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军队的瓦解-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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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我们的分析只是定性分析，主要是基于我们印象中的材料。然而，这些问题已渗透到了苏联社会和国内的部队之中，这还不足以对苏联整个武装部队的纪律、战备和士气产生重大的影响吗？导致这种结果也许还有许多其他因素的作用，但这些问题所起的作用肯定不是无关紧要的。此外，官方掩盖阿富汗战争中苏军出现严重问题的宣传，使人们对这些问题对苏军的负面影响的估计更加不足。
不论事实真相如何，当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10月17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从阿富汗撤军的设想时，他大声宣读了几封使人潸然泪下的信，这些信来自战士们的母亲，是控诉战争的。他在评论这些信件时说，所有的信件都围绕着这样一个主题：“这是国际主义义务吗？以谁的名义进行这场战争的？阿富汗人需要这些义务吗？它值得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被送到那里，为什么而战斗，为何要杀死老人和小孩）为之献身吗？你们（苏联领导人）为什么要将刚刚入伍的士兵投入战场，让他们面对用最好的武器和最好的训练武装起来的职业杀手？他们只需用十个人就能对付我们一个齐装满员的旅。”这条信息非常清楚：“政治局犯了错误，必须予以纠正，而且要尽快纠正，因为每天都要牺牲宝贵的生命。”诚然，这是典型的戈尔巴乔夫式的做法，是为了达到政策的目的而导演的戏剧表演，然而，戈尔巴乔夫竟然能进行这样的表演，说明这场战争对苏联社会的冲击相当大。
第14节。阿拉木图的“民族主义骚乱”
阿拉木图的“民族主义骚乱”
丁穆罕默德库纳耶夫是戈尔巴乔夫对党内高级官员进行清洗的早期受害者之一，他曾担任哈萨克共和国党委第一书记达20多年，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1986年12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免了他的职，由在哈萨克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俄罗斯人根纳季科尔宾取而代之。而科尔宾能担任此职，主要是因为他与利加乔夫、谢瓦尔德纳泽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密切。公众对他的印象是精力充沛，严格执行纪律，据说1970年代在格鲁吉亚工作期间，他曾在谢瓦尔德纳泽的指导下学到了惩治腐败的有效方法。
任命俄罗斯族人领导哈萨克共和国的共产党，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引起了暴乱。1986年秋天，“公开性”还没有形成气候，因此官方的审查制度只允许对该事件有选择地进行报道。此外，外国记者访问阿拉木图的要求被拒绝。
宣布科尔宾任命的当天，抗议的人群就聚集在市内主要广场上并彻夜滞留。第二天，当内务部的部队试图用铁锹和军犬驱散人群时，骚乱爆发了。广场上的人群开始有组织地闹事，据英国《卫报》报道，示威者有万人之众。他们围攻党的机关后，冲进了两所监狱，释放了被关押的犯人。在骚乱的第二天，由于内务部的部队无法控制局势，军队接到了进入该市的命令。陆军部队乘坐装甲车开进了市区，并占领了据说向示威者提供支持的一所大学。军队的严厉行动很快制止了大部分骚乱。
党中央马上采取了控制破坏范围的策略，并从莫斯科向阿拉木图事发现场派出了以政治局委员米哈伊尔索罗缅采夫为首的中央调查组。（1986年）12月19日，苏联媒体上才出现了对骚乱事件较为详细的报道，把该事件描述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进行的街头闹事。示威学生被描述成喝醉酒后参与了抢劫和毁坏他人财产的行动，其内含的意思当然是没有政治上的动机。据官方的这篇报道，只有一名警察和一名示威者死亡，但非官方消息灵通人士坚持认为，死亡的人数要大大高于这一数字。索罗缅采夫在阿拉木图停留期间，在公共场合露了几次面，一再强调党和国家的权威以及更好地进行国际主义教育的必要性。