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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西部生命 说法-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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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忧郁的面孔啊!
  张骞是幸运的,是令人羡慕的。他没有完成任务居然还能青史留名。这得感谢汉武帝。
  如果汉武帝不让他去而让别人出使西域,那么流传下来的将会是另一个名字。
  但是,汉武帝不忧郁。他在张骞出使西域的同时就对匈奴发动了3次大战役。重创了匈奴,迫使“匈奴远遁”。
  汉武帝建立了敦煌郡。《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的汉政权在这里共统敦煌、冥安、效谷、广至、龙靳、渊泉这6个县。到了西汉末年,这里已经是一处有着11200户、38335人的要郡了。丝绸之路的开拓,使敦煌进入了最早的繁荣。
  敦煌的地理位置是十分优越的,它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上,围绕它发生的故事自然不会太少。它会比别的地方有着更多的辉煌,也会比别的地方有着更多的创伤。政权的更替总是用流血的方式。从五凉、北朝时期的敦煌到隋唐时期的敦煌;从五代、宋、西夏、元、明时期的敦煌到清民国时期的敦煌;这里发生的战事是无法一一说清的。这种你争我斗、厮厮杀杀对我也没有什么吸引力。我所感兴趣的是各个朝代是如何对待敦煌文化的。也就是说,我想追寻的是一条敦煌文化史的脉络。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22)
据史书记载,敦煌文化的兴起源自中原文化人士的大量流入。早在五凉时代,敦煌就成了一个人物荟萃、名家辈出的文化昌盛之地。此间见于史传的敦煌学者就不下于50余人。
  其中著述可考者达10余人。这里边有一个叫宋纤的人,他超凡脱俗,清心寡欲,不与世人交往,只身隐居酒泉南山,苦心修佛,授业弟子竟达3000余人,为佛教文化作出了贡献。
  我很想找寻一下关于记载宋纤这个人的文字,可惜我没有找到。我不知道他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过怎样的坎坷,也不知道他是否有家室是否有爱情,但是,我可以从史书上对他的极其简短的文字中理解他的精神世界。他肯定有着一种忧郁的性情。正是这种忧郁使他隐居山林,图个心绪宁静。一个人只有进入了大的忧郁境地才会获取大的悟性,才会杰出。宋纤应该具务这种东西,所以我说他是一个真正的文人。现在绝不会出这样的文人了,因为不会再有人出山隐居了。
  走进敦煌学不能不拜谒译经大师竺法护(昙摩罗刹)。他是月氏人,世代居住敦煌。他曾经跟随师傅云游过西域诸国,通晓天竺语又畅晋言,在敦煌、长安等地组织译场,翻译佛经,“德化四布,声盖远近,僧徒千数,咸来宗奉”,他的影响得到了人们的深深敬重,遂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早期的著名的译经大师。这位大师的弟子竺法乘协助译经,他虔诚地跟随法护往来于长安敦煌间。后来,他在敦煌的影响竟超过了他的师傅。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他的功绩:“西到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诲而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戌狄知礼,大化西行,乘之力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些献身的学者,才使得敦煌变得神圣起来。
  在我寻找到这些几乎被历史云烟遮没了的敦煌学子和大师们同时,我对于中国历史上的
  几代统治者有了一种新的认知。敦煌学能成为丰富的矿藏,离不开他们的扶植。
  西凉主李ND964执政后思贤若渴,他曾经“采殊才于岩陆,拔翅彦于无际”,他还在敦煌“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隋文帝杨坚非常信奉佛教,尊佛教为国教。公元600年,文帝下诏:“佛法深妙,道教虚融,降大慈,济度群品……故而建庙立祀,以时恭敬,敢有毁坏及偷盗佛及天尊者,以不道论。”由于文帝对佛的推崇,隋代敦煌莫高窟的镌龛造像超越了前代。如果说隋文帝对佛的推崇,那么进入唐代政权时,佛的地位更加显赫。唐太宗时佛与道并举,到了武后则天时,她专崇佛教。在莫高窟中,有好几处菩萨佛像据说就是塑的武则天。我在那个唐时建的最大的石窟中,看到了高高的墙壁上画着一幅立着的菩萨像。这是个女人,据说这就是武则天。唐代窟中的壁画大多色彩鲜艳,可是,惟有这幅画像是黑色的。在光线暗淡的黑色石窟中瞅着这幅黑色的女人巨幅立身像,不禁有种畏葸感。联想到汉武帝树立的一尊黑神,莫非武则天也崇尚黑色?我在别的有佛的地方还看到过武则天的塑像,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那种半武则天半佛的像,这种像都是色彩鲜艳的,这种色彩本身就体现着唐代的繁荣。可是,为什么这一处莫高窟中的画像完全是一种黑色调子呢?这像一片巨个的黑影高挂在这个大洞的空间,千百年来,我可以感觉出它给人带来的是怎样的压抑。
  然而,武则天毕竟是一心一意信奉佛的。或许是由于她的影响,敦煌的佛寺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如:龙兴寺、灵图寺、开元寺、大云寺、普光寺、金光明等都已载入史册。一时
  间,唐代的莫高窟出现了这样一番景象:“前有长河,波映重阁,”何其壮观!
