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美国经济史-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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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中，还包括城市影响范围的扩张，而城市和城市体系的出现成为推动资本主义增长的引擎。第二个现象包括绝大部分欧洲裔美国人口和非洲裔美国人口向远离都市中心和市场体系的西部地区进行的扩张。开拓边疆的历史比城市化的历史要更为源远流长，但是这可以，并且最近已经从地理学的角度得到验证。这种地理角度涉及扩散和集中的力量——处于一个更大的市场扩张关系模式中的农村边疆和城市。
当美国经济发展产生出管理跨越不断增长的地理空间的交易体系时，它同样造成居留和生活在这些空间的人们之间越来越明显的区别。因此，第二个需要研究的大类是要识别19世纪发展起来的交易体系，这个体系也连接起不同的经济角色并分配经济成果，而这两个过程构建起一个广泛的社会现象，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倾向于把它叫做“阶级构成”。是否对19世纪的美国社会应用“阶级”这个概念在历史学家中还没有定论，我不像那些最坚持这种概念解释力的人一样，暗示应该去借用这种利用扎根于工作场所中的关系但是又广为扩展的社会体验进行分类的概念。虽然如此，我将使用“阶级”和“阶级构成”这两个术语来帮助描述和解释美国社会根本性的变化，以及多种新的体验和新的社会身份，而后者的变化又源于资本家对工作和工作场所关系的重组以及经济增长造成的货币收入的分配变化。
第三个需要研究的大类称之为“文化”比“社会”更合适，但是任何思考都不能缺少这一点，即美国社会和经济增长、新生产模式及日益普遍深入的市场是如何组织和重组在一起的。我谈及一些价值观念和规范，它们引导着营利性企业、自我满足和社会消费形态，以及不易察觉的有组织的慈善行为和提高社会福利的计划，这些构成了资本主义“孕育”时期的特征。但是，我也谈及另外一些价值观念和规范，它们为传统所认可，这构成对所有创新和改进事物的阻力。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认同自由和扩展的市场、运输和生产领域的技术进步、银行和谷物交易、经济增长带来的物质利益。一些人（这里有两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手工业者面对自己行业引入使用非熟练工人的机器，小农场主面对实力强大的铁路公司的歧视性运费）强烈地反对这些变化，因为他们把变化看做是对他们自己利益和福利的威胁。其他人，包括很多市场竞争的胜利者，也是满怀忧虑地接受了这些变化，他们在经济的进程中感到模棱两可、受到损害和内心矛盾。这应该可以理解，事实上，进程本身就没有用相同的速度和前后井然的秩序把所有美国人带往同样的目标。在我对发展中美国的地理、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所有描述中，都暗含着一个关于坚持不懈、关于改变和变迁的话题，它以某种方式影响到了几乎所有的人，而不仅仅是对那些旧有的生活和思考方式的追溯。这一进程，不管怎样，有时是有缺点的，我在对两个半世纪的历史时期的讨论中强调了这一事实，这一历史时期经历了美国历史上最深重的经济危机之一。 。。
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2）
1790—1840年
历史学家一般认为美国在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农村人口还占压倒性的多数——只有5％的人口居住在20多个勉强能够称之为城市或者城镇的社区中；在这些城市中只有5个城市有10 000以上的居民；它们之中最大的城市，费城，也只不过是42 000个美国人居住的地方，仅仅是这个新兴国家将近400万人口的1％。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统计结果，显示出一个与我们现在完全不同的世界。