接下来便是严厉的司法审判，两名学生示威者被行刑队执行枪决，四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一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戈尔巴乔夫及其政治局对这起事件反映出来的强烈的民族感情，做出了明显错误的判断。中亚地区党的领导人的腐败是人所共知的。乌兹别克共和国党中央书记沙拉夫拉希多夫就于1984年被免了职，因为他及其周围的一帮人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在该共和国的腐败达到了最严重的程度。很明显，戈尔巴乔夫认为中亚共和国因为有伊斯兰文化背景，种族混杂，因而缺少真正的民族主义感情。示威者的行动极有可能不是自发的，而是受到了库纳耶夫的支持者的唆使，因为那些人已意识到他们的特权地位将会失去。不管实际情况如何，莫斯科党中央和阿拉木图党的领导迅速采取了行动，使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但在以后的少数民族骚乱事件中，他们采取的行动并没有这么有效。
发生了骚乱需要军队出面维持秩序，但由于媒体没有对血腥镇压进行详细报道，因而这起事件对于没有亲眼看见镇压场面的人来说几乎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公众没有进行抱怨，所以国防部的高层领导便准备将处理这类事情作为他们的常规任务。以后随着“公开性”的广泛发展，媒体对军队指挥官在维持国内秩序和维护莫斯科的控制方面所采取的行动批评得越来越尖锐，军队领导人的反应也有所变化。然而1986年在阿拉木图，将军们轻松地完成了镇压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的任务。
第15节。第比利斯大屠杀
第比利斯大屠杀
1989年春天，形势急转直下。4月4日，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爆发了示威活动，新成立的民族民主党的党员在政府大楼前举行绝食抗议。到4月7日，示威者估计已达到十万人。那天，许多单位的员工，包括公共交通部门的职员、教师、电视台工作人员和几个工厂的工人，还进行了罢工。4月8日，罢工和示威活动继续进行。格鲁吉亚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帕季阿什维利祖姆贝尔、党的其他领导人以及格鲁吉亚内务部部长戈尔戈泽绍塔对此事的反应是要求莫斯科向格鲁吉亚调入更多的内卫部队和军队。莫斯科中央政治局两次开会研究帕季阿什维利的请求，一次是于4月7日在利加乔夫的主持下进行的，另一次是第二天在切布里科夫的主持下进行的。国防部部长亚佐夫元帅向外高加索军区司令伊戈尔罗季奥诺夫上将下达了命令，同一天军队就开进了第比利斯。亚佐夫还将国防部副部长康斯坦丁科切托夫上将派往第比利斯。根据格鲁吉亚政治局4月7日做出的一项决定，拟于4月9日凌晨4点开始实施镇压示威活动的计划。4月8日，部队进入了指定地点，由罗季奥诺夫总负责，指挥戈尔戈泽的内卫部队和军队。据说罗季奥诺夫和科切托夫向帕季阿什维利和格鲁吉亚国防委员会保证，部队只佩带控制骚乱用的警棍和盾牌，不装备武器和实弹，因而不会死人。如此看来，莫斯科中央政治局似乎将采取行动的决定权交给了帕季阿什维利及格鲁吉亚党中央委员会。但从罗季奥诺夫热衷于此事可以看出，他相信政治局实际上希望采取这样的行动，因此发布了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命令。__
凌晨，镇压行动开始了，内务部的部队打头阵，据说向约有八千人的人群使用了毒气。陆军部队带着警棍和锋利的铁锹紧随其后，事先没有警告就向人群发动了攻击。尽管官方报道说有18人死亡，其中包括12名年轻妇女，190人受伤，但非官方消息认为伤亡数字要高得多。政府最初试图将人员死亡归咎于被拥挤的人群踩死，但目击者抗议这种解释，认为人群平静而有秩序。事实上大部分死者是被军队用铁锹打死的，少部分是被毒气毒死的。
镇压后的第二天，即4月10日，由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组成的政治局调查组抵达第比利斯，对事件进行调查。4月10日，帕季阿什维利辞去了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职务，由古姆巴里泽吉维取而代之。一大批持不同政见者被逮捕，包括后来当选为格鲁吉亚总统的兹韦尔德加姆萨胡尔季阿，秩序至少暂时恢复了平静。4月17日，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对事件进行调查，以确定谁应当对4月9日凌晨采取的行动负责。