  “安史之乱”以后,敦煌为吐番占领。吐番政权始终不稳,无法赢得敦煌人心。但是,吐番奴隶主贵族笃信佛教,这使敦煌的佛教得以空前发展。他们大兴佛寺,广度僧尼,当时人口仅3万的沙洲便有上千僧尼。寺院拥有大量土地和寺户,从事手工业和畜牧业。在吐番统治者的扶持下,寺院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一时期的莫高窟仍然开窟不止,若按每年平均数计,其开窟镌龛速度超越了初唐和盛唐。到了西夏统治敦煌时,立国者元昊提出了“佛图安疆”的主张;一生征战的铁木真具有着真正苍狼的性情,但他却不排斥佛教道教,即便是在艰苦的征战途中,他还让道人讲道。元朝政权对于敦煌佛教的主要贡献还是到了八思巴于1246年起出任忽必烈国师,喇嘛教萨迦派十分得势,与此相应,密宗盛行于敦煌,成为敦煌寺院的主要教派,在莫高窟留下了藏传密宗的画塑。元代在莫高窟开洞窟8个,重修前代洞窟19窟,共合27窟。到此为止,可以说历代统治者都重视敦煌,都敬佛都为敦煌文化的发展作出过贡献。他们似乎在比试着看谁建的窟多立的佛多。这是一种风雅呢,还是一种手段,抑或统治者的某种寄托?无论出自一种什么动因,也无论多么强大多么不可一世的统治者,面对博大精深的敦煌都将捉襟见肘。多几个窟与少几个窟,对于他们的盛衰无助;真虔诚与假虔诚,对于他们的生命无补。以佛安疆,只能是一个浅显的神话。我很难分辨窟中的佛带着哪个朝代的胎迹,我更多的是注重表情。佛的表情丰富多彩,高深莫测,但所有的表情均来自色彩与光线的作用,而幽暗的石窟所给予佛的只能是一种沉郁。时间越久,佛的表情就愈加沉郁。石窟的整个氛围是沉郁的佛焉能不沉郁?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23)
人因为肤浅才会去造佛,而造出的佛的深刻更见其人的肤浅。佛对于历史对于政权究竟有多大影响?左右不了生杀亦制止不了战争,敦煌周围有那么多的古墓群,古币般抛撒在茫茫大漠茫茫戈壁,佛是可以看到的,但是,佛却视而不见。或许佛见了,也想了,只是浅陋的我等无法揣度。这些个古战场的不幸者们生前是否去过莫高窟?是否祈求过佛的保佑?当一阵烈风带着粗历的沙砾吞没这些古币时,我听到的是沙哑的哭泣,我感受到的是整个戈壁的颤栗。
  而佛们,却端坐入定。
  古墓要远比石窟多。
  东方文化的最大特点是从属于政治权威,面对统治者的意志文化就像一个柔弱的少女而任其打扮。佛亦可以打扮。可以塑成男的,也可以塑成女的,可以是汉武帝的样子也可以是武则天的模特。喜欢了,就宠你,不喜欢了,就把你扔到一边。
  中国的古建筑在这方面体现得尤为充分。那些豪华的皇宫随着朝代的更替而不断地焚毁,就像一件件随脱随换的龙袍。即便到了现代的城市建筑也没有完全摆脱这种文化的影响。所以,当代建筑师们常常为某个城市的长官意志所困扰。在我接触的那么多建筑师中,有好多跟我谈过他们对于某地搞假古懂的反感和无奈,有的就是出自他们之手,但是,一提起来,他们就感到苦不堪言。他们不能无视长官意志。
  一座城市建得好,那是因为有个懂建筑的好长官,而建得不好,那就是这个城市的长官不甚明白建筑。不怕这个城市没有好的建筑师,只怕没有一个懂建筑的好长官。就像一个单位的体育运动开展得好,因为有个爱好体育的领导;一个单位的文艺搞得好同样是有个热爱文艺的领导;否则,是不可能开展好的。古今同理。
