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美国经济史-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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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望“收入分配平等”方面，权威性的看法是非常不同的。有人认为达到平等所需要的税收和经济管理注定会减少生产的内在动力。英国社会不平等的程度又是很突出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时，美国不仅没有存在程度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还取得了比较高的平均收入水平。这虽然大概归功于美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一个潜在的原因是英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并没有提供一个相当的刺激经济发展的动力。最后，我们要了解对“外来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是什么。从历史的角度，这才能得到很好的合理的解释。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无论是战争、瘟疫还是火灾，都不能阻止国家财富的积累。在大火灾发生之后，一些建筑的重建速度就可以提供一个最好的恢复能力的例子。这不仅是指1666年伦敦大火之后的重建事例，当时在伦敦，仅仅利用非伦敦居民的工匠劳动，就很容易地把楼房建造起来了。其他许多城市也经历了严重的大火灾，毁坏了大部分的房屋和资本存货，一时间数以百计的房屋被夷为平地（伦敦大火就有13200间房屋被烧毁）。当地的资源和城市中非正式的互助都动员起来了，政府还发行“临时文件”（允许个人收集“救济品”进行救助），几乎所有这些措施都促进了重建工作的快速进行。
英伦三岛甚至整个大不列颠帝国，并不是一个公平的社会，也不是一个能够动员其全部资源的社会，甚至也不是一个能够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佳分配的社会。但是与当时最发达的社会，甚至所有的经济体相比，英国却是一个相当有弹性的国家。它的要素市场变得越来越自由，技术的革新也出现了，从总体来说，英国社会是富裕和富有活力的。北美殖民地的开启，才会有一个最好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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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1）
在历史上，到北美和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移民的欧洲人并不是最多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与当地文化的融合中他们却是最大的失败者。北美地区的土著民族与澳大拉西亚的土著人一样，慢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到北美的殖民者与当地土著人有着冲突和联系，也有对他们文化的吸收，但是总的来说，欧洲人侵占了土著人的土地，并把白人移民到这里，从事欧洲式的经济活动。
在欧洲人中，大不列颠人特别是英国人明显地占据着优势地位。问题是为什么西欧国家只发挥了如此微弱的作用。有人认为，如果这是碰巧发生的事情，那么相对于其移民数量，他们的作用应该更大一些，特别要考虑到他们对技术方面的引进情况，这些技术后来都被从英国来的移民吸收借鉴了。然而，他们的参与程度非常小，他们所建立的一些殖民地后来都被英国人和爱尔兰人接管了。
某些欧洲国家在人口方面比英国要多得多，有些国家在开发丰富矿产资源方面进行了技术革新，例如，德国南部的冶金术。与英国（英属北美殖民地除外）相比，大多数国家具有更为严格的社会制度和更多层次的要素市场，这样的现实也并没有阻止他们采取帝国主义的主要行动，毕竟西班牙还是攫取了中南美洲的绝大部分领土，建立了一个很大的殖民帝国。在长期的统治中，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的殖民地也并不是不如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因为无论如何，英国在加勒比海的殖民统治总不是那么好。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其他北欧国家在北美的殖民势力要比英国弱？
