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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尘世挽歌-第4章

小说: 尘世挽歌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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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明哲,使得野夫在论述历史时,有一种理解之从容。即使他在谈论共产主义思潮时,仍对其抱着了解之同情:“恩格斯在论述到土地问题时,他所主张的仍是由政府赎买再来分配给穷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魅惑所在,也是它起初曾经吸引许多悲悯的知识分子的原因。” 
     这样的论述在野夫的文章中虽不多见,却构成了野夫文体极为珍贵的一个部分。它亲切、平等而温暖,自觉觉他,展示了一个现代中国人关怀的宽广和深度。它告诉一切意识形态治国论者、专家治国论者、精英治国论者,现代中国人不能被代表,一个诗人、作家,一个乡间野夫同样对国是、对历史和现实有自己的见解。野夫实践了现代国民的文明精神:生存的开放性,对政治的用心。如同启蒙以来的哲学家断言并为发达国家的公民所实践的:现代人通过政治来实现自己。野夫实践了现代知识人的人格,自由,独立,本身即一独立政府,人格在国家社会层面之上。野夫实践了中国文明的匹夫立身原则,天下兴亡在他心中,如传统汉语尊崇的华夏人物:山中野夫,俨然国士。 
    六. 
    跟诗歌一样,散文向来被中国人称为当行本色。散文是中国人最重要也最有成就的表达方式,天朝道德文章似乎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人生经验。即使五四以来的仁人志士们揭露了天朝文章瞒和骗的事实,证明传统文学不适应世界之中国经验,而以新文学启蒙国民。但新文学主流化后也日益走向反动,阔后变脸、势利,向权贵献媚,成为跟现代公民精神格格不入的玩意和摆设。我在《惜语》中说过:“白话文运动已经百年,谁能料想吾人专制能还魂借尸,现代汉语最先最大的成果在于它的反动。”“在发达国家复杂精巧的文明制度面前,吾人社会丑陋不忍卒睹,吾人面对复杂束手无策,动辄得咎,咎则归于民智低劣和异族利己,仍如文革求救于语言文宣,求教于自我瞒骗。现实愈恐怖,吾人语言愈华美;现实愈苦难,吾人语言愈有福。于是,中西碰撞,几乎重演大清帝国的悲剧。” 
    关于中国文章可以展开成巨制长篇,但对于它的特征其实可以诉诸常识。我在《破碎》一文中提及:“轴心时代的东土诸子,孔老墨庄孟韩屈平,几乎都出身于贵族,游走于诸侯,就食于豪门。……即使周文有蔽,春秋临乱,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但这个大陆上的言语、暴力、粮食连同活人,都属于上流社会,都属于君王贵族。” 
  我在《破碎》中还说:“这可能永远是中国作家的耻辱。中国的作家很少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更没有将人的内心感知创造出一个跟外界同样强大的认知王国。写作在中国作家笔下似乎完全成为游戏,一种表白自己处于优越地位的工具。”“中国文字过早地为国家(王朝)权力征用,它本来比类天地万物,却在权力的控制里越来越枯瘦、灰暗,它不属于引车卖浆之流。它穿透不了规模、权力、人心,而依附于专制生活,狐假虎威,为虎作伥。最终这些干枯的文字反制人心,使得出身最底层的人接触了它,也会忘记自己的来路和去处,忘记自己生于世间的道义德性。甚至那些民众或贵族们在罪苦的缝隙,所发出的微弱的呼吸,所喊叫出来的话语,都如同狂风中的落叶,从来没有成就出一个绝大的不可逾越的世界。”“中国文明要活画出它那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是难的。中国文明要成就出一个自由独立的人来,是难的。西方的思想家观察到,在中国文明里,只有君王一人是自由的;这其实仍是假象。在中国,从圣贤到皇帝,到贩夫走卒,没有人超越了他的人伦秩序,而获享真正的自由。” 
