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首富刘永好-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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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拖拉机都无法进村。旧砖被卸到两公里外，刘永好带头，几个农民兄弟帮忙，手抱肩扛，愣把一车砖给搬进村。那一天是1983年的12月8日，天气异常寒冷。当有人向他重新提起这个日子的时候，刘永好显得异常兴奋：“你们好厉害，我差点忘了！”
当真能忘得了吗？创业之初是如此的艰辛，一切只能依靠自己的双手。那时，刘永好既是司机、养殖员，又是销售员和决策者，每一道程序、每一处细节，他与兄弟们都必须亲力亲为。
当真能忘得了吗？在古家村，刘永好首先种了一季良种番茄，产量高出了同村的其他农民5倍；后来又饲养良种鸡，孵化良种鸡雏；渐渐地又扩大规模，自制了一套可繁育两万只种鸡的设备。
当真能忘得了吗？还记得他们自制的孵化器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因为买的是处理的电子器件，稳压器就冒起了烟。第二次使用时，就在小鸡孵化到将要出壳的头一天晚上，由于白天太劳累太疲倦，睡得太沉了，结果夜里电压过高，他们买的处理产品继电器又烧坏了，将要出壳的小鸡全被烧死。
当他们的第一批电孵鸡终于出壳时，刘永好高兴得像个孩子。但有了自制的孵化设备，并不等于就有了钱。不说别的，光是种鸡蛋的收购就够折磨人的。那个时候国家恰好进口了一批良种鸡，分散给成都周边各个县，每个公司大概有十几只，然后又分散到各个农户家里。刘永好听说后，决定找到这些农户，用比市场高一倍的价格收购这些良种鸡孵出的鸡蛋。收购很辛苦，最初，他天都要骑上自行车，带一个竹筐子，到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地方去寻找这些良种鸡。因为他收购的价格高，有的人听说后会谎称他家养的是良种鸡，跑很远的路过去看，发现不是，然后又找，确实找到了，就跟农户签订合同，买他的鸡蛋。以后每隔两三天就会过来转一圈。有一次收购了200多个蛋，回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途经田坎的时候，一只狗突然蹿出来，朝刘永好狂吠，刘永好没理它，继续往前骑，结果这只狗就扑过去朝他的脚后跟狠狠咬了一口，一阵剧痛使刘永好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倒在田坎里，全身湿透了，200多个鸡蛋只剩一个是好的，其他全部摔坏了。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这次刘永好真的给气哭了。一是哭这几天挨家挨户收鸡蛋的辛苦全白费了；二是这些收鸡蛋的钱是向亲戚、朋友借的；三是他们的一些鸡已经订出去了，正等着收鸡蛋回去孵小鸡。刘永好气愤极了。捡了一块砖头向那个狗扔过去，感觉还不解恨，又骑着车去追狗跑了好大一圈，愤懑的心情才渐渐平息了下来，拿着仅存的一只鸡蛋回到家中，已经快凌晨6点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二、创业：艰难的起步（5）
最初创业之时，如果说身体上的辛苦还能够忍受的话，遭人白眼却是让人难以忍受的。谁能理解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去做，却下乡来当农民呢？这四兄弟准是想钱想疯了。
当然，也有人对他们深表同情的。
有一天，刘永好正在市场上守着两筐无人问津的雏鸡发愁，突然来了好几个年轻人要买100只雏鸡。刘永好非常高兴，在收钱时却突然愣住了：这几个买鸡的年轻人就是他以前教过的学生啊！
“你们在工厂上班，买这么多小鸡做什么？”
“刘老师，我们已经观察很久了，看见一直没有人来买你的鸡，知道你丢掉工作当农民不容易，我们想帮帮你。”
一席话顿时让刘永好心中产生一股暖流，是啊，当老师虽然挣钱少一点，但旱涝保收，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也很受人尊敬，毕竟，这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啊。辞职下海创业，现在的自己，跟鸡贩子没有什么区别，有时为争摊位，还要同其他鸡贩子怄气、争吵。
