，皆有租值，不是什么最低工资或新劳动法一推出就要关门的。他们有一段颇长的时日可以逆来顺受，但一旦遇到市场大为不景，租值全失，专利名牌就变得麻烦了。这是近今美国汽车行业的困境。庞大的租值被蚕食了数十年，几殆尽矣，怎还可以经得起金融市场的风风雨雨呢？
一般而言，蚕食企业的租值，是需要工会的协助才能成事，所以工会有工人的支持。工会操作的关键（先进之邦的工会，不是目前中国的），是阻碍工人自由参与竞争，因为工人自由竞争不容易蚕食企业的租值。
有幸有不幸，中国的最低工资与新劳动法是来得太早了。君不见，目前纷纷关门大吉的工厂，清一色是接单工业，没有什么租值可言，用不着什么工会对立老板就失踪了。这是不幸。幸者，是关门关得那么快，而又是那么多，其示范大有说服力，好叫有关当局知道容易中先进之邦的劳动法例之计。
可以阻碍工人自由竞争的工会今天在中国还没有出现，可能因为大有租值的企业目前在中国不多。新劳动法无疑鼓励蚕食租值的工会出现，但要等到中国的发展更上一层楼，大有租值的企业无数，这类工会才会藉新劳动法的存在而林立起来。真的吗？可能不会吧。聪明的老板会意识到只要新劳动法存在，有租值蚕食力的工会早晚会出现，不敢向增加租值的投资下注。
这就是北京的朋友要重视的一个关键问题。要搞经济转型这些日子说得多了，而所谓转型者，就是要鼓励增加租值的行业：研发科技、搞国际名牌，等等。有新劳动法的存在，企业租值上升，蚕食此值的工会随时出现，岂非血本无归乎？新劳动法来得那么早，一则是悲，一则似喜也。我这个老人家是怎样也笑不出来的。
从蚕食理论到效率工资（1）
（2008…11…28 08：07：27）
前文《新劳动法与蚕食理论》原本是要向北京的朋友解释一些政策上的要点，但写到中途，想通了整体，认为是难得遇上的顶级经济学，立刻缓慢下来，用足心机，转为向同学们示范一下：这就是我信奉的经济学的正规版本了。不是不可以用数学表达，但不需要。表面看是浅的，但变化多，推断与解释有深入的层面。虽然差不多所有用上的理念是本科水平，但配合得那么完整不容易。我自己随意发挥，整篇文章只写了五个小时，但我天天观察，天天想，近五十年，熟能生巧也。
该文用上的概念相当多，包括成本、租值、价值、交易、合约、均衡、竞争等。约束行为的理论只有需求定律，没有其它。同学们可能看不出需求定律用在哪里，其实无处不在，到处皆是。这种砌来砌去的经济分析要讲逻辑，也重视真实世界的现象观察。要熟习，否则砌得生硬，棱角分明，货色就变得低档了。数十年来我对经济的发展推断得准，解释世事得心应手。这种解释人类行为的科学使我着了迷，每有所悟，废寝忘餐，暮去朝来，垂垂老矣。
概念听来容易，每个概念可以几句说完，但要掌握得好动不动要几年工夫，要不断地想，也要不断地以真实世界的观察印证。一个概念的充分掌握要好几年，十个八个岂不是要数十年了？不是的，你要多个概念一起学，互相对照，大致上五年左右可以毕业。问题是你要有懂得的人教导，今天是不容易找到的了。我曾经把自己所知的写进三卷本的《经济解释》中，当然比不上我亲自教。同学要多读几遍，到处作实地观察，或有可为。
要怎样示范我说的困难呢？以我历来佩服的马歇尔为例，他对成本的概念掌握有偏差，所以在他发明的准租值（quasi rent）的概念上错了一半，而到了他分析上头成本（overhead cost）时，全盘错了。马歇尔伟大，因为错归错，他的分析架构完整，提出的理念重要，好叫我们后学的可以改进而完善之。不对，但重要，有启发力，我欠马歇尔实在多。
举另一个例。以一般均衡分析而扬名天下的瓦尔拉斯（L。 Walras），用方程式处理均衡，发明不易，其实没有什么。一般学生几天可知大概，聪明的几个小时。但可以解释现象吗？不成。我用的均衡理念不需要方程式，但要好些年才能掌握。我用的均衡，是说有足够局限条件的指定，让我们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这是把空洞的方程式加进了内容。真的不容易。从事者要对科学验证的方法用得熟，也要对世事知得多。
记得一九七五年回港渡长假，某国际知名足球队来港比赛，我见那么多年没有到现场看足球，托一位有关系的朋友购票。两个小时后他给我回复，说优座票早就没有了，劣座还有，而历来的经验，是大赛事优座票早就销售一空。这现象启发了我：为什么优座票价是偏低了呢？我跟着花了几个晚上到电影院去调查，又找了几位炒黄牛票的仁兄询问他们的经验。
当足球朋友告诉我优座票历来难购，我立刻想到「跳座」（英语称seat jumping）可能是解释。这是说，如果优座不满，购买了劣座的可能在开场后，见优座有空置，就「跳」到那边享受一下。如果老板把优座以偏低的票价出售，先满，让顾客保护自己的优座，跳座的行为可以杜绝，老板的总票房收入可能增加。 txt小说上传分享
从蚕食理论到效率工资（2）
香港当时的电影院分上下两层，上层分超等及特等，下层分前座、中座及后座，优劣分明，优座的票价较高。我的调查简单：看看优座是否先满，或百分比上先售出较多；看看黄牛老兄是否主要在优座票下注；看看优座的黄牛价的上升是否高于劣座的；看看上下两层之间不能「跳座」的情况与一层之内有什么不同。优座票价偏低的防止跳座假说很快就肯定了，跟着找可以被事实推翻的验证含意，找到几个有趣的，都没有被推翻，所以只几个晚上就知道有足够的资料写一篇文章。不认为重要，但有趣过瘾，发表不会有困难。
回美后动笔，知道有一个理论逻辑的难题需要解决。这就是要证明电影院的老板减价让优座先满，他的总票房收入会高于不减优座之价。不容易，想了一个晚上，想通了。但我要跟同事巴赛尔开一个玩笑：我要完全不用几何或方程式——只用文字——而把这理论要点证出来。虽然作学生时「技术」科目成绩好，但后来少用数，认为劏鸡用不着牛刀，也知道数学是另一种天赋，与自己擅长的天马行空的想象方法有点格格不入。
一九七七年发表的《优座票价为何偏低了？》（Why Are Better Seats “Underpriced”？）是一篇没有任何数学的文章，多个假设与不同系数翻来覆去地纯用文字表达。巴赛尔读得开心，叫绝，说摆明要用数学证明的我纯用文字全部证了出来，他和另一位数学经济同事找不到错处。这篇文章结语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面对竞争，一个人的行为要看竞争者的行为而定。市价的决定是竞争的结果，也是重要的。但这不是唯一的结果。如果减价可以帮助约束行为，所有合约的参与者可能获益。这篇文章示范着的，是约束行为的行为可以有效而又方便地以减价促成。」
在同一结语中，我举出其它例子，其中最清楚的是香港置地的经理人一九六八年在法庭上的陈辞。置地是当时香港最大及一般人认为是管理得最好的房地产公司。经理人说，公司是刻意地把写字楼的租金调低，约低于市价百分之十，目的是要有一个「健康的排队」（他称a healthy queue）。言下之意，是如果有租客排队等位，他们可选租客，而租客见有人等位，交租会较为准时，也会较为遵守租约指定的规则。
后来朋友告诉我，八十年代初期兴起的效率工资理论（efficiency…wage theory）来自优座票价偏低一文，尤其是香港置地的例子。把「出售」改为「购买」，这新理论是说，雇主刻意地把工资提升，高于他们可以聘请之价，是赶驴子的故事：前有红萝卜，后有棍子。工资提升，员工较为卖力，是红萝卜，而有人排队等职位，则是棍子了。这理论的漏洞多得离奇：红萝卜与棍子分不开；市场所有雇主皆用此法，何来棍子了？所有工资皆红萝卜，要怎样算才对呢？
效率工资的一个主要用场，是解释失业：工资不易向下调整，所以失业较多。二○○○年的春天，一位诺奖得主到港大讲话，讲效率工资与失业的关系。我在场作主持，他讲后我抢先提问：「你的失业理论是基于时间工资合约的，但中国的工厂一般用件工合约，而奖金制也普及，纯时间工资的不多见，你的理论怎样了？」他无从回应。多知世事就占了先机！
从来不否认较高的薪酬会有较佳的工作表现。曾经打趣地说过，如果有刊物出稿酬一百大元一个字，我的文章可以写得像苏东坡！老人家也真倒霉，虽然没有谁会贬低老人家的本领，但也没有谁会那样傻，出百元一字考一下老人家。问题是从海外回归的经济学后起之秀，竟然以不成气候的效率工资理论来考一下神州大地的劳苦大众！
是的，这几年，无论是支持人民币升值，或提升最低工资，或推出新劳动合同法，或大谈经济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