    尽管一再有人总结汉语作家的成就,总结中国散文的辉煌,但这些成就在经验并表达中国人的生存方面是可怜的。那么多的散文作家,却少有站在国家社会层面、站在历史的维度上的精神人格,少有作家站在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的维度上说话,少有作家为我们提供中国人生存的个人正义和社会正义,少有作家表达我们中国人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 
    因此,中国文学,尽管每隔一个世代会有一次新生旅程,如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号召,如改革开放时期的现代派文学追寻,但这些文学最终走上了迷途,成为文明的反动、专制的帮闲帮凶。这其中,最为严重的,莫过于文学通过假象而毒害了国民的心智,使得在管制和异化的双重侮辱和损害中的国民无能自觉,认命地接受了丛林法则、社会达尔文主义、存在即合理等奴性思维和顺势思维。历史学家观察到,中国现代转型的每一次启程,文学率先呐喊,成就却不敢恭维。社会学家揭示出,中国现代转型的制度建设,每一次国民平等、共和式的制度磨合,结果最终在制度未定型时先定型了社会结构:上下分层,人分三六九等,如《动物庄园》一书中最后的法律: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它动物更加平等。 
    以此反观我们当代中国,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建设,社会结构早已定型,而制度建设仍遥遥无期。即以改革前的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农民阶层为例,今天的中国农民不仅在一世代的时间内没能突破二元结构的壁垒,而且在行政框架变本加厉的管制下,又增添了资本压迫、知识异化的人生困境,于是,这个大陆中国的贱民阶层,几乎被永远踢到了小康更不用说现代性的门槛外面。今天,列入中国八大或十大阶层中最具人口优势的农民,其社会结构定型的现象已经触目惊心,更令人心酸的乃是其心智的定型。在文学中国的帮忙帮闲里,农民阶层注定是一个节日里的喜剧对象,是一个天生与现代国民待遇有别的粗鄙、无教阶层,是一个精气神完全败落、无能自主、而必然被代表者,是一个有着不为外人所知却可为外人欣赏、玩味的农家乐对象。而在这一心智定型的中国生态里,各个阶层彼此隔离、相互歧视甚至抱有敌意,各个阶层各自则有自我认知障碍。 
  这种心智定型的现象是惊心动魄的。用我的类人孩概念,这意味着定型的中国国民在人类进化的阶梯上停步不前,他们心灵封闭、自以为是,难以沟通。因此,我们以现代文明的眼光打量同胞,不免发现一些阶层的返祖、退化,而且他们成为丛林的物类,成为残忍的化身。甚至从代际上说,五四新青年们比他们的孙子孙女一代人,要开放百倍千倍;而80年代开始表达的野夫,比新千年的网络新新人类们要博爱、宽容百倍千倍。三个世代的现代转型,都以开放、融入国际大家庭、为世界做贡献、回归人类文明主流等精神宣示他人,却一再地向他国宣战、以流氓无赖手段叫嚷反击了“反华势力”,事实却光棍般地“光荣孤立”,就分别有义和团、红卫兵、左愤和右愤的新新人类网民作祟,在“中国劫”中充当了僵尸魅影。 
  七 
    在最近一次的现代转型里,我指的是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即向右转的“中国劫”中,最初的个性解放、文化启蒙早已发生了变异。在我们大陆中国各个阶层的心理结构深处,国家大于个人,个人利益最终依附国家利益,你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等等宏大叙事,跟个人生活的纵欲、变态奇特地扭曲又统一于一体。在我们中国国民的辞典里,在我们集体记忆或个人心理深处,人生等于权势、成功、富贵、小康、总动员起来的欢乐文艺歌会、奥斯维辛般窒息了的快乐大本营,等等,人生社会没有身体的感受、没有精神的追求。 
    我曾经说过,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活着的中国成年公民来说,生存是暧昧的、羞辱的。那些少年时代的梦想是一个作家或物理学家,梦想做画家或民主斗士的中国人,他们在当代中国转型的悲喜剧里成功转型,发了横财或成为成功人士的人,应该承认自己无能面对人性的阳光。所有当代中国的成年公民们,我们这些类人孩们,扪心自问,我们不能说我们是绝对正直的人,是清白无辜的,是所有人也即人性的榜样。我们要承认中国的污染和匮乏,承认中国人的黑暗、肮脏和残忍。任何一个在中国繁荣或中国崛起神话里活着的成年公民,或任何一个在中国转型里建功立业的人,都不能说我们是所有人也即人性的裁判,都不能说我们活出了德性和正义,我们得承认我们跟这个经济繁荣的国家一起,毛孔里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对祖先、文明、人性和我们的孩子来说,我们都有一些难以启齿的事。 