刘永好最终还是谢绝了几位学生的帮助，他感谢他们的关心，但认为自己不需要同情，认定的路就要走下去。自下海创业以来，饱受了磨难和挫折，饱受了委屈和白眼，但这是自己认定的路，他感到无怨无悔，虽苦犹甜。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他终于把两万只雏鸡全部卖掉。不仅收回了成本，还了欠债，还净赚了几百元钱呢。
从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师到值得学生同情的市场小贩，这中间不仅有身份上的差距，也有心理上的差距。这是刘永好商业人生的第一次磨难。这使他的创业心理逐渐成熟。他的脸皮变“厚”了，内心也更加坚强了。
付出总有回报，第一年，刘氏兄弟把当初的1000元变成了3000元；第二年，把3000元变成了1万元。到了第六年，1000元钱已经变成了1000万元，那时是1987年。这是他们创业的“第一桶金”。
当然，这是正的收入。他们也有负的收入，他们有过把1000元变成500元的经历。
4。第一笔“大”生意
经过一年的辛苦，四兄弟“合资”的良种鸡孵化场终于有了可喜的进展，孵化的小鸡开始供不应求。1983年4月的一天，资阳有一个叫尹志国的专业户找到他们，一下子下了10万只小鸡的订单。这可是笔大买卖，四兄弟顿时被喜讯冲昏了头脑，他们立马四处借钱，购买了10万只种蛋。想到这一批生意做下来，会有良好的收益，兄弟四人开始编织他们的美梦。
尹志国带来一张信汇单，当天到良种场拉走了两万只雏鸡。但过了几天仍然不见款到，场里的工人赶紧去催款，工人去后感觉有些不对劲，忙回来报告。他们赶到信用社询问，才知道尹志国在汇款问题上耍了花招。可是，当他们赶到尹家时，呈现在眼前的却是一片凄凉景象：满屋子的死鸡，满屋子的苍蝇。尹志国的妻子哭诉说她的丈夫把鸡拉回家时，用塑料薄膜盖着，因温度过高，鸡全部死了，自家孵房孵的鸡也因技术问题全部死了。她那只有几岁的儿子，瞪着惊恐的眼睛看着他们。听尹志国的邻居说：尹志国这几天几次想上吊自杀。
“下单的人已经跑了，他老婆跪在地上，让我们饶了他。看到这个样子，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但剩下的几万只小鸡马上就要孵出来，而我们又没有饲料，这时候又是农忙季节，农民不会要，借的钱又要马上还，我们真的是绝望了。”回忆当时的情景，刘永好依然心有余悸。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二、创业：艰难的起步（6）
意想不到的灾难犹如晴天霹雳，一下子把四兄弟的事业推向绝境。当初集资的1000元钱全花在设备上了，拆了也不值几个钱。为了买种鸡蛋，他们已经欠了不少的债。这边欠款还不上，那边又成了呆账收不回来，而预定的8万只鸡还在陆续孵化出来，滞留的这些小鸡每天要吃价值上百元的饲料，哪有这笔开销？
眼前这种局面，是谁也没有料想到的局面。四兄弟才真正体验到了什么叫“灾难”，什么叫做“精神压力”。怎么办？四兄弟再次召开碰头会，商量着究竟是从岷江的桥头上跳下去，人死账清，从此一了百了，还是隐姓埋名远遁新疆，像那躲债的尹志国那样？那次会议，显得异常的悲壮，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慷慨气势。最终，他们还是决定留下来，不逃难、不躲债，正视现实。好在他们手里有的是种鸡，剩下的就是如何把种鸡变为现钱的事。
8万只种鸡要在短时间内一下销售完谈何容易，当地市场根本消化不了这么多雏鸡。四兄弟再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火速到城里销售，只有坐等破产。于是，兄弟四人连夜动手劈毛竹削篾片编竹筐子。
以后的十几天，每天都是这样：每天凌晨4点起床，风雨无阻，蹬上3个小时的自行车，赶到距家40公里以外的成都浆洗街农贸市场卖鸡雏。没有想到的是，农贸市场的个体商贩们个个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对于初来乍到的刘永好来说，想在他们中间夹个塞简直是门都没有。他磨蹭了一天，也没有找到安身之处。但带出来的鸡雏是不能再带回去的。白天不让他摆摊，晚上也没地方睡觉，刘永好向一位好心的看门老大爷借了一张板凳，坐了一夜。第二天，他终于靠诚恳和执著打动了别人，得到了一块地方，才把带来的鸡雏卖出去。
其他兄弟也和刘永好一样，一连十几天，天天去农贸市场叫卖，他们用土喇叭扯着嗓子叫卖，嗓子喊哑了，人也累瘦了，每个人都掉了10几斤肉，碰到下雨天摔得跟泥猴似的。但8万多只鸡雏也竟然全部卖完了，最后竟也还赚了1万元。
5。面临夭折
刘氏四兄弟在创业之初，为了确保创业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拉社会主义后腿”，曾跑到县里找到当时的县委书记钟光林，问“回乡创业要不要得？”钟光林很开明，爽快地回答说：“没啥子问题嘛！”只是随即又附加了一个条件：“你们要带起10户专业户。”
一年之后，到1983年底，育新良种场达到了孵鸡5万、孵鹌鹑1万只的规模，并带出了11户专业户，完成了县委书记交给的任务。
四兄弟的养鸡场风头正旺，他们走在了农村致富路前列，不仅自己致富，还带动那些仍然还很穷的乡民们。他们的事业一尝到了甜头，就动员古家村和附近的村民一起来走科学致富之路。
在他们的带动下，新津县在那几年靠着养鹌鹑这一条致富路，硬是把原先的贫困帽子甩掉了。县里形成了以运输、编笼、饲料及肉蛋加工等专业分工为特征的“一条龙”生产配套体系。至今，养鹌鹑这一传统优势行业还在新津县保持着，每年饲养鹌鹑400万只，年产值在1亿元以上，成为全国最大的鹌鹑养殖基地，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鹌鹑王国。
1986年11月，全国的“星火计划”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到正在大力发展着养殖业的古家村来视察。他看到这个过去很穷很落后的村子已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一幢幢的新建小洋房掩映在绿树与翠竹之中，村中新修了街道，车来人往，人们的脸上是自信与幸福的微笑……
二、创业：艰难的起步（7）
宋健看到这些，心里很激动，就在刘家四兄弟的养殖场办公室里提笔写下了一行大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振兴寄希望于新一代企业家。”
临走时，这位领导人再三地叮嘱兄弟四人，“你们放心大胆地干吧。我希望下一次见你们时，你们已干得更出色了！”
刘家四兄弟当时感动得涌出了眼泪。他们没想到国务院领导会这么器重他们的事业，会对他们办养殖场给予那么高的评价。他们希望这条致富之路能够就此在他们的脚下延伸开去。
天有不测风云，尽管希望集团风光无限，却面临了一场濒临倒闭的危机。1988年至1992年，在*南巡讲话前夕，国内左倾思潮泛滥一时，许多人还在民营企业究竟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上纠缠不清。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县里的领导不来了，中央的领导更不来了。刘氏兄弟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仍然专心做自己的生意。
事实上，当时民营企业并没有开放的发展环境，民营企业进入市场要承担更多的道德压力。早期的民营企业发展没有贷款，没有经营执照，只能借国有企业的牌子进入市场，就是所谓的戴红帽子。很多民营企业往往只能靠来路不明的贷款起步，一开始资产负债表上就已经负债累累了，一起步，就要冒着资产随时被收归国有的危险，还要顶着非法集资等罪名（如贿赂银行、挪用公款、注册资本不实或抽逃资本金等）。
尽管在1987年，国家刚刚修改同意了《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正式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个体工商户的存在。在1988年修改的《宪法》中也明确写道“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也就是说，国家已经立法承认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但在当时，私营经济究竟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时之间还是人们争议的话题。1989年，私营企业从一年前的20万家锐减到只有9万家，个体工商户的从业人员也锐减了360万人。私营经济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有关部门找到刘家兄弟，说他们的经营违背了国家的有关法律，雇用的工人数量过多。按当时的规定，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聘请的人不能超过8个，而希望饲料公司聘用的人先是10个、20个，后来增加到80个，甚至已达100多人，属于剥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按照有关规定将关掉希望饲料公司。也就是在这期间，刘氏兄弟突然间感到买原料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