第一个最为明显的答案是大不列颠人阻止了那些国家殖民势力的发展。情况确实如此，英国人的确限制和侵占了欧洲国家如瑞典、荷兰和丹麦等国少数殖民者建立的殖民地。但是，要知道英国不一定能打败如荷兰这样一些小国，英国与法国的斗争既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形势也不全是一边倒的。
对于中欧人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世纪之前向东殖###动的延续，他们只能在二者中选其一，不是像开挖沼泽地那样的内部殖###动，就是像腓特烈·威廉二世（FredericktheGreat）那样将300000人安置到1200个新的农业村庄里。然而，作为对大英帝国垄断北美殖民地的一个回应，他们的选择可能被打断了。
其他国家确实试图在英属北美殖民地进行殖民活动。1685年以后，随着法国胡格诺派教徒（Huguenot）的宗教传播，殖民者的来源不断趋于多样化，特别是在北美中部殖民地，已经有不少的西班牙系犹太人和许多荷兰人，而在18世纪中期时，1/3的宾夕法尼亚居民是德国人。荷兰和德国的语言长期保留下来，本杰明·富兰克林并不是唯一反对和看出这种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趋势的人。但总的来说，非英国的公共制度并没有引进来。德国人和瑞典人一般是想在北美中部殖民地内陆的特定地区殖民。欧洲大陆的人一般不信任法律，因为法律在他们的本土国家是保护个人特权的。他们使国教和政治保持一定距离。语言文化很容易把他们联结在一起。对于幸存的路德教会（Lutheranism）的殖民者来说，德国的语言无论是在理智上还是感情上都是至关重要的，许多德国人把他们自己的居住区看作是“可以拯救的社区”，在这其中安曼教派的教徒们保留下来了。他们过着一种自给自足和独处的生活，这是典型的巴拉丁伯爵式的封建领主的生活行为，这些人于1709年至1710年来自于1697年被法国人毁坏的莱茵河畔的领地。与英国殖民者格格不入的宗教、语言和文化，并没有促进大量移民从欧洲大陆来到这里，而只能强化他们在新大陆的排他主义色彩，保护他们社会习俗的维持力，减缓他们的思想理念与那些来自英国的文化融合的步伐。
欧洲内陆国家的政府资源稀少，几乎没有通向海边的出海通道。在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德国是由几百个公侯国组成的，有一些侯国“只有一步之遥”那么大，只有汉萨同盟（Hanseatic）的城市汉堡（Hamburg）和不来梅（Bremen）拥有向西到达波罗的海的出海通道。其他的国家没有海军舰队，不得不从荷兰和英国租借船只，大大提高了已经十分昂贵的殖民冒险的成本。在这些航线之间，他们会进行多方的谈判，但是大多数的积极参与者都很无能。他们只对能够迅速往返于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殖民地感兴趣。海洋国家如众所周知的法国，与英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沿着其西北600英里的海岸线，法国拥有123个港口城市。 。。
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2）
欧洲大陆的统治者只关注个人的享乐，他们的当务之急主要就是建造豪华奢侈的宫殿，如凡尔赛宫及其多个复制品。路易十四（LouisXIV）发动了多次损失惨重的战争之后，法国的一个很重要任务就是弥补国库的亏空。他试图在路易斯安那州或者加拿大建立一个有利可图的大宗商品的出口基地，但都没有成功。一旦发现殖民冒险没有什么回报的话，欧洲的统治者就会把注意力转回国内，采取相应的措施和制定一定的计划，以提高他们的人口数量，并把人吸引到他们国家中来。他们在其所管辖的范围内，会限制私人的殖民探险活动。
总而言之，用于殖民投资的资本和意愿太少了，经济处于半发展状态，工厂和农村家庭工业的地区分布不平衡，政治控制过多，市场处于分散状态。欧洲大陆周围地区农业发展缓慢只是我们所看到的表面现象，背后却是制度和经济管理发展方面的落后，它们已经远远落在了17和18世纪的英国的后面。在法国，能够获得农作物收入的土地，在1700年左右大概只有4％，到1789年时也仍然没有超过6％。德国西北部地区的情况会稍微好一些，但是其他的地方情况就更加糟糕了。缺少对土地的净投资是当时大部分地区的普遍特点，从法国不动产榨取的地租收入流入了贵族手中，使他们能够在塞纳河畔“过着贵族生活”。
频繁的收费阻碍了商业的发展。更为严重的是，在17世纪中期，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受到人口下降的影响，同时还受到了与所谓的“全面危机”的政治###有关的经济低迷的影响。最坏的一个表现就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据推测这场战争使德国损失了近1/3的人口。一直到后来的19世纪，德国才成为“欧洲的后花园”，由此错过了向大西洋殖民的机会。
欧洲大陆的统治者和贵族们所关心的当务之急就是豪华的消费、高度流动性的偏好，以及不断的战争。土地所有者只想把他们的地租花掉，由于害怕被诽谤，大多数的投资都是偷偷地进行的，根本就没有把钱投资到商业和工业。商人们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赚钱以后赶快购置土地。
