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美国经济史-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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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采取公有土地耕作形式的目的是否是真正出于保险，它意味着从英国的约克郡（Yorkshire）到南部沿海地带的广阔地区，社区农业的管理规范严格地限制着农民，使他们无法根据价格的变化趋势而获得收益。因为在农村时代设立的这些经济运行规则减少了农业创新的范围。这些规则影响了对不熟悉农作物的耕种，因为在一种公有的农业耕种制度下，新农作物的果实会被所有的人所“分享”。进行创新播种的农民，不可能希望得到他所投资的所有收获物。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同意或者支持允许个人耕种公有土地中的小块土地，作为家庭副业（至少在15世纪出现了许多篱笆），但是公社制的因素仍然在农业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
通观英国近两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可以看出英国中央集权控制的东西是苍白无力的，但是却被一些假象所掩盖，即斯图亚特王朝试图恢复其部分的统治权力，并把王室作为中央权威的象征长期保留下来了。虽然大土地贵族们在以佃户为首以及由国王所挑起的关于土地私有的争论之中，安全度过了一次关于土地私有斗争的风波，但是严格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已经从很久以前就开始瓦解了。现金交易关系得到推行并取代了以前的社会关系。当贸易越来越发达，商人阶层的重要性越来越大时，中央政府对商业政策表现出更大的关注和兴趣。在英国的各郡，关心租金手册的地主们，虽然还保留着他们的权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土地所有者以及他们的管家只把注意力放在租金的最大化上。土地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其原因是土地是获得政治权力、社会地位以及如打猎这样的特权活动的重要途径。
虽然任何时期的历史变化都可以是一分为二的，但是我们可以用15世纪开始爆发的玫瑰战争作为一个很简单的研究例子，来观察非市场因素和政治因素在经济决策方面不断下降的影响。这一历史过程在某种程度上部分消除了老诺曼贵族的势力，并使亨利七世建立了都铎王朝。这只是前近代时期典型的一系列政变中的一次。然而，这一事件与支持亨利七世的新的统治集团联系起来，亨利七世的一些特殊目标和个人品质，就会使事件产生一些特殊的影响。亨利七世倾向于对罪犯施加罚款，而不是执行死刑。他是一个少有的有作为的君主之一，他看到了法律和秩序的价值所在，以及财政管理在法律实施和秩序维护中的作用。他是一个勤于政务的人，事必躬亲地处理许多必要的事情，因而，很快平定了叛乱，使国家趋于稳定。他对商人和城市手工业者的利益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从此以后都是外部的战争了，英国开始走出了凯尔特人的边界，最后走向了边疆殖民的开拓。
经济制度（3）
亨利八世虽然没有把国家的注意力持续地放在维持一个商业化的社会上，但他却废除了僧侣的势力，释放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僧侣的土地和其他财产被拍卖，竞标者买下以后，为了补偿收入，就要把它们投入生产使用。不需要太多的刺激，经济本身就会驶入一个扩张和发展的轨道。在16世纪期间，在某些政治权力的帮助下，商人阶层兴起了。在与十一年的专制统治和内战有关的暴乱之后，商人的地位基本上已经得到保证了，这些战争和专制可以看作是手头缺钱的皇室成员企图掠夺其他人民财产的产物。
斯图亚特王朝喜欢重新夺取全部的权力，并尽力发挥中央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控制。这可以从查理二世的一个未遂计划中体现出来，他试图让英国著名建筑师克里斯多弗·雷恩（ChristopherWren）为其在历史名城温彻斯特（Winchester）建造一个像凡尔赛宫那样的城堡。1782年，托灵顿伯爵回忆时，认为这是“英国王室非常痛苦地放弃的一个建造计划”。斯图亚特王朝失去了威信。虽然从前清教徒们前往马萨诸塞州移民，但是在17世纪40年代，又有一些人返回来支持国会，而其他对皇室不满和受到迫害的人，如贵格会教徒（Quaker），形成继续源源不断的到北美的移民潮，而那些具有明显经济动力的移民，也在继续向北美移民。从更为广泛的范围来说，尽管有诸如1715年和1745年这样的詹姆斯二世拥护者的侵犯和暴乱，但是皇室与国会的矛盾冲突，通过1660年的《王位复辟协议》——它限制了英国皇室的权力——特别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而得到了解决。国会实际上由大量的土地所有者以及能够保护市场经济的伦敦大商人组成。到18世纪早期时，大多数的土地所有家庭都可以拥有一些商业性的投资。但是政治的稳定和国内形势的安定，相对应的就是利率的下降。