  遗憾的是,中国的灵魂记录者们很少面对这样的事实。对暂时功成名就或小康了的汉语作家来说,快乐大本营氛围下的挽歌和尘世记忆是不合适宜、不识时务的,但对野夫来说,即使社会真的繁荣、中国真的崛起,他个人也有权利表达。尽管野夫是给朋友们中带来笑声最多的人,他的幽默、口才令人叫绝,但野夫绝不奉迎这个时代,相反,野夫表达了一种中国人的存在主义,这是屈原、李杜、苏东坡、曹雪芹、鲁迅以来的语言抗争和文字见证。 
  野夫表达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意义上的扪心:“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是否配得上我所受的苦难。”所以野夫会写挽歌,会为他亲历亲闻的民胞物与作下忠实而不朽的记录。野夫表达的是托尔斯泰的德性世界:“你改悔罢!”是审问意义上的尼采、布莱希特、帕斯捷尔纳克。尼采开宗明义表达说,他要谈论的是即将到来,而且不可能以其它形式到来的事物:虚无主义的降临。布莱希特在《致后代人》诗中开篇即说:的确,我生活在黑暗的时代。帕斯捷尔纳克则借耶稣之口同样坚信,“三天后,我将复活”:所有的时代将从黑暗中涌出,像木排,像商队的木船,依次涌来,接受我的审判。野夫不止一次地痛惜:“一个民族的人伦天良,是如何在高压下破坏殆尽的,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日后的历次运动中,有那么多的家人内部的揭发和互相残害。要恢复这些基本的人性底线,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啊。”他的挽歌写作,显然既是哀挽,又是审判,因为汉语借他之手显现了人性的最高价值和最终归宿,汉语借他之手完成了一次因果律: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如同网络读者们明见的,野夫“组织后的命运”一类文字,既不像论文,又不像散文,更像一自成经典的声讨书 
    这也是野夫的散文难以在汉语散文中归类的原因。散文的野夫不同于当代那些写历史大散文或思想散文的作家们,后者多在经济理性的怀抱中无能自觉。散文的野夫不同于五四新文学先贤,后者太自信了,他们的使命也太明确了。散文的野夫也不同于唐宋八大家,后者即使有道统自觉、也为道统所统一了,何况他们仍属于士大夫阶层。 
  把野夫跟古今中外的圣贤和才子们相提并论,似乎有拔高野夫或说将野夫攀附之嫌。但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即使在一个极度犬儒化的社会里,有人“依然在仰望星空”,仍会有灵魂跟灵魂对话,甚至有精神向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精神致意。的确,在野夫最寻常的句子里,我们也能感受到他的精神认知、人格的自我期许,他早已越过了乡愿犬儒之辈,而跟历史上那些巨大的灵魂相伴。野夫早已在精神领域选择了自己的家族,这是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汤显祖、徐文长以来的“神圣家族”。他也确实以自身的努力成为这个家族的一员。 
     同样,我们需要切记的是,野夫只是一个当代中国眼里的浪子,是一个热爱生活的边缘人。一如所有那些为文明纪念的圣贤英雄才子佳人(一如野夫纪念那种消逝的文明女人漱玉),那些神圣家族的成员,在其生活的时代环境里,都是流俗眼里的寻常者、边缘者、失意者、偏执者。野夫完全明白自己的卑微,他不止一次地怀疑自己,“这些苍白的文字又何以能承载那无数的往事?”而仅仅念及他的亲友的死亡,就“足以砸碎他寄命尘世那一点点虚妄的自足”。因此他的挽歌是招魂,招亲友亡魂,也招自己的魂魄,他的招魂是在诉说自己的心灵。我在《破碎》中提到屈原:“屈原最早以失意贵族的真诚揭露了这种人与文字合谋的假象,他公开地、淋漓地诉说自己的内心感受,他生活在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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