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历险-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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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1）
20多年前你加入《经济学人》，1993年你成为总编辑，你认为在过去20年间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23年前我加入《经济学人》时，它的规模仍很小，发行量只有今天的四分之一，在当时关注的主要是英国事务，读者的大多数也来自于本土。 过去20年中最显著的变化是，以上情况完全改变了。我们大部分篇幅关注的是非英国问题，只有不到20％的读者是英国人。尽管我们很早就被视作具有国际性眼光，但直到现在我们才成为一家全球性的报纸。 第二个变化与其相关，《经济学人》变得更加职业化。当报道全球事务时，我们有更多的全职记者与作家，他们具有更加杰出的能力。因为媒体的竞争更加激烈了，人们很容易通过CNN、BBC来得到更多的信息。我们设立了更多的办事处，拥有了更多的驻外记者，以提高报道质量。 第三个显著变化是，比起直接的新闻报道，我们投入更多的精力在分析性文章上。尽管我们仍称自己是报纸（Newspaper），但事实上，我们变成了一份Analysis Paper或是Argument。我们很少关注那种即时性新闻。 《经济学人》的变迁反映了英国与整个世界的社会变迁。在我1980年加入时，只有一名员工是非英美籍的。而现在，我们拥有了日本、印度、德国等不同国籍的用英语写作的记者。员工的教育背景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再仅仅是那些在英国大学受教育的牛津与剑桥毕业生。我们的员工拥有更广泛与复杂的教育和出身背景，我们拥有了更多的女性员工。 我们对一些事物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我任总编辑期间，一些编辑政策也做了改变。我决定《经济学人》应该反对王室，我们应为废除王室而呼吁。而如今编辑部内大部分员工也支持这一倾向，这在20年前是不可能的。 在1843年《经济学人》创办时，英国是世界的中心，一个帝国，而如今它只是个二流国家，这种改变如何影响了《经济学人》？ 英国的衰落解放了《经济学人》，让我们更加全球化。我们是非美国视角的，当然我们吸收了一些美国式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但我们如今更为独立了。英国只是我们感兴趣的一个国家，我们是一家英国的报纸，有着英国式的态度，但我们不仅仅为英国的利益服务，我们关注所有的国家与地区。对，我们受制于这个现实，我们是英国人，受的是英式教育，但我们相当全球化。 《经济学人》的历史上有一些伟大的编辑，比如创始人詹姆斯·威尔逊、第三任主编白芝浩，他们的主要传统是什么？ 我们被他们影响，但我们并非他们的俘虏。最大的影响来自传统，这是基本的信念—自由市场、自由贸易、民主。这些观念来自于白芝浩与他的岳父—也就是《经济学人》的创始人詹姆斯·威尔逊。 这些基础的信念被继承了下来，同时我们仍喜欢白芝浩关于清晰写作的信念—并没有复杂到无法用普通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话题。我们相信可以用清晰的英语写出专业化的文章，比如金融市场是如何运转的。人们可以用简洁而准确的方式交流，这是《经济学人》始终坚持的传统。我们可以关注生物技术、政券市场或是中国政治，或是格林斯潘。我们相信读者能理解这些，因为使用了相似的表达方式，这是白芝浩的重要传统。 在19世纪时，英国的媒体主要在与政府作斗争，以争取更多的自由与民主，政治是它们最大的议题。但如今，政治似乎越来越失去其中心位置，年轻一代不再想知道威斯敏斯特在争论什么，你对此感到忧虑吗？ 但新一代对于世界很感兴趣。他们想知道它如何运转，向何处去，他们也想知道怎么赚钱。但政治是惟一值得关心的主题。 你是对的。在19世纪英国并没有真正的民主，最大的议题是如何建立与争取民主。而现在，人们已经习惯了民主制度，甚至已经不关心自己的政治权力。但我们有了更广泛的兴趣，我们想知道世界的最新进展，而非总是沉湎于老问题。 《经济学人》的一个最大担心是，它的读者群不断老化，但这并没有发生。我们的读者平均年龄是41岁。这是个很好的数据，它表明我们同时拥有20多岁的年轻读者与70多岁的老年读者。 19世纪中后叶那个时代，人们仍然相信启蒙运动的信念、理性与社会进步，这种信念是《经济学人》建立的基础。但如今，人们似乎越来越相信人类非理性与混乱的一面，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自信了，这种改变会影响今天的《经济学人》吗？ 进步并非必然，但它是可能发生的。所以，我对启蒙运动的精神持乐观态度。 我们相信进步性，相信技术造成的麻烦要小于它带来的帮助。经济学与它的分析方式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问题。就像我们对于环境问题的态度，它并非如环保分子说的那样悲观与不可改变。恐怖主义是反抗启蒙运动遗产的一种方式。而环保主义者是另一种形态，他们相信经济增长将不可避免地摧毁环境与我们的星球。但我们不相信这一点，这同样是白芝浩与威尔逊的传统，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能够找到解决方案，以达成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 对于恐怖主义，我们也抱有类似的信念。我们不是福山（Fukuyamamen）的信徒，以为历史已经终结。我们也不认为每个国家都会不可避免地民主化。但我们相信，民主是可以传播的。
访谈（2）
1999年你写作了《自由之旅》这篇长文。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我们生活在由柏林墙倒塌而带来的对自由的极度自信的状态之中。“9·11”是对这种信念的一个巨大颠覆，对你个人的信念有改变吗？ 不，没有。它令人震惊，但它并未改变我的基本信念。我把它视作对进步与自由观念的一种挑战。是的，更先进的交流工具，科学方式与技术手段加强了恐怖主义的破坏力，但它们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自由的信念。 所以，“9·11”并非是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不，我不认为它是。它是前进路程中的一个抵消力，但不是转折点。 那你如何评估美国政府在过去14个月中的反恐行动？ 布什政府取得了很多进步。 他是对的，他说反恐战争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多的努力。