在国家总体经济中，农业经济所占份额的下降趋势比较缓慢，农村社会仍然保持着重要的地位。1711年晚些时候的一份法律条文，就要求想进入英国国会下议院的商人自己要购置不动产。在19世纪仍然有不少挂闲差的人。但是即使是查理一世的垄断统治，也没有在欧洲大陆引起典型的要完全推翻君主统治的宣传和支持。到达北美殖民地的英国殖民者虽然仍然存在许多的矛盾和冲突，但是他们使北美洲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这种发展变化比任何地方都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通常是市场力量的介入，而不是专制主义者的决策，把移民们推向北美大陆。
从形式上来说，英国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全方位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但是实际上，英国的经济政策仍然是非市场运行机制的混合物。当地的一些标准限制了农村和小城镇相邻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也损害了大家的利益，使经济运行表现出被非市场干预的倾向。市场经济的发展绝不是一帆风顺的，非市场的干预更多是来自于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
然而王室专权的削弱，并没有相对应地减少经济运行的非市场干预程度。早期来到北美的殖民者并没有太多别的祈求，他们非常习惯政府对经济的监管行为。在有关商品的销售和结算以及财产的权利和政策方面，非市场因素仍然存在。但是经济生活中的一些习惯性东西，在近代化早期阶段的影响力已经有所削弱了，例如，原来有围栏的公共耕作的土地逐步受到侵蚀，这一蚕蚀过程通过协议形式围出一部分土地给私人耕种而开始的；限制消费的法律被废除了，因为这种法律是根据社会等级来规定人们的消费品；对行会垄断的合法保护也在逐步消除。
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企业仍然要服从行会关于市场准入、企业规模（根据雇员数量进行监管）、产品质量和产品售价等方面的规定，但是长期以来也有不少根据价格信息而作出各种回应的单个企业。不过，行会也已经受到破坏了，不仅是因为司法方面的变化，而且因为工场制度已经深入到农村地区，在农村工场工作的人员主要是为了逃避行会的控制，而愿意接受比城市企业的手工业者更低的工资。在著名的工业革命时期，农村的家庭工场和作坊不断得到发展。
在商业方面，许多商业活动都仍然操纵在居住于城市的某一个区域，并在他们自己的社区教堂做礼拜的“常驻陌生人”手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由于对商业准入有严格的限制，因此，把商业活动的特点归属于“资本主义”的商业本质有点奇怪。商业扩张的同时，英国商品所到的不同地区，也开始产生了为其服务的有关职业，这些职业包括使用船只和人力进行商品运输，事实上，苦力劳工的劳动达到了忘我的程度。
虽然在近代早期存在经济发展缓慢、不均衡以及对市场经济的某些抵触的现象，但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主题仍然是市场因素的扩张，它已经进入到当时被行政命令或者通常由习惯所统治的地区。市场的发展也并不是直线式的，它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功，也不是想当然的事情。虽然如此，市场经济仍然是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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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1）
按一般标准划分，虽然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但是古典经济学家提到的生产要素却是“土地资本”、资本和劳动力。因此，他们认为大量的投资都放在了可用的土地资本上，这种土地资本由农舍、农田周围的建筑物、道路的便利设施、牲畜、排水系统、甚至对可耕农地的改良等组成。尽管北美的殖民化过程不一定与资源稀缺的理论相一致，亚当·斯密也暗示过北美殖民地的兴起与资源稀缺“没有必要的”联系，但是到北美的移民部分是由资源的相对稀缺，特别是对在北美发现的廉价土地的大量需求而产生的。