以上就是第比利斯大屠杀的简要经过。苏共中央政治局对这起事件的处理与对阿拉木图事件的处理明显不同。两者在迅速求助于内卫部队和军队上是一致的，在控制媒体报道上也相类似，但后者没有前者那么成功。当时苏联正在全力推进“公开性”，这使得许多血淋淋的细节成了人所共知的事情。无须赘言，苏军士兵用棍棒将手无寸铁的格鲁吉亚妇女活活打死的画面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义愤，不仅在格鲁吉亚是这样，在俄罗斯以外的其他共和国也大多如此。
另一个主要的差异是官方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到1988年，苏联大部分共和国的民族团体都公开批评苏联的民族政策。1988年2月，当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州苏维埃要求重新并入亚美尼亚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爆发了争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冲突。
随着“公开性”的发展，格鲁吉亚当地的知识分子觉醒了。1988年后期，阿布哈兹分离主义活动成了格鲁吉亚的一个问题。同年秋天，格鲁吉亚几个城市爆发了示威游行，强烈反对格鲁吉亚俄罗斯化，要求给予格鲁吉亚更大的自治权。11月，近20万人聚集在第比利斯，要求修改苏联宪法，放宽对共和国权利的限制。这就是说，1989年4月危机之前，格鲁吉亚已发生了一系列要求摆脱苏联控制的反映当地民族情绪和文化思潮的事件，因此很难说政治局对此次事件的发生会感到突然。
然而，最大的不同点是政治局的行为方式。第比利斯事件发生时，苏联的政治形势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一年前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的政治改革进入了关键阶段。1989年春天，新成立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要由多个候选人竞选。对于这种政治改革，利加乔夫、切布里科夫和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有很大的保留意见。此外，政治局开会讨论帕季阿什维利要求使用军队镇压第比利斯的示威活动的请求时，戈尔巴乔夫并不在场，这使他有机会否认同意让罗季奥诺夫向军队下达镇压示威者的命令。谢瓦尔德纳泽对军队的行动非常恼火，这不仅因为他本人是格鲁吉亚人，对老乡有同情心，而且据他自己承认，他失去了一次阻止事态发展的机会。他回忆道，4月7日戈尔巴乔夫曾说过：“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控制形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将派出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去处理此事。”可当谢瓦尔德纳泽赶到第比利斯时，被告知形势已得到控制，不再需要他了。这样，政治局委员们，从戈尔巴乔夫开始，一个个更关心的是如何开脱责任，而不是如何处理格鲁吉亚政治危机，对此危机他们曾表示过默许甚至可能是纵容的态度。
契尔尼亚耶夫在对4月20日政治局会议的回忆中，描述了戈尔巴乔夫为自己开脱责任的情况，那次会议听取了刚刚从第比利斯返回的谢瓦尔德纳泽的汇报。谢瓦尔德纳泽具体汇报了些什么，契尔尼亚耶夫并没有说，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谢瓦尔德纳泽坚持认为动用武力是不必要的，军队在得到莫斯科国防部的同意后也不应该采取行动。戈尔巴乔夫听取汇报后，说他同意谢瓦尔德纳泽关于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性的说法。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事情的责任应归咎于帕季阿什维利和第比利斯党组织领导的软弱涣散，因为他们与格鲁吉亚的知识分子没有共同语言。他坚持说他常常告诫帕季阿什维利，在处理与日益觉醒的格鲁吉亚知识分子的关系时要多用民主的方法。然而，这次事件表明，格鲁吉亚党的干部只知道一种办法，那就是动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