我们不能指望很快就获得胜利。他在阿富汗问题上取得了很多成功。阿富汗如今正处于一种更好的状态。 他也使恐怖分子的日子更难过一些。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处决，而另一些则陷入了更孤立的状态。但他并未能使恐怖行动变得不再可能，这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个任务中更关键的部分是如何帮助阿拉伯世界逐步实现现代化，缺乏现代化是恐怖主义横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认为美国需要帮助并鼓励阿拉伯国家更民主化、全球化，鼓励个人的健康发展。同时我也认为，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一步，该政权已成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障碍。一年，或者两年内，我们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仍不够显著。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与现代化的真正进程还未开始。 在最近的一期《卫报》专栏上，你催促西方世界更加果断地推翻萨达姆政权，但一些观察家相信，这会引发阿拉伯世界的仇美情绪，并引发新的中东动荡？ 不，不会如此。美国很可能会成功，它会给伊拉克人民带来新开端，也可能给阿拉伯世界带来改革的契机。它同样会有助于巴以和谈。 我的预测是，通过安理会授权的伊拉克战争将会成功，萨达姆会被推翻，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之旅亦将由此展开。因为战争是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内发生的，并且它得到了其他国家的支持。 它不太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仇美情绪。你可以看看1945年的日本，它同样有仇美情绪，但没有人们最初想像的那样大，美国改变了日本政府与国家的结构。 但现代化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它是科学与技术的现代化，但同时它还是人的思维状况与价值观念的现代化，比如宽容、民主与人权。你能确信阿拉伯世界真的能够改变他们长期以来的价值观吗？ 可能的。你看土耳其，自从凯末尔推行世俗化以来，它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而最近20年中，阿拉伯世界在人权上的表现并不理想。但我不相信这是由于其信仰和价值观造成的，它主要是由于政府的政策造成的。我相信阿拉伯人民希望他们的政府是有效与负责的，尊重人权。我不相信他们的价值体系反对人权这样的观念。我认为这并非价值观的问题，而是政府治理的问题。萨达姆只是个极权主义的独裁者，并恰好是个穆斯林而已。 美国成为霸权国家已不可避免吗？它是19世纪的英国的翻版吗？ 不，我不认为美国希望自己成为新的帝国。我知道一些人在美国谈论帝国这一问题，但大多数美国人不能接受这一理念。美国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国家，政府不可能过分超越民意来作决定。 美国政策总是在国际主义与孤立主义间摇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哪个浪潮会占上风？ 是的，伍德罗·威尔逊的国际主义遗产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的思维，他们希望传播民主与自由的理想。但美国仍会在技术上与一些极权主义国家进行联盟，以确保局面的稳定。我不相信它会像帝国一样去直接控制别国的政府。 对于硬币的另一面，孤立主义已不是可行的选择。我们的世界已如此全球化，“9·11”同样证明置身事外已不太可能。对于美国人来说，帝国主义是个糟糕的选择，他们很难接受。 年轻时，你希望做什么？ 我希望成为一名记者。我对于时事与新闻非常感兴趣。我在高中的最后两年开始学习经济学。我对于事物如何发生、人们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决定感到很好奇。 那么为什么不成为一名学者或是金融分析师？ 是的，我最初的选择是学者或记者，但最终选择后者。我不喜欢做一个银行家或是从事其他职业。 《经济学人》是一份与众不同的媒体，而它的编辑似乎也并非普通意义上的记者。他们从不满足于单纯的报道，但又非学院派与机构分析师。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 我的基本工作是向人们解释事件是如何发生的。《经济学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一直试图告诉人们该如何去做。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不断地说“我相信”、“我认为”是不够的，我们要通过分析与争论来证明我们的观点。很多报纸是意见报纸（Opinion Paper），但我们更多是依靠建立在证据与事实之上的分析。只有很少的出版物以事实为基础，建立其相应的逻辑推理。
访谈（3）
《经济学人》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不仅仅关注经济学，它还关注政治、环境、科技、生物技术等诸多问题。我们与经济学家最大的关联之处在于，我们用经济学家的方式来思考，在准确的数据之上进行严密的逻辑分析。 那么作为这样一份兴趣广泛的杂志的总编辑，你必须是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吗？ 在成为总编辑前，我懂商业，理解经济学。但后来我发现自己必须对中国政治、技术、波斯尼亚、非洲等很多问题都有所理解。这是个伟大的工作，因为我学到了很多新东西。 谈一谈你在日本的经历，它如何塑造了你的世界观？ 我是在1984年去日本的。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人们试图理解，日本如何与众不同。但我却吃惊地发现，日本并没什么不同之处。日本给我的冲击是其股票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破产。它塑造了我看世界的角度—寻找共通点、常识性，而非刻意强调不同。 不管是经济学原理，还是个人心理，总是遵循一些普适原则。这不仅是类似于民主的概念，也关乎人们对自己重要性的感觉。所有国家与种族都分享这一基础信念。我前往寻找不同，却只找到类似之处。 请谈一谈你对布莱尔的个人印象。《观察家》杂志称其为一位后现代总统，因为他善于辞令，却缺乏实质行为；他虚伪，迎合中产阶级的庸俗趣味。 它的�
