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为梅花醉如泥-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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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有八个孩子。
　　父亲与那女人在香港同居了三四年，后来父亲因为投资失误而花光了从内地带来的钱财，又患上了在当时很不易治愈的肺痨，那个女人见他已没有“价值”，就弃他而去了。
　　

汽车轮胎事件
根据历史资料介绍，在20世纪40年代末，有数以十万计的难民从内地涌入了英国管治下的殖民地香港。这些南下的难民，不消说大多数是内地的富户。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带有大量的金银财宝，倚仗这些老本，他们在香港东山再起并不是没有可能的，至少衣食无忧没有问题。但是，不知道是由于“不服水土”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这些从北方南来的移民，在到了香港之后，真正发达起来的人很少，有的甚至陷于破产的境地。我父亲就是这种人中的一位。
　　前文已经说到，父亲从天津带到香港的钱财，总值有八万美元之多。这笔巨款，在当时能干很多事了。如果我父亲能以这笔款项为本钱，稳扎稳打地发展，在香港是有可能获得巨大成功的。做一个假设，假如当时他用这笔款在香港买下一块地，保留到现在，少说也值几十亿港币了。退一万步而言之，就算他没有这笔本钱，以他的商科教育背景、英语读写水准及企业经营经验，只要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努力开拓，在香港打出一片江山来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的；至于找一份体面的差事来干，易如反掌。可惜他时运不济，而且他在天性上也不是那种踏踏实实的人。在从天津到香港后的最初几年时间里，他居然没有从事过一项正经的事业，每天都是优哉游哉地打发日子。在他刚来香港的时候，友邦保险公司的总经理知道他曾是四海保险时代的宿耄，就劝他加入来当经理，但是父亲一心想发大财，没有同意加盟香港友邦保险公司。父亲在天性上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不愿意被一份收入有限却相当繁劳的工作所羁縻，要他为了每月的一份薪水而每天都把屁股钉在一张椅子上，对于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在天津是发过大财的，“曾经沧海难为水”，有过财源滚滚经历的他，无法再适应普通文员的生活。他并不为一家老幼的口腹之需而着急，也许在当时他的确不用着急，因为他从天津带来的钱已足够我们一家支撑好一阵子。就这样，他每天就无所事事地生活着，偶尔也伸长鼻子，嗅嗅哪里有发财的机会，可惜这样的机会总是不出现。
　　过了两三年之后，父亲认为他发财的机会来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派出志愿军与朝鲜军队一起，与联合国军作战。美国因此于同年取消了所有已经核准运往中国的特种物资的许可证，并对中国实行全面战略禁运。1951年5月18日，联合国通过了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和经济封锁的决议。10月27日，巴黎禁运机构增设了专门控制和监督对中国实行禁运的中国委员会。到1953年3月，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国家达到了四十五个。英国殖民管治下的香港，也跟随英国政府加入了禁运的行列。禁运在当时固然点中了中国的死穴，对“抗美援朝战争”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却也给那些敢于冒险的商家提供了发大财的好机会。当时，就有那么一些商人通过向中国内地偷运禁运物资而发达起来，后来他们也因为在困难时期帮了内地的忙而受到政府的重视。