  那么,敦煌的石窟建得好,无疑也是因为掌权者们的喜好。研究敦煌学要想深透去探索,不能不去研究那些个统治者的个人性情和爱好,以及这种东西形成的原因。就是说,他们为什么都愿意营造敦煌的佛窟?为了疆域安定,为了统治顺民,这只是外在的因素,而他们内在的心灵世界,他们的情感方式,包括他们的性格成因婚姻状况等等,与莫高窟能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吗?我曾试图找找这方面的资料,可惜没有找到。没有找到就没有充分理由对这个问题予以有说服力的阐述,好在我不是学子,我也无意去写学术文章,我只是要写篇散文,用以记述我的敦煌游历,以及我由此而生发的感慨。
  根据我的感慨,我还要固执地说下去。面对敦煌面对莫高窟,人类不能不发现自身的渺茫。人是脆弱的,人的感情更是脆弱的。被统治者的感情脆弱,统治者的感情更是脆弱。脆弱来自思虑太多忧患太多欲望太多,如此说来,三皇五帝们比常人面对死亡时的心境更加复杂更加可怜。在佛的面前,他们是孩子。他们只有在佛的面前也只有到了死之将至时,他们才会成为孩子。但是,他们无论多么孩子,多么可怜,也无法让佛受到感染,相反,他们倒是极易被佛被石窟感染得一片忧郁。
  历朝历代,哪一个皇帝的晚景不是一片忧郁。即使不忧郁的来到莫高窟也会被这种忧郁的氛围所笼罩。
  莫高窟是忧郁的,敦煌也是忧郁的。忧郁的东西不能不受到伤害。敦煌的衰落
  始于明代以后。据载:嘉靖三年(1524年)闭嘉峪关,敦煌孤悬关外,莫高窟
  “佛像屡遭毁坏,龛亦为沙所埋”,敦煌一片萧条。
  到了清代,虽然敦煌一度得到复苏,但是,莫高窟却寂寞了,字落碑残,丛深草密。到了同治年间,陕西回民白彦虎围攻敦煌,“遂将佛龛半付灰烬,令人有不忍目睹之状”。
  往下该说到那个傻×道士了。其实,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已经写了这位道士。在我第一次读到这篇名为《道士塔》的散文时,我觉得这篇东西像小说。因为他笔下的这个叫王圆禄的道士形肖神似:
  ……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禄!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了甘肃,做了道士。几经周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最灿烂的文化……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
  我不想在此给王道士的笔墨太多,因为在整个敦煌学中,他显得过于渺小了。余秋雨太抬举他了。他是出于好心,眼见17窟的洞门被沙土堵塞,就想清理清理。他雇来工人干活。那是光绪二十六年的6月25日,干活的工人把厚厚的淤沙搬运出去,往显露出的墙壁上插烟管,插出一道裂缝,于是,沉睡900年的宝窟被打开了。这一打开,就使莫高窟名扬天下了,于是,民族的耻辱与民族的灾难什么的就纷至沓来。这一段历史是从王道士这么个小人物的手中开始改写的,这倒使我感觉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关键是他承担不起。要是换了别人去开启那个藏经洞呢?面对那么多的宝藏会怎么办呢?比如要是我突然了那个民族或者说人类的宝藏我会怎么办呢?我会把它保存完好以至于送到今天的故宫博物馆吗?我没有把握。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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