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美国经济史-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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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所有的成员国都同意对银行强制要求统一的最低资本额,这一最低资本额能降低所有资产项目和表外项目的风险。1991年出台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修改法》是上述资本规则的补充,其目的是结束监管者任意延长偿债期限的状况。这一方案制定了当机构开始显示破产迹象时所实施的早期干预规则,也制定了对破产机构采取紧急解决措施的规则。这些改革提高了资本额,降低了承担的风险。这些因素再加上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开始走向兴盛,银行破产不再出现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商业银行的危机和恢复(2)
银行业的灾难带来的一个正面效果是地理上的限制开始减弱。里根政府时期,司法部对横向兼并的反对态度有所缓和。限制在本州设立分支机构的州立法律开始取消,到1990年只有3个州坚持单一银行体制,35个州都允许跨州自由设立分支机构。兼并政策的放松和允许设立分支机构的法律促进了兼并浪潮以及州范围内企业的联合。20世纪70年代以后,商业银行的数目已经猛增到14 000家之多,尽管后来出现了银行破产危机,这一数目也仅在1995年下降到10 000以下。提高州际间的银行业务更加困难。允许银行持股公司进入州际业务的合同成为州际银行业务扩张的途径。1975年,缅因州在1957年的《银行控股公司法》基础上,颁布了《道格拉斯修正案》,为那些想在本州开立或者收购银行的州外银行控股公司提供了互惠条件。1982年,马萨诸塞州针对所有总部设在新英格兰的银行通过了相似的立法。1985年,纽约的一些银行对此独占性条件提出了诉讼,但被联邦法院判定为败诉,这使独占性的州际间合约成为发展跨州银行业务的通道。结果,“超区域组织”而非货币中心银行成为跨州银行业务的主导。1994年,《里格尔尼尔跨州银行业和设立分支机构效率法》(Riegle Neal Interstate Banking and Branching Efficiency Act)使美国走上了发展完全跨州银行业务的道路。银行控股公司被允许收购任何一个州的银行。1997年允许跨州设立分支机构,推翻了1927年的《麦克法登法》,从而为提高效率创造了机会。
对设立分支机构和银行准入的限制阻碍了地方存款市场和贷款市场实现完全竞争,使一些银行获得租金。对于没有效率的金融机构而言,这些限制也减轻了其被取代的威胁。随着自动取款机(the automatic teller machine,ATMs)以及其他电子设施的建立,银行业的地理扩张活动已推展开来。1979年自动取款机的数目为13 800台,但是到1994年,这一数目达到109 080台,自动取款机极大地提高了银行服务的便捷度。同时,处理电子存款的实际成本下降了近乎90%,降低了银行成本。
因此,在银行联合运动即将展开的时候,电子银行业务的兴起为客户提供了更好的服务,降低了银行服务成本。同时,新政中对分业经营的规定已经慢慢模糊了。日益兴盛的证券市场诱使美国银行收购了一家贴现券商——查尔斯·施瓦布公司(Charles Schwab & Co。)。后来这一做法被其他银行模仿,它们希望能将证券出售给其客户。银行通过货币掉期交易,进一步进入市场。由于外汇掉期行为产生于顾客在新近的浮动利率条件下改变他们的利息支付的需要,监管者并没有禁止商业银行间的货币掉期活动。有鉴于墨西哥债务危机和大陆伊利诺伊国家银行危机,摩根大通银行和其他的银行尽力说服联邦储备银行同意商业银行通过它们的控股公司从事新的保险业务。1996年,货币监理署署长在一定限度上赋予银行通过其附属机构销售证券和出售保险的权力。后来,联邦储备银行又扩大了允许设立银行控股公司的投资银行的数量。《格拉斯斯蒂高尔法》仍然有效,但是对它的违背屡屡发生,这说明银行业、保险业以及证券业之间的壁垒将减小,甚至可能会消失。
尽管这些改变有助于增加商业银行成为更大的、更加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企业的可能性,20世纪最后的25年里,银行的经营状况仍然不如其竞争者。20世纪90年代商业银行虽然得到恢复,但是它们并没有重新赢回传统业务的市场。银行发展的速度不亚于经济发展速度,但是其在贷款市场所占的份额下降了,这些市场份额被外国银行、金融公司或其他竞争者夺走。美国的商业银行仍然处于各自为政的分割状态,1990年没有一家美国银行进入世界排名前10位的银行之列,只有2家进入前50位,而在40年前,世界银行业界实力雄厚的银行中,美国银行占据一半。
繁荣的养老基金
税收激励政策使养老基金成为战后最初20年里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同样它也为更大份额的资金流入这些机构开拓了渠道(见图和图)。养老基金成为证券市场上最为活跃和最有创新性的交易商。1975年对券商佣金管制的解除使得养老基金支付的交易费用低于私人投资者,由此保险基金的营业额迅速增长。模仿多样化证券组合的新衍生产品的引进,使得保险基金能以较低的成本有效地对多样化的证券组合进行交易。为了保护其证券组合免受价格下跌的影响,许多保险基金采用了所谓的证券组合保险(portfolio insurance)策略,但有些人指责这种策略是1987年股市崩溃的罪魁祸首。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商业银行的危机和恢复(3)
尽管养老基金在金融市场上越来越成熟,但并非所有的基金都能向客户兑现退休收益的承诺。无法兑现承诺的原因是限定受益计划的私人投保者捐助了大量的资金以保证未来的保费支付,而使得许多其他的计划缺乏资金。当公司破产使计划中止时,工人们就得不到任何保费。为了保护雇员的退休金,国会于1974年通过了《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Employee Retirement Ine Security Act, ERISA),对符合优惠税收条件的计划设置最低标准。这些规定为资金筹集、参股、承保和授权等方面制定了最低标准,并且明确了受托人对投保人的责任。《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很快就在提高捐款、改善有些项目的融资状况等方面发挥了作用。但是从长期看,限定受益计划对雇主的吸引力不大。投保人中止了需要他们过量筹资的限定受益计划,以获得超出他们对工人法定义务的资产。这些计划通常被限定捐款计划所代替,后者需要雇主捐款的数目较少。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日益上涨的股市改善了许多现存的限定受益养老基金的状况。
在《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中,通过建立养老金收益担保公司(Pension Benefit Guaranty Corporation,PBGC)对被授权的退休保险费用进行保险,国会给予了养老基金额外的保护。私人计划的投保人被迫对养老金收益担保公司支付固定利率的保险费,以按照指数化的最大额对养老金的支付进行担保。养老金收益担保公司没有对所有的保险费用承保,投保人仍需对剩余的部分承担责任。保险费用的不足损害了养老金收益担保公司的发展。那些对“统一”规定的保险费用进行集体讨价还价的公司,以及那些没有充分预料到未来工资上涨趋势的公司都出现了问题。出现财务困难的公司使用提高保险费用的方法延迟支付被联邦政府保险的赔偿金和避免在陷入破产时捐献款项。为了应对这种做法,国会在1987年加强了对保险资金的要求,提高了每个参与者的年保费,增加了风险贴水。1994年进一步进行了改革,提高了那些处于高风险的保险项目的贴水。这些措施,再加上经济的稳步增长消除了养老金收益担保公司的赤字,而赤字正是养老金收益担保公司从建立之初一直以来的心头之患。
变动中的人寿保险业
相对于其他金融中介而言,人寿保险公司增长速度较慢,这部分反映在对其传统产品需求的较少上。和银行以及存贷机构一样,人寿保险公司也遭遇其服务产品分类定价的困扰。20世纪80年代的通货膨胀和高利率增加了保单放弃(policy surrenders)和保单贷款(policy loans),降低了保险公司的流动性。为了应对这些不利因素,人寿保险公司提供普遍的、可以变动的人寿保单,也就是说,死亡恒金(death benefit)或者年度保险费可以根据投资业绩而变动。在税收以及其他鼓励政策的驱动下,人寿保险公司将其主要精力转移到退休金和养老金的业务上。1974年通过的《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鼓励小额退休计划者将退休金的管理移交给保险公司,从而刺激了保险公司的退休金和养老金业务的发展。寻求流动性也降低了抵押贷款和保单贷款。为了提高收益,有些保险公司参与了一些合伙融资买入和风险资本投资项目。