　　在联合国开列的禁运物资清单中，橡胶是很重要的一项。橡胶树只生长在热带地区，当时中国并不出产橡胶（后来内地为了打破封锁，才在海南岛大规模种植橡胶树）。然而没有橡胶，就无法生产汽车轮胎；没有汽车轮胎，内地的所有汽车——包括军车——就都无法行驶。面对着联合国对中国的物资禁运，父亲决定也加入偷运的队伍。他并不是一名亲共分子，在朝鲜战争问题上也不见得就站在中国一边；他只是一位商人，商人看到有投机的机会，自然就会出手。在没有商机的时候，他“静如处子”，无所作为；一旦有了商机，他就会“动如脱兔”，出手奇快。父亲不干则已，一干就是大的。他倾其所有，从海外进口了一批汽车轮胎，存放在澳门，原打算通过某种渠道运入内地。这笔生意如能做成，当然是可以大捞一把的。可惜“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在订购这批轮胎时犯了一个低级错误——这些轮胎是英国制式，而内地所用的汽车轮胎均是美国制式的！这就意味着，他费尽心神从海外买来的这批“珍贵货物”，实际上是一堆废物！这样，他利用国际物资禁运发财的梦想就化为了泡影。父亲从来没有向我们述说过他发觉这个错误时的心情，但是我可以想象得出他遭受这场打击后的沮丧。然而问题还不止于此，他在犯了这个错误之后，紧接着又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为了挽回损失——他唆使人放火，把这批轮胎烧了，然后向保险公司索赔。但这次作伪露出了破绽，当警方刑事介入的时候，父亲傻了眼。后来有人自愿去顶罪，父亲才免了一场牢狱之灾。这位顶罪者，后来被送到葡萄牙的另外一个殖民地帝汶岛去服了好几年劳役。这场满盘皆输的贸易，使父亲伤筋动骨，在经济上从此一落千丈。
　　

苦路（1）
在平安大楼住了大约半年多，二哥终于在高主教书院谋到了一份教职，紧接着二嫂也在苏浙中学当上了美术教师。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之后，要物色一个合适的住处，对于他们一家来说就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了。他们一家不久就搬出了平安大楼，住到了港岛的罗便臣道，并且在那里一住就是三十多年，直至那所旧宅在20世纪90年代被开发商拆了重建。
　　二哥一家在搬出平安大楼时，把我母亲与弟弟也带到了港岛。因为其时六哥、七哥都已到外国留学去，所以一家人就剩下我一个人住在平安大楼了。二哥把我弟弟带走，是由于他考上了二哥任教的高主教书院，与二哥一家住在一起，上学会方便一些。我对自己单独在平安大楼过生活并没有什么抵触情绪，一个人过日子，虽然会有种种不便，却也自由自在。
　　母亲他们搬走之后，我们家给我在平安大楼的住宅单位里留了一间房，其余的房间都分租给了别人。我们家作为“二房东”而获得的租金，就成为了我的生活来源。就这样，我开始了一人在平安大楼的独居生活。
　　这段时间，是一段特殊的时期。父母亲对我鞭长莫及，哥哥姐姐们也都不在身边，一个人独居，刚开始时还是有些开心的，因为再也没有谁来管束我。我可以自由自在地过日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可不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痛快得很！我那时十五六岁，在那么个年纪，没有人管束，是很容易犯各种各样的错误的，但另一方面，人也会有自我纠错的能力。比如我那时就曾学会了抽烟，这是“朋党效应”使然，因为别的年龄与我相仿的孩子们都抽。不过抽了一段时间之后，自己也意识到这是陋习，没有什么意思，就把它戒掉了。我想如果当时自己和父母住在一起的话，他们看到你抽烟，自然会来管束你；可你也可能因此产生逆反心理——“不让我抽？我偏要抽！”并且一抽之后，就有可能再也戒不掉。所以我想我自己一个人独居于平安大楼，虽有种种弊端，但也有种种好处，并不见得什么都不好。在那种状态下生活，你所发现、所接触的东西，会比在富裕、安逸、舒适的生活状态下所发现、所接触到的东西要多得多。在一个人独居的生活状态中，你必须面对许许多多光怪陆离的东西，包括不良事物的诱惑，例如赌博、黄色电影、站街女之类。好奇心会驱使你去接触这类事物，但是接触得多了，你就经受了考验，就有了免疫力，于是见怪不怪。我觉得在这样的状态下成长，比在温室里成长要好得多。有的人在年轻时代很“纯洁”，到了中老年却闹出一桩桩乌七八糟的丑事来，其原因之一，就是在青少年时代个人的欲望受到了压抑。而欲望就像空气，在一个地方受到挤压，就会在另一个地方冒出。
　　▲欲望就像空气，在一个地方受到挤压，就会在另一个地方冒出。
　　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件事情：有一个小孩，看到成蛾后的蚕蛹要费很大的气力把蚕茧咬穿才能从里面钻出来，他便好心地用剪刀帮飞蛾把蚕茧剪开一个洞，以让它很“容易”地出来。没有想到飞蛾出来后，虽然身上长着翅膀，却无法飞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咬蚕茧是它生命进化的必要过程，在此当中，有助于促进其翅膀的发育。“省略”了这个过程，便会出现异常现象。这个例子，用来说明我们的成长，那是最恰当不过了。我们每一个人，在青少年时代都应该有“咬蚕茧”的经历。　txt小说上传分享

苦路（2）
▲咬蚕茧是飞蛾生命进化的必要过程，在此当中，有助于促进其翅膀的发育。我们每一个人，在青少年时代都应该有“咬蚕茧”的经历。
　　现在很多家长们都变得聪明起来了。他们慢慢接受了西方的教育方式，看到小孩子爬树，他们再也不会动不动就嚷嚷：“你赶紧下来！否则会摔断腿的！”他们会首先估量孩子爬到了什么高度，看看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会不会有危险；要是问题不大，他们便会任由孩子攀爬。如果孩子不小心从树上摔了下来，他在抹眼泪啼哭的同时，对“摔”也有了直接的体验——哦，原来从树上摔下是这么痛的！如果孩子没有摔下来，他也有了面对危险的经历与避免摔下的经验。假若我们给孩子们一个选择：你爬不爬这棵树？我想孩子们十有*都会选择爬，因为他们好奇，而且他们不相信自己真的会那么倒霉地从树上摔下来——别的小孩不是也都在爬吗？别的孩子不是都没有摔下吗？因此应该给孩子提供机会，让他们尝试挫败，这样他的人生才完整。我的父母当年并没有这样的教育心法，但是客观环境给予了我历练，让我在很小的时候就饱尝了世态炎凉、人间冷暖，该经历的什么都经历过了。你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由放胆地去尝试挫败，挫败了之后再挫败，这样人生就完整了。我后来从事保险工作，敢于把各种可能的手段与方法——尽管它们并不都是我发明的——应用到工作中去，认识根源也就在此。
　　▲让孩子尝试挫败，这样他的人生才完整。
　　当然，一个人独居，在快活的同时，也会遇到不少问题。就我的感觉而言，最大的问题是一个人独居，有什么困难没有人帮你。我自幼即患有哮喘，时常发作。病一来，就浑身乏力，上气不接下气。有一天晚上，我的旧病又发作了，心口闷得喘不过气来。我知道现在只有服药才有可能把病压下去，于是便想拿水壶倒水吃药，可是水壶里竟然没有半滴水！我一气之下，把水壶就往门上一扔，“咚——”地一下，房客们都被惊醒了。一位房客走过来，推开我的房门问：“你想要什么？”我气喘吁吁，说不出话来，只是用手指着地上的水壶。房客明白了我的意思，说：“哦，你原来要喝水。好，好，我帮你拿。”幸亏他的帮助，我才吃上了药。这件事留给我很深的记忆，它让我明白了：一个人独居，一旦病了，是连自己给自己倒一杯水的能力都没有的。
　　还有，自己过日子，你每天都得为如何才能填饱肚子而费心劳神。当时住在我们那个住宅单元中的两家房客，一家是夫妻两人，并不怎么做饭；另一家则是一个包括父母女儿和丈母娘的四人家庭，每天晚上都自己做饭吃。他们见我没有吃饭，就常常与我打招呼，叫我和他们一块吃。我怎么好意思老在别人家中打秋风？因此总是一边说“我已在朋友家中吃过了”，或者说“我今晚胃口不大好”，一边看着人家餐桌上的丰盛菜肴咽口水。为了省钱，我常常在晚饭时跑到位于现在的窝打老道二十三号“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办事处的一家饭堂吃饭。当时这家饭堂的饭菜很便宜，一饭、一菜、一汤，只要一块五毛钱。这个地方离平安大楼有一段不近的路。走完这段路对于身体健康的人来说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于一个哮喘病发作的人来说就相当困难。因此，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一条“苦路”。
　　因为家里每月给我的钱很少，为了补贴生活，我就常去帮人补习英文——我的其他科目都不太好，唯有英文特别出色。最多的时候，我同时帮三户人家的小孩补习，其收入刚好够交学费、买书本。有一段时间，我给一个叫Macy的小女孩补习，她家就在我的楼上。我每天给她补习完英文后，她父母都叫我在他们家吃饭，而我也很老实不客气。这段日子真让我开心，因为她家的饭又好吃、又丰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