欧洲的精英阶层仍然处于一种未发展的综合病症之中，时间要比他们的英国同辈长得多，而商人阶层很少能够分享早期海外殖民扩张的好处，这在历史上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欧洲大陆处于一个僵化的发展过程中，缺少一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社会伦理规范，这种状况比亚洲的一些当权者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以伦敦和阿姆斯特丹为基地的英国及其北美殖民地，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例外。它们的经济发展依赖于欧洲沿海地区的贸易，以及英国和荷兰之间竞争的结果，这就是解释英国在北美殖民地所发挥的作用时，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
第4节殖民地对宗主国的逆向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在北美殖民地建立之前和期间，英国和欧洲国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多数变化是内在的，但也有一些变化是殖###动本身所产生的反馈性后果。这种逆向影响是以什么方式出现的呢？
有一些形式非常琐碎。美洲、巴尔的摩、佐治亚、新英格兰、纽约、北卡罗来纳、宾夕法尼亚、费城和南卡罗来纳经常作为英国的地名。上述名称习见于作为“偏远地区昵称”的地名中，这些地区往往远离农庄，或位于一些教区的边缘地带。英国社会经过长久以来的发展，形成了庞大复杂的特点。在大多数方面来说，美洲殖民地对英国的影响是微弱的。
美洲的发现对欧洲社会在物种和生态方面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尽管并不属于这里所要讨论的范围，但是也要看到，玉米、白薯也许还有梅毒都是从遥远的南美地区引进而来的，其他一些新的商品如烟草、蓝靛、后来的棉花，以及欧洲已经耳熟能详的皮毛、鱼和木材等，确实都是从美洲跨越北大西洋海面运输而来的。总而言之，这些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入，成为导致商业革命的因素之一。由此产生的经济和政治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能够在欧洲自然生长的农作物如烟草，由于大英帝国所划分的劳动国际分工而没有得到种植。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北美殖民并不像其他新大陆的发现，比如我们曾经描述过的热带地区或大洋洲的开发模式那样。北美殖民地以其特有的规制给欧洲殖民者带来了非同寻常的问题。北美殖民地提供的产品不断增多，其影响主要是改变了原有经济部门的发展方向，而不是创造了新的产业。
正如19世纪约翰·西利（JohnSeeley）爵士所总结的，英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法国进行竞争，控制了北美新大陆，是因为它很少陷入欧洲大陆国家的长期争斗之中，因而没有受到什么牵制。迪斯雷利（Disraeli）强调英国的大发展有着欧洲以外的空间。
商业革命有助于改变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它使英国更多地走向了海外殖民，扩大了欧洲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舞台。虽然北美13个殖民地中，没有几个给英国带回财富，也没有几个还留在英联邦之内，但是商业革命还是让英国变得更加富有，同时也增加了英国经济的重商主义色彩。尽管商业革命仅仅是在地理所及的范围内进行相应的扩张，但是它扩大了市场服务的范围。商业革命的后果之一是它促成了英国的崛起，使之成为欧洲最有实力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随着市场的发育成长，重塑了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
总而言之，随着欧洲人掌握的地理视野的扩大和科学水平的提高，能够为他们带来新疆域的信念取代了旧的天命观。官方往来、商业流通和个人的频繁接触，保证了欧洲人能够开始掌握对地球空间及其资源的安排和配置。欧洲人那种扩张领土乃天意的命定观，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后来他们对南半球的渗透和殖民。
一些北美殖民地的移民又返回本土永久居住了。最为著名的一次逆向移民潮是在英国内战期间（1649—1660），那些此前被“派往”北美新英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