为金融中介提供担保体制的普遍趋势也波及人寿保险业。由于受到州政府,而非联邦政府的规管,担保体制主要在州的层次上展开。1970年以前,只有纽约有保护投保人的担保体制。当1970年,国家保险协会专员(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missioners)向州立法机构推荐了一种担保体制模型后,各州很快都设立了担保基金。为了保护投保人以及领受养老金者,当保险公司破产时,要对生存下来的公司征收摊派税捐基金。有39个州规定,一个公司的摊派税捐基金可以用州的税收加以补偿,这就将保险公司破产的大部分成本转嫁给了本州纳税人。而其他州则允许人寿保险公司对其客户征收额外的保险费用。
尽管人寿保险公司没有像商业银行和存贷机构那样发生大规模的破产,但它自身的问题也层出不穷。20世纪90年代早期,有2%的人寿保险公司受到损害,受损资产占保险业总资产的3%。资不抵债的保险公司破产的原因在于当市场崩溃时,它们持有大量的垃圾债券或者不动产贷款。保险公司的净价值从1970年的下降到1990年的,这是经济环境、竞争压力以及担保资金的风险承担激励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商业银行的危机和恢复(4)
面对人寿保险保单数量缓慢增长的态势,与商业银行一样,人寿保险公司也积极寻求新的业务。由于消费者有了更多的投资机会,人寿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份额已经从1980年的41%下降到1995年的19%。与其他成功的金融中介相似,实力雄厚的人寿保险公司转变成综合性的金融服务企业。
华尔街的转型
经济波动及其对金融系统产生的压力产生了综合效应,一方面为证券市场带来了活力,另一方面使证券市场发生了超出新政实施者预料的改变。竞争和计算机自动化颠覆了已经建立的投资银行、券商以及交易所的布局。新的超常的融资机会的出现重塑了20世纪80年代的投资银行业。垃圾债券推动迈克尔·米尔肯的德雷克塞尔伯纳姆兰伯特公司的发展,抵押担保证券则使所罗门兄弟公司(Salomon Brothers)在证券业的排名跃至前列。继资本运动的障碍减少之后,投资银行进入日益增长的外汇市场,并在此过程中驾驭了20世纪80年代的兼并和收购浪潮,获得了丰厚的超额利润。高速的计算机和金融专家协助了证券的发展:计算机能迅速处理越来越复杂的交易和应付不断扩大的交易量,金融专家发展出新的金融工具定价理论。新市场的迅猛发展以及日益上涨的股市(见图)创造了乐观的社会氛围。
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后勤办公室危机(back office crisis)和市场的暴跌,使得对竞争的限制开始崩溃。在1975年的《证券法修正案》中,国会警告证券交易委员会要积极促进竞争。证券交易委员会于1975年5月1日废除了备受攻击的固定佣金制,平均佣金大幅度减少。尽管随着交易价格的下跌,证券交易规模增加了,但固定佣金的废除使脆弱的券商交易所陷入绝境。市场上更高层次的运作与传统的合作方式相比需要更多的资金。1969年唐纳森勒夫金詹雷特公司(Donaldson,Lufkin and Jenrette)宣布将公开上市,随后是所占交易额名列首位的梅里尔·林奇公司。那些最大的投资交易所联合起来,增加了资本,并提高了竞争力。
交易规模的扩大需要更为充分的价格信息。1971年,在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NASD)引进了全国证券交易商自动报价系统(NASDAQ automated quotation)之前,每天的场外市场报价是以“红皮报价单”(pink sheets)的方式公布的。一旦市场上价格信息能即时传播,交易额就急剧上升,出价—询价(bid ask)之间的价差也缩小了。在20世纪80年代的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