然而，在1790年，向现在的美国社会地理布局的转变过程才刚开始——很少人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社区和家庭都相对分散，辽阔的荒野将随着无数的美国家庭年复一年的迁移而逐渐消失。和原来的宗主国同时期的统计数字比较时，鲜为人知的有关农村人口密度的统计数字能帮助我们了解情况，英格兰乡村人口在18世纪末每平方英里超过100个人时，美国1790年平均农村人口密度也只有每平方英里9人，在沿海平原和阿巴拉契亚边疆的东部和南部山麓地带人口密度也只有每平方英里15人。两个国家农村人口密度都是各地不一，但是在美国没有一个地方，甚至在人口密集的新英格兰南部，那里的人口密度也远达不到英国乡村地区普通水平的居住密度。英格兰城市地区的统计数字更显出美国的空旷：3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或城镇中，有将近50个城市拥有超过10 000的人口，沿着每条国家公路都有市集城镇，以及一个有 900 000人口的大都会，那不是这个国家人口的1％而是10％。假如我们同时考虑农村人口密度的惊人差异和英国境内庞大的城镇规模，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要强调处于大西洋世界西部边缘的这个带着偏远和未开放特征的新生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上与旧世界有多大的不同。
历史学家有时反对那种村落稀疏的、典型的农村社会景象，在这种景象下进一步的感觉就是局限于本地的、“前资本主义”的经济交换和相应的相互分离的社会。他们给出一个相反的景象，这是一种沿海岸和河岸的社会，那里农民都很好地定居在能够进行水运的地方（向内陆扩展较小），和他们紧靠的区域里的港口城镇进行贸易，或者，在例如切萨皮克和英国本土主要城市进行贸易。这种相反的景象很有价值，但这是更为重要的人口分散模式的一种限定条件。美国乡村人确实首先并大量地沿河岸和海湾定居，这加强了他们和波士顿、费城、伦敦或者格拉斯哥的码头的联系。但是最引人注意的是他们快速地把他们的居住点向内陆扩展，离开他们的贸易通道，选择更便宜的土地，或者是因贫穷而避开沿着贸易路线的昂贵的土地，即使这些土地降低了他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分散的趋势在南方最为显著，包括弗吉尼亚州，那里的人口密度沿海岸向山麓地区递减，从局部来看，则由沿河地区向内陆地区递减，在有些地区这种递减趋势一直均匀地延伸到人迹罕至的边远山区（其中最显著的是纽约河南岸的广阔地区）。但是在新英格兰，分散也是以城镇为中心。在位于马萨诸塞州最为中心部分的伍斯特县（Worcester County），平均人口密度是每平方英里40人，远高于弗吉尼亚州山麓地区，人口密度比较高的地区位于横穿县中心的波士顿邮路和通往康涅狄格州和梅里麦克河（Merrimack Rivers）以及通往纳拉甘西特海湾（Narragansett Bay）的几条小河沿岸（见图）。但是，在弗吉尼亚州，山麓地区的模式是人口分散，而不是集中。在伍斯特县2/3的城镇在每平方英里30人到50人之间，除这些城镇以外的一半城镇其人口在很快接近这个水平，它们是更近一些时间建立的，坐落在这个县西北角较偏远处。
至于美国所有的地区，大西洋中部各州人口不少于弗吉尼亚州和新英格兰地区，但并不紧靠河流和道路，而是按照詹姆斯·麦迪逊所发现的方式沿整个大陆分布。麦迪逊在观察人口分布时发现“至少在大部分地区，总是有让其人口相等的同样趋势”。麦迪逊的这句话是在评论人们从已经定居的东部地区向未定居的西部地区宏大的迁移，但是他的这句话也可以用于本地人口模式，并且本质上具有同样的原因。向西部移民和本地人口扩散都表达了土地本身的重要性，以及在美国最主要群体的经济生活中，土地所提供的产品的重要性。这并不是说绝大部分美国农民是与商业市场相隔离，只是从事循环不休的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完全相反，在所有地区的农村都严重依赖于当地劳动力、设备和日用品交换体系，而且越小的农场——更接近于家庭仅仅进行生存水平的生产，它的所有者就似乎越深地陷入本地交换的复杂网络中。无论身居何地，即使与市场相距甚远，农民都与市场保持着联系，即使那些不是就近为欧洲迅速增长的谷物需求而生产的农民，或者活跃地参与比较旧式的远距离贸易的地区的农民，也为远距离市场生产货物以补充生存和社会生活需求的产品。弗吉尼亚南部小种植者会滚动着自己的烟叶桶从崎岖的乡村小路而下。新英格兰内陆缺乏商业化的偏僻地区的农民会赶着牛车穿越大地来到城市地区的市场，无论上游的河水多浅、多么不确定，载着苹果酒、草木灰、咸肉、毛皮以及其他农产品的平底船甚至是独木舟会顺流而下。但是对于所有美国农民，特别是对于那些很小、特别分散的农民而言，携带货物去市场只是一项断断续续的活动，是一项相对于持续的生产活动本身——清除土地、种植和收割庄稼、照料牲畜、建造和修理建筑、篱笆和工具——的偶尔的附属活动。因此，生产的首要地位和超越本地社区交换的显著第二位属性，是美国农村人口在18世纪末如此分散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普通人的野心集中体现在土地而不是贸易通道上，并且这一野心驱使他们去征服那么多“荒野”，驱赶土著人。 txt小说上传分享
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3）
与以后相比，他们所组成的社区和他们在这些社区中的生活，更为孤立，这部分是因为他们日常家庭生产的当务之急所致，部分是因为城市和城镇的初始网络联系少、机构少和本地外的交换媒体少。例如，1790年，只有不到一百种报纸、仅仅几种杂志在美国出版。大部分报纸是一周出版一次，一年中在美国印刷的个人报纸（还是一张张印而不是连续印）的数量不超过人口本身的数量。报纸印刷集中在，但绝不是限制在最大的城市里，城市出版的报纸一定程度上流通到农村地区。在宾夕法尼亚州，20种报纸中的12种，包括全部4种州日报，在费城出版，而周报在德国城（Germantown）、兰开斯特、哈里斯堡（Harrisburg）、卡莱尔（Carlisle）、钱伯斯堡（Chambersburg）、雷丁（Reading）、约克（York）和匹兹堡出版。但是最近有关美国早期信息传播的分析显示大部分普通的乡村人很少读报纸，他们更多地是从邮差或者其他旅行者口中获得外部的消息，以及从牧师和其他维持社区间经常通信的地方显要人物处获知消息。乡村中中等或者贫穷的人们自己并不写信，也收不到很多信，整个国家在1790年也只有75所邮局和1 875英里邮路的服务。一般来说，美国的道路状况很糟糕，无论陆地还是水上的非机械化的交通工具都是缓慢和不确定的。在严冬，不仅许多北部和西部乡村社区，甚至一些全国最繁忙的港口城市也因为河水和港口结冰以及道路在积雪下消失而几乎与世界完全隔断。最后，就像这个新的国家缺少城市和城镇的密集网络一样，它也缺少世界性的制度网络——如政党、区域和国家改革团体、友爱协会以及诸如此类的能使个人的视野超越家庭、邻里和社区的事务。
18世纪美国社区的相对孤立和规模较小使得它们很好地保存了恭顺的社会和政治关系。财产、声望和影响力的等级关系构成了美国社会运行的基础，不但充满了中央权力制度，而且也充满了构成绝大部分美国人日常生活的地方制度——家庭、教会和社区。在这些社区里没有领主，但是当地家族中年长者有权命令妻子、儿女和仆人去服从，长期驻留的牧师对整个社区的精神和世俗事务有很大的发言权，并且当地政治领袖是从有限数量的家庭中选出并在政治职权的位置上反复任职。更重要的是，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社区，社会上层和下层普遍存在着公认的不同，并且有一种或多或少普遍深入的一致同意的惯例规范着它们二者间日常的关系。特别是在较小的社区——即使是港口城镇的社区也不是很大，这些不同和关系是高度个人化和特别的，是在一个很小的、面对面的社会环境下通过日常的惯例形成的。因此，使用社会阶级的语言就更容易错误引导而不是有助于刻画他们的特性。顺从文化意味着社会的阶层是能被个人接受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的阶层被认为是一成不变的，而这种文化和社会表现出了18世纪大西洋世界的特征。
当然，它不能同样有力地刻画大西洋两边的特征。到大西洋彼岸的迁移过程解开了传统社会的束缚，而越过最初达到的海岸社区继续向山麓地带和山谷的迁移过程进一步解放了他们。不受约束地拥有不动产的情况广泛存在于许多美国社区，甚至在普遍是租赁耕种土地的地方也没有像在欧洲那样产生沉重的保护关系和委托关系。在较大的城镇，缺乏行会和以行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