从近代的标准来看，英国的人口密度并不是很高，在1600年，它的人口密度只是现在的英国的1/9，是现在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1/12到1/11。人口的稀少与相当低水平的农业生产技术是互相平衡的，也就是说，需要用更多的土地才能生产出一定的产量。牲畜的饲养和一些马群的放养都依靠草地，而这些公有的永久性牧场和禁猎地的草场质量很差，而其中“人工”的草场资源也仍然很稀缺，用当时耕种技术可耕的大部分土地都被用于生产人类消费的谷类作物，除此之外，还缺乏肥料。在引进了轮耕技术，包括“新”农作物如苜蓿的种植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开始进一步的精耕细作。农业耕种变化的浪潮，好像在17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牧场的租金价格急剧下降。
公有土地是各种哺乳动物和飞禽的狩猎场所，狩猎活动要与控制有害动物对人类的侵害交替进行。在后来的宾夕法尼亚州的村庄里，就举行过许多规模较大的进行狐狸狩猎的射击比赛，这是在近代时期英国采用的狐狸狩猎仪式之前所开展的活动。人们对河岸拥有的权利，法律上有严格的规定，一些河岸是由修道院所有的，后来又直接传到了私人手中。以实物形式存在的资源，并不总是意味着就是可以获得的。
大多数的英国殖民者确实拥有公有土地，用来放牧牲畜和以木材与灌木的形式提供燃料资源，像荆豆这样的灌木，具有广泛的用途（可以用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包括作为农作物），可以为锻铁炉和炉子提供木炭。尽管在严寒的冬季，伦敦的木材燃料供应短缺——燃料短缺的原因，既有运输能力的低下，也有生产的不足——会发生如有人将教堂里的长凳拿来当燃料的戏剧性事件，但是价格数据并没有显示出伦敦木材“饥荒”的迹象。很清楚，人们会在土地的多种用途，包括木材的供应中，进行平衡取舍，木材虽然是种植的，但是不能马上用完。灌木可以提供一些做燃料用的树枝，每几年就可以生长一轮。无论如何，作为整体来说，从17世纪中期开始，燃料价格会随着沿海的“海运煤”的航运情况，而出现下降的趋势。从那时开始，运河的开凿使内陆地区燃料资源的运输更加便利了。另一方面，虽然英国的燃料供应情况并没有那么可怕，但是在北美的英国殖民者惊讶地发现，这里的木材和燃料比英国来说那是太便宜了。
当爱尔兰、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以及苏格兰高地边缘地带得到开发时，都可以看作是16和17世纪英国对内陆边疆的一种开拓行为；另外，在英格兰还有不少对沼泽地带进行排水利用的庞大计划。如果把这些事情综合起来的话，不可能出现一个全面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英国的湖泊地区引进了德国的开矿技术，这种技术引进通常可以引证说明英国是如何从落后国家赶上中南欧国家的，但是却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即技术引进并不是那么成功，也没有出现其他相关矿业的发展，也没有对英国采矿业的发展起到主要的作用。
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也出现了不充分就业和失业的迹象。贫困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解决贫困问题的许多努力都失败了。没有充分的经济增长，就不可能产生新的投资资本，从而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因而我们会看到，一些现有的资本资源没有以最有效的生产方式得到开发利用。
尽管有一些限制的条件，但是人们还是源源不断地流动到伦敦郊区，这里更像第三世界的农村地区，而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城市郊区的住宅区。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劳动力，在城市里又没有找到相应的工作。毫无疑问，经济结构的调整步伐是缓慢的。从农业中流动出来的劳动力，在第二产业并不是很容易就能找到工作的，他们就会跑到大街上，到处瞎找工作机会。当时的民谣是这样说的，“听啊，听啊，狗叫了，乞丐到城里要饭了”，而城市对劳动力的吸收太少了。出现这些问题的